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上学的时候，被“长江读书奖”风波吸引着关注了很长时间。那个奖的设立，用以嘉奖几部（篇）大陆中国学者的学术专著以及优秀文章，肯定是件好事，结果，因为获奖书中有一本（记得）印数只有区区两三千册的《汪晖自选集》，学术行里口水横飞。有些人说汪晖身为评审委员会委员，著作获选是在光天化日下行耻辱之事，我则只是觉得，放在其他获奖作品旁边，《汪晖自选集》看上去特别高傲的样子。
后来“长江读书奖”再也没有评过，倒是有个“长江学者”，入选的学者据说每年能领到一笔丰厚的资助，就不必像普通学者那样，为了个人生计而在争取研究经费之类的事上动足脑筋了。生计是很重要的，日子过不下去的学者，操心古今中西之事，自己都会觉得心虚。在生计和学术志业之间，总是存在一种难以平衡的关系，似乎做人文学问就理当清苦，做学问来钱的，反而显得有点怪异。
“长江读书奖”风波是为公平之争，也是阵营之争，最终是利益之争。今天下这样的判断，应该不过分。十年后，我接下了黄乐嫣《忧思中国》一书的翻译，书中将这段往事重提，把它看作中国人文学者阵营“分裂”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不过，黄教授没有一言以蔽之地以“利益之争”论之，她概述了风波期间的话语交锋，以证明自己的观点：“由于汉语批判性研究是从一种公共或集体代言人的立场出发说话的，作者和读者就都怀有一种共同的认知，即思想的发表，应当被理解为首先是一种旨在促进更高的善的无私劳动。中国的思想实践，或显白或隐晦地宣称并自我承担了通过学术保存道德的任务。”
思想的发表，被预设为“无私”的，如果谁得了“私”攫取了利或名就会遭到质疑。这种观念是怎么来的呢？黄著又有一番议论，关于“国”与“家”，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伦理观：“（中国知识分子在其写作中）给国家赋予了家园或家庭的亲密感，他们使用的语言一方面在这种亲密感中沉浸已久，另一方面又一次次曲线地指向了自己所受的种种限制，强加下这些限制的，是一个非理性的或独裁的家长。而且，他们对中国思想研究现状的不满，呼应着传统文化中的‘修齐治平’的责任，在这种责任的熏染下，今天的中文写作带上了一份气质：每个写作者都是代言人，都承担着代表公共或集体的责任。”
这印证了我自己的印象。尤其在翻阅1980年代的《读书》杂志时，深感那些熟面孔，如粱治平、赵越胜、朱学勤、秦晖、徐友渔、刘军宁，是如此喜欢使用大词和宏大概念——“中国”、“中国人”、“自由”、“自由主义”、“权威”、“理性”、“共和”、“公民”……当他们在讲述中国的种种是非的时候，都有一种“代言人”或者“代思人”，代替中国人思考的味道。在同一气质的笼罩下，那代《读书》作者群几乎是一体的，辨不出明显的立场分歧，即使在搬运海外新旧知识的时候，其使用的修辞都带有某种“家国情怀”，让我很难想到，写作跟他们的谋生之间有什么关系。
对“公”的共识，便是形成于那个风气相对开放的启蒙时代，概而言之，“公”即忧思中国，一种具有绝对的道德正当性的行为：我为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思考、指画，我就站在道德的立场上。信任这种道德上的真诚，是一切相关讨论的根本，否则就阴谋论纷飞，说忧思是表面的，背后有着立场及利益。
到了世纪之交发生“长江读书奖”风波时，情况就是如此。市场经济渗入了思想学术界，圈内人对学术是门“生意”、话语是种资本心知肚明，一个学说之流行，首先得益的与其是中国及中国人，不如说是提出该学说的那位学者自己。于是话语渐渐变成了战场，“公”与“私”之间的对立凸现，在可争取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学者们以“公”之名指责别人谋“私”，真是顺理成章。
《忧思中国》一书并不是对这些学者说话，告诉他们应该如何、不该如何的。
在学者观点的是与非问题上，黄乐嫣几乎是无立场的。她惯以“中国知识分子”概括所有人：“中国知识分子更加习惯于用行家里手的口气谈论中国的现实需要，进而习惯于罢黜百家、独尊一术，而不去，譬如说，放弃对任何完全一致的意见的诉求，转而谋求考察各异的信念，尽可能多地收集合理观点进行调和，从中求得善”。“求得善”的正当过程，必须远比中国知识分子们事实上所做的更具耐心，更诉诸时间。黄乐嫣捍卫的立场，是一种思维和语言上的立场：她从中国学者的文句修辞中，指出他们为获取权威而不加反思地滥用既有语汇：“他们普遍对自我反思本身兴味索然。例如，德里达对民主、正义的语汇系统进行开放式质询，既认可已经以民主正义的名义实现了的一切，也认可还有大量的未命名和未降临——因为我们的话语系统一时之间仍然对这些未来的事件不开放……”
对一般读者来说，黄乐嫣推崇的“英美自我反思式批判性话语”，一种内收的、不断拷问自己所用概念的写作，恐怕比较高冷，它几乎反对得出任何“结论”，更不用说给中国指出一条明路了。中国学者并非无人得此要领，就我所见，像中国社科院专治日本现代文化的学者孙歌，就是自我反思型写作的高手。不过，在《忧思中国》成书的21世纪伊始的五六年里，从八十年代过来的那批主要以《读书》为阵地的人文知识分子，大多陷身于黄乐嫣所否定的那种“忧思中国”的话语窠臼。在这些人中，习惯上称为“自由主义”的那一派人尤有典型症状，在本书第三章里，作者的点名相当不客气：“北京政治学者和文人刘军宁一口气引了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到争议作家安·兰德等一系列西方作者，来给他的论点——财产权的不可侵犯性是所有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基础——找得支持……他多半不了解或者不在乎这一事实，即兰德从未正式厕身英语哲学界名录，她可能只是一个检讨（甚至嘲笑）的对象，她是不通哲学之徒里的典型。”
黄乐嫣锐利地指出，刘军宁这样随意搬用外国权威的写作，是离开学术的界域，进入“思想的话语王国”，让学术圈外的人读了之后以为见到了权威赫赫的真理。作为对比，《忧思中国》对新左派人物，如汪晖、崔之元之类则予以相当的重视。一个有些神奇的现象：汪晖那种叠床架屋的中文写作，在译为英语后却能匹配英语的阅读习惯，被大量地引用，黄乐嫣还指出，汪晖等人的写作与“自我反思”比较接近，只是终究未达。
我曾为这种重视而疑惑，在译完全书后，疑惑有所消散。以文句冗长、善于制造超长术语著称的汪晖，对语言的敏锐超越了很多与他敌对的学者，哪怕他把敏锐都用在了指摘别人上。很可能，在英语学者看来，汪晖制造术语（这种术语让我在引其原文时都常常厌烦），正是不肯为了“近便”而使用既有语汇的结果，那些既有语汇就像被拔出来的萝卜一样，浑身带着语境和感情色彩的泥泞——被学者们利用来为自己的论辩增添力量。同时，制造术语，且是那种不带比喻的学术术语，与“直男癌”、“蚁族”、“正确的打开方式”之类网词网语截然相反，也是为了不被扣上大大小小的各种“帽子”（是不得已之计吗？），这些帽子自带鲜明的褒贬，一向在论敌之间扔来掷去。
即使汪晖的写作素来不顾读者好恶，不讲“体验”，黄乐嫣也看到了汪的可取之处：汪的耐性超好，能够一一评述别人的写作，能站在宏观大陆人文知识分子整体的高度去梳理“思想动态”。这种梳理工作，似乎不像我过去认为的那样无甚价值。再看邓正来、许纪霖等喜欢盘点、回顾、作“大事记”的学者，他们的文章不仅被引用率高，还能让作者不易受到敌对阵营的攻击，只因它们是拉开了一定距离的写作，显得不那么“忧思”，不那么居高临下。
既然反复重申自我反思式批判的必要性，黄乐嫣自己的写作就必须是这一批判形式的完美呈现。确实如此。在第五章“一种质询的诗学”中，她将论述的重心从学术道德、规范之类完全转移到批判性写作本身，同时展现了自己的写作“诗学”。我称她的风格为“滚筒印花式”：以一个白色滚筒在满地的原材料上滚过，染上各种材料的颜色，组成一张首尾两端相接的环形全景，然后复滚之，再滚之，非得细读之后，才能识别出——套用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著名譬喻——“地毯上的图案”，也就是她在做这一番研究时，内心始终观照着的核心问题。
德里达对语言做出了终极性的怀疑和拷问，黄乐嫣深受其影响，就中国知识分子对语言的麻木屡作批判。她在第五章中说：“中文批判话语的确然性隐含着一种明白确凿地表达人文关怀的决定论……这种先设的明晰性表现了对确凿真理的强烈渴望，人们预设了这一真理是可以用语言说清楚的。为了理解这话语中的似真性程度，我们只需看看近年来‘西方理论’的无数中国译本，在其中，在原始的英文里尤有偶然感的语词，常常通过其中文重新表述而变得毅然决然起来。”
但语言并不透明，无法传递唯一的真理，因此无数的文本只是在制造“似真”。黄乐嫣看到了经过中文重述后的英文原文，带上了本来没有的决定论语气，不过，她自己在研究中文文本的时候，有时也会把作者本无重要意义的词汇找出来，煞费周章地玩味。西方汉学家读中文文本，免不了会有这样的失误。她在第四章中甚至解读了一份“思想汇报”性质的论文，逐字逐句推敲其中的修辞。她连篇地引用原文，将文本中的话语印到自己的滚筒上，不管它们是国人眼里多么烂俗而空洞的套话，只为让它们的色彩显现出来。这简直是一场孤注一掷的细读。
失误也好，过分的解读也罢，作者将文本掰开揉碎、条分缕析的热情是此间罕见的：她比中国学者自己更重视他们所写下的字，不惜冒小题大做的风险。经过一个从不屑、怀疑到逐渐佩服的过程后，我觉得自己距离自我反思型批判的价值核心接近了一步。英语学者重视文本，毕竟是因为他们对文字之后的真诚抱有信任：即使黄乐嫣心里明白，她也不能声称中国学者心中只有“私”，从而一概否定，而宁可将他们视为一些有最起码的“公”心，只是在立论、推理和辩难时，容易落入一个个话语陷阱、修辞陷阱而不自知的人，一些从前辈手中恭恭敬敬接过“修齐治平”古训的人，一些想当然地认为真理昭彰、只是有待发现和表述的人。以西方学人性情之相对简单纯粹，他们的中国同行显得太聪明；“通过学术来保存道德”，这份负担他们肩不起，只要能脱离眼下的卑微，中国学人也就很满意了。
我与黄乐嫣只见过一面，她就将此书托付与我，也没有说“希不辱使命”之类的话。她是个十分谦虚的人，完全没有墨纳什大学里独当一面的教授的派头，而是向我打听对一些中国学者的文字的看法。她的论述那么持平，而宁静的表面上又不时有洞见的尖锥耸立出来。
（《忧思中国》，（澳大利亚）黄乐嫣/著,中央编译出版社即将出版。）
经 济 观 察 报 ∣理性 建设性
本文由知事 转码显示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