文|IPP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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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中产阶级很可怜，买了房子变房奴，小孩上学变孩奴，一个人生了大病一家人几乎可以倾家荡产。
编者按
2017年4月17日，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做客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智库报告厅，做了题为《中国改革的现状与未来》的演讲。演讲文字稿较长，IPP评论经郑永年教授授权，陆续刊发这次重要演讲的全文。今天刊发的内容是这篇演讲稿的第五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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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 | 郑永年2017再论改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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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的改革共识 | 郑永年2017再论改革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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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与中国的政商关系 | 郑永年2017再论改革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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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未来走向 | 郑永年2017再论改革之四
01
为何要扩大中产阶级的规模
我们的社会建设这几年进步并不大。社会建设应该是今天中国头等重要的改革领域，决定了下一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会不会成功。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都是因为社会改革、社会政策没有做好或者做得不够。我们的经济一直在说要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社会，建立内需社会才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那么，为什么内需社会建立不起来呢？简单地说，因为我们的中产阶级太小。
我在前面说日本、亚洲“四小龙”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把中产阶级做大到75%左右。我们现在的中产阶级有多大？大家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不一样，但一般比较合理的估计是25%左右。中国经济增长已经40多年了，增长率比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还高，为什么我们的中产阶级比例还是那么小？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社会，消费社会跟中产阶级是等义词，互相可以替换使用。为什么中产阶级还小呢？因为我们的中产阶级没有社会制度基础。
比如在英国，老百姓的存款率很低，有钱就主要用于消费。他们干嘛要存款？房子很便宜，看病不要钱，读书不用钱，那么存钱干什么用？这就是社会政策在起作用。北欧社会更是这样，企业家的税收很高，达到60%，甚至更高。他们基本上实现了马克思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社会，大家住的房子差不多，小孩上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富人跟穷人唯一的区别是可能出差坐公务舱，红酒喝好一点，就这样一点点的差别。北欧国家的社会政策更是保证了清廉政府。新加坡、中国香港是高薪养廉，但北欧社会政府官员的薪水并不高，可以说是低薪下的廉洁。这里社会政策发挥了主要作用。我以前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探讨怎么反腐败的问题。
反腐败不能光靠反腐败机构的设置，而是要通过包括公务员制度改革、行政改革、社会改革，完善一整套的政策来保证一个清廉的社会。朱元璋的反腐败够厉害，但是没用，因为没有一整套的系统。所以，社会改革是最重要的反腐败方法。
02
为何中国老百姓仇富仇官
为什么现在中国老百姓仇富仇官？还不是因为贫富差距大，社会不公平。而这也是社会建设问题。实际上，中国的中产阶级很可怜，买了房子变房奴，小孩上学变孩奴，一个人生了大病一家人几乎可以倾家荡产。而在欧洲，社会被社会政策保护起来了。其实，无非就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就是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不做呢？我们算过，如果不包括农村，即使在不增加新房子的情况下，就存量房就足以让每一个城市居民都有40多平米住房了。现在还要大盖房子，为什么不像新加坡那样做公租房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城市，房价涨得一塌糊涂，而房地产的泡沫仍然巨大。
我最近一直在提倡中国要走分散的城市化道路。世界上一个普遍的规律是“穷人的城市，富人的乡下”。德国的城镇化非常高，但80%的人口居住在2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我们过去的城市化道路方向错了，即把所有的优质资源全往那几个城市堆。有一位退休的领导跟我说，在优质资源这样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中国要做好医疗改革，门儿都没有。所有人都想去北京上学，上北京去看病，因为最好的教授、最好的医生都在北京，他们想去北京，这是人心所向，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的资源太过于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大城市化的弊端很难破解。大城市的资源要分散，至少不能再继续往大城市堆了。
农村现代化也势在必行。如果现在农村的情况继续下去，农村流出性的衰落不可避免。农民有钱了就到城市去买房子，哪怕家里有房子也不住。政府对农村就那么一点投入，而且没有社会资本的流入。农村现在是单向地流出。要有双向流动，让社会资本也可以到农村去，这样才会平衡一些。光靠政府一家，政府资本进去了，能好一阵子；政府的资本一抽出来，情况马上又变得糟糕。这不是可持续的发展。
所以，社会建设是重中之重。社会建设做不好，以后政治开放更麻烦。中产阶级是很好的一个社会主体，但我们现在把它高度政治化了。总有人觉得“中产阶级”一定要跟政府分权，如同在西方；但实际上则不然。像在日本和新加坡，中产阶级都是支持政府的，因为中产阶级是政府培养出来的，肯定是支持政府的。这跟西方的模式不一样。我们的很多学者和官员既不了解西方也不了解东亚社会，只会把一些现象做简单的“政治化”。社会成长了，政府的负担就会减轻。欧洲的一些国家，几个月没有总理也没有关系。日本大灾难的时候，政府并不作为，但老百姓自己很作为。
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为主体的，但我们总是忘了建设社会。我觉得，我们对公务员、干部的很多考核，其他什么标准都不重要，就看看他们的社会建设做得怎么样。社会建设好了，我们就会有非常大好的明天。所以我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谢谢！
＊本文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微信ID：IPP-REVIEW）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的演讲稿，经作者本人审定。文章首发于时政评论网“正角评论”。
编辑：正角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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