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三声
他们看似站在新音乐消费时代的门口，却因为左右拉扯而从未真正进去。
作者 | 齐朋利
再回忆2007年那个夏天，陈楚生印象最深刻的是粉丝。
在快男北京欢乐谷的三强拉票会上，大批狂热的“花生”们淋着雨挤在门外高喊偶像名字，这画面让陈楚生难忘。
同为当年快男选手的俞灏明，也第一次被自己的粉丝举牌、尖叫、追车、跟到家里或者酒店。这让俞灏明感觉得意，“怎么可能不得意，那时我才19岁。”
2007年快男
07年快男连同早期的音乐选秀节目，更像是传统唱片工业衰落和电视综艺节目升级双作用下的大型社会实验。作为那个时代最成功的产品，陈楚生、张杰、魏晨、俞灏明等13个原本平凡的年轻人尝到了一夜爆红的滋味。
不过，十年时间过去，除了张杰、陈楚生等少数人，大部分人发展平平，甚至很多人早已离开音乐行业。
这种结果的形成不在于天份与努力，更多是时代使然。这是介于传统唱片工业和数字音乐夹缝里的一批选秀歌手，前者的衰落导致了他们缺乏作品支撑和个人规划，而在数字音乐时代粉丝互动和个性化表达又让他们难以适应。
回顾07快男的过去十年，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这些年轻人的努力与迷茫，更是传统偶像培养模式的失落与歌迷审美的变迁。在当下这个追求平等与互动的时代，通过互联网或各种方式打造的更个性立体的偶像正日益受到欢迎。
他们看似站在新音乐消费时代的门口，却因为左右拉扯而从未真正进去。
“没什么让你变化的可能”
陈楚生&SPY.C
“音乐”和“梦想”总是喜欢联系在一起，而这也是陈楚生青春的两个关键词。他19岁来到深圳，在送外卖和酒吧驻唱的工作中度过七年。传统的音乐公司曾经发现了陈楚生。2003年，他获得长沙PUB歌手大赛冠军，签约百代唱片。
这段关系只维持了两年。就在陈楚生签约百代的同时，传统唱片在中国迎来最后的辉煌，就迅速结束短暂的春天——2003年末2004年初，朴树的《生如夏花》和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销量分别高达100万和400万张。几个月后，网络歌曲《老鼠爱大米》走红，单月彩铃下载量达600万次，瞬间超过朴树和刀郎全年专辑销量的总和。
音乐公司的迷茫是多重的。中国音乐市场在本已非常脆弱的情况下遭遇了互联网的重击，依靠少数天才打开封闭耳朵的红利快速被消化，脱离原有生产流程和传播渠道的“神曲”反而成为利润最高的产品。
大家都相信，这个行业的上升通道和变现渠道出现了巨大问题。在很长时间内，电视平台是重要的参与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音乐繁荣时期电视节目中有相当数量的时间和栏目在推广原创音乐。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央视《东方时空》“95新歌”，一年52周，每周五分钟推一首原创新歌，用MV形式呈现。
“电视台在推原创音乐，这件事有它的态度。”时任音乐总监黄小茂记得，许多音乐人寄来小样，没钱录音和拍摄MV，节目组给他们提供资金。像很多野蛮生长的产业一样，那时候的音乐市场“不用去想谁接受得了接受不了”。
电视台的强势回归，首先表现在所谓的“打通上升通道”，将草根的音乐爱好者通过快速而热闹的选秀推到饥渴的市场前。善于激发年轻人亢奋精神的湖南卫视在2005年将《超级女声》点燃到全民爆款，而第一届《快乐男声》在策划时便旨在追求新的火热程度。
陈楚生&SPY.C宣传照
陈楚生将此视为自己再度进入音乐行业的机会，即使他很清楚这会是一个作秀大于音乐的系统，并在日后用极高代价予以反抗——当时的现实根本没给他还手之力，在唱片公司发展不顺，又“不可能在酒吧跑一辈子”。
2004年东方卫视《我型我秀》总冠军、签约了上腾娱乐和环球唱片的张杰，也决定再次回到选秀的舞台，“重新出道”——选秀虽然成为中国电视行业的普遍场面，但是有能力将选手推出至全民市场的，在当时只有湖南卫视。
张杰最终为了参加“快男”而选择与原公司解约。在事后的回忆文章中，这场解约让张杰与其粉丝群体付出了精力和财务的巨大代价。
虽然经过了三年超女的摸索，但是当时的电视选秀节目依然相对粗糙，绝大多数参赛选手没什么面对镜头的经验，青涩而稚嫩。陈楚生回忆道，“不知道怎么掩饰慌张或惊喜，舞台上的表现也到处是破绽。”
在当时那些参赛选手中，30岁的吉杰是参赛选手中较大的，同时也是百加得洋酒高管，而18岁的王栎鑫是参赛选手中最小的，俞灏明比王栎鑫大一岁，两个人都是学生。王铮亮是川音教师，陆虎参加过《闪亮新主播》主持人比赛。
恰恰是这种破绽造就了《快乐男声》的成功，选秀节目直接拉近了偶像与粉丝之间的距离，这是传统音乐工业“造神”理念中无法实现的。陈楚生表示：“（我们）这些人的表现不像是艺人更像身边的朋友，让观众感觉没那么远，有共鸣。”
相比善于进攻大众市场的唱片公司，电视选秀节目开始让“个性审美”崭露头角但又要处于安全边界之内。有着强烈忧郁气质的陈楚生在2007年快男中尤其受欢迎，总决赛观众用331万张短信投票将他送上总冠军宝座。这是自2005年李宇春以352万张投票超女夺冠后，选秀节目迎来的又一高峰。
决定以选秀为入口而参与音乐行业的电视台和节目制作公司，都要在这些快速走红的选秀歌手身上反复套利，也让大多数的解约和出走都显得成本极高。
这都是后话，顶着一夏天的光环，“快男”们很快就进入了“音乐圈”。2007年11月，陈楚生EP《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卖出十万张；2008年1月，魏晨EP《乐天派》10天卖出12万张。在“唱片已死”的当时，虽然比3年前的冠军数字已经缩水十分之一，但也已经是不可思议的数字。
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开始，所谓的唱片已经承担不了收回成本的任务，而是成为类似于宣传物料的“名片”，音乐最重要的变现渠道变成现场演出，参加综艺节目也是保持人气和热度的重要方式。
夏天过去后，陈楚生、苏醒等参加了快男13强的全国巡回演唱会、录节目以及放伴奏带的商业活动。这让陈楚生感受到强烈的不适应，“和乐队演出或自己弹吉他有操控现场的感觉能收获舞台上的快感，唱伴奏带没什么让你变化的可能。”
“音乐美学的判断只剩唱功”
快男13强
光荣和夏天一样短暂，07快男的13强很快就碰到各自发展的壁垒，命运也开始分化。
立志于音乐梦想的陈楚生首先对创作环境感到厌烦。这种不满经过一年时间的发酵之后，在2008年湖南卫视跨年晚会当晚集中爆发。早前那张《原来我一直不孤单》EP的实际制作过程仅仅只有十天，陈楚生最终选择罢演晚会。
这种激烈的做法遭到了天娱的果断封杀，随之而来的是陈楚生的决意出走、天价解约费以及长达四年的合约纠纷。
选秀的本质并非是选择音乐人，而更接近于通过选举的方式选择时下更受欢迎的偶像，于是只要能在日后保持偶像人设和热度的形式都可以被选用。加之在成本方面的考虑，快男们很自然地成为当时湖南卫视自制偶像剧的演员们。
魏晨是天娱的重点培养对象，在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因为“照片门”事件而被雪藏，直到两年后才通过偶像剧《一起来看流星雨》重回大众视野。同时，俞灏明和日后凭借《时间都去哪儿》大火的王铮亮也出演了这部在当时饱受争议却收视奇高的电视剧。
残酷的竞争并没有随着比赛的结束而结束，排名第11的姚政和第13的陆虎就没有这样的运气。虽然姚政和陆虎都想进行音乐专辑的制作，但是当时天娱旗下艺人有数百位而优质资源极其有限，天娱无意帮姚政发唱片并不允许自由合作，陆虎同样难以得到唱歌的机会，最后转型成为制作人。
为了解决产能过剩的的问题，组成组合也是一种手段。排名第9的张远在2008年加入至上励合组合，借着《棉花糖》、《齐天大盛》等歌曲获得了一定的认知。
2009年10月，陈楚生签约华谊音乐，为《风声》、《狄仁杰之通天帝国》、《非诚勿扰2》等电影演唱主题曲。实际上，当时的华谊音乐更多的是为“影唱联动”和“音乐营销”做早期尝试，并不是单纯的向音乐创作负责，这让陈楚生难以拥有足够的自主权。
陈楚生并不是对“所有电影都有感觉”，出于影视剧宣传需要创作又过于紧促，很多歌曲“很难落下来扎根到人心里”。
2011年，陈楚生终于发布原创专辑《瘾》，同一年，排名第十二的快男郭彪因事业平平退出娱乐圈转行经商。魏晨在借助偶像剧重回市场之后，开始从由流行歌手开始转型做唱跳歌手，并主持了湖南卫视《给力星期天》。
相比之下，张杰一直是天娱的“宠儿”，双方的合约一直维持到2016年4月。目前为止，张杰已经发过12张专辑，成为07快男13强中出版音乐作品最多的人。
在大众的理解中，这种“宠儿”关系还受益于他与湖南卫视当家女主持人谢娜的婚姻，使得张杰有机会在湖南卫视各种综艺中曝光。但是，在张杰看来，这既属于“本职工作”，也属于“曲线救国”：“通过娱乐途径让大家去了解我，最终是让大家了解我的音乐。”
在陈楚生的思考中，07快男是那个时代让人快速接受然后消费和遗忘的群体，而他们身上的成功也更多是节目的成功，而绝非音乐内容的成功。“在比赛中快男更多的是翻唱经典，当然现在一些节目也是。但拿后来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的作品和经典比，大家是能感受到落差的。我觉得发展没有预期好，一个原因是作品没有支撑起来。”
07快男处于传统唱片工业的溃败时期，但是这个群体因为受到资源的扶持，而继续受到传统音乐公司的惯性影响——早期音乐并无个性、原创实力薄弱、制作流程笨拙——对专业唱片公司来说，正常流程制作一张专辑各项成本大约要上百万，这些钱却很难被收回。
陈楚生谈到，完整的作品除了音乐人自身的创作，还要有编曲和制作等环节。“唱片公司没有在作品上深挖，也少了后期对音乐人个性化塑造，十个人往一个模子里面去放，这和音乐没什么关系，更多属于娱乐营销的高潮。而且那时候做什么事都特别赶时间，那就很难去出一些能落到心里面的东西，这是挺可惜的。”
王小峰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即传统唱片业有一种好的审美和行业标准在那里，在尽可能为大众提供不同音乐产品。“选手们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时，他们身后没有精良的团队没有人花心思，没有人考虑他们自身的特点，音乐美学的判断只剩下唱功。”
湖南卫视著名节目制作人洪涛如此评价张杰：人气高，现场实力出类拔萃。在他的描述中，就连国际水准的Fremantle创意总监brian看过张杰彩排后，也称赞其是“所有艺人中最具舞台爆发力、掌控力的super star”。
但是，张杰的音乐可能已经不是这个时代年轻人最需要的。
“如果能重来，不一定去快男”
华晨宇
就在选秀节目爆发的同时，另外一批看似不拥有资源的音乐人和厂牌正在积聚能量，他们生存于传统工业之外，享受创作自由和音乐本身的美好。在度过漫长的物质艰难时期之后，他们迎来了比选秀歌手更有价值的黄金时期。
2004年12月，独立音乐人李志在有限范围内推出第一张《被禁忌的游戏》，同样在2007年，李志开始了“将进酒”全国巡回演唱会。2010年参加快乐男声的赵雷因为不满合约而止步于12强，第二年推出首张专辑《赵小雷》，继续独立音乐人之路。
今天炙手可热的好妹妹乐队在2010年参加《快乐男声》未通过海选，但通过豆瓣音乐、虾米音乐等平台发布作品，同时借助个人自媒体与歌迷形成的良好互动，逐渐积累了大批的有着极高忠实的粉丝群体。
从2007年开始，唱片公司摩登天空进军音乐节市场。在商演只针对主流音乐人的情况下，主打摇滚的音乐节开始为独立音乐人提供重要收入来源。2010年，著名音乐人卢中强和他的十三月文化开始推广“民谣在路上”系列演出，虽然并没有让公司很快获得盈利，但是非常有利于民谣音乐和独立音乐人的土壤培育。
独立音乐人的兴起，一方面体现了粉丝对于平等关系和个人价值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粉丝音乐审美的变化。流行音乐中略显俗套的痴男怨女和伪韩范儿的唱跳质量，逐渐让领略过海外高水平音乐的歌迷感到厌烦，同时，民谣、嘻哈、电音等细分类型的音乐已经开始逐渐兴起。
在“选举”意义上，以全民投票为主要模式的早期选秀，主要能力在于最短时间内动员最多的粉丝参与投票，同时是否符合与配合平台炒作需求也在选手晋级问题上占据重要权重。这种“民粹”式的选秀模式容易忽略音乐性的思考和真正个性风格的关注，而仅仅留存于形式与躁动。
独立音乐人所拥有的自由度和控制力、由此而生的音乐气质，以及粉丝群体的运营能力，正是07快男所集体缺失的，却是新的音乐消费时代所急需的。
选秀也在“用脚投票”的压力下进步， “火星人”华晨宇在2013年快男夺冠正是一种体现，这位能驾驭不同演唱风格并极具个性的歌手受到年轻人喜欢。在2016年超女中，“二次元偶像”圈九靠演唱《灌篮高手》、《千里千寻》、《大鱼海棠》等动漫歌曲最终夺得总冠军。
2017年，《快乐男声》在网络平台得以复活，其总导演陈刚反复强调“一定要潮”。他对选手的期待是，“我们希望选手能代表95后做有态度的音乐，去影响、引领更多95后年轻族群的追求。”
在音乐制造各个环节早已形成独立分工的环境下，陈楚生也在寻求自己的改变——继续追求十年不变的音乐梦想。他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每个月会花十到十五天和SPY.C乐队排练。
《侦探C》封面图
在新专辑《侦探C》里，陈楚生还尝试了合成器风格，律动鲜明，旋律轻松。在稍早前的音乐节现场演出时，年轻观众也很认可这些作品，这让陈楚生感到开心。
不过，在和粉丝沟通方式上，陈楚生坦言自己还没有在互联网时代找到适合自己的沟通方式，“可能是性格原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说。”陈楚生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点燃一支烟。
这是僵化的唱片工业留给他们的后遗症。张杰也没能建立与粉丝的良好沟通，面对争议和吐槽，张杰没像这个时代很多人那样以“自黑”化解。《歌手》里用自白式Rap回应让他背上了“尬普”的称号，反而显得笨拙而狼狈。
在2013年因为并不光彩的“打人事件”，苏醒和天娱解除了合约，这种略显剧烈的分手过程却让苏醒有机会迎来自己的新事业。实际上，有着长期海外生活经历的苏醒，对于嘻哈音乐一直抱有浓烈兴趣，选秀定义下的他没有空间在嘻哈方面做更多尝试。
与此同时，苏醒开设了自己的潮牌SPM和酒吧，靠自己的经营偿还了天娱的解约款。重要的是，随着嘻哈音乐在中国年轻人中的兴起，苏醒开始在各种嘻哈活动露面，并且开始将自己置于习惯的“嘻哈文化”中。他在前不久登上《吐槽大会》舞台，表现出色，也正在谋划自己的脱口秀节目。
如今的陈楚生已经结婚生子，定居于北京五环外，平时八点起床，八点半送小孩上学。那些和梦想、青春有关的友谊是这十年中最美好的部分。他时常会和陆虎见面。“虽然说他的生活不是很宽裕甚至还有些紧张，但他很乐观。我在碰到瓶颈的时候会去找他，大家会相互鼓励。”
如果再有机会，陈楚生可能不会再参加选秀，他已经有更多选择。“如果你对当下很满意的话，不一定非去不可。你对现状不满意，就想找到突破口。自己可以选择的时候，我就想是不是要试一下，朝着自己认可的方向努力，或许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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