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灵戈blog
出处：大浪淘沙，作者：赵皓阳，本文为摘选版
中国封建王朝的兴亡有一个内在的周期闭环：土地兼并周期律，“土地兼并一一土地危机一一农民起义一一战争消灭大量人口、出现大量荒地——土地所有权的调整（ 再分配） 一一安抚流民、开垦荒地——劝课农桑、发展经济、休养生息一一恢复和繁荣一一土地兼并”。
这一周期律在经济上的表现为土地兼并，在政治上的表现则为特权阶层的扩张。这一特权阶层，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表现，在汉朝为外戚和地方豪强，在两晋南北朝为士族阶级，在唐朝为藩镇武将，在南北宋为文官集团，在元朝为蒙古贵族。
特权阶层两个明显的趋势：
第一，特权的膨胀，无论是权力的广度和强度，都是在野蛮生长的过程中，类似于不可抑制的土地兼并；
第二，特权的去中心化，慢慢的，特权阶级的触手开始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他们之间的利益诉求开始变得多元化，统治精英们已经很难再维系一个主体意志，伴随着主体意志土崩瓦解的是特权阶级在群体无意识下的盲动，最终的结局就是特权阶级的自我毁灭。
有一个很好的比喻来形容特权阶层自我毁灭的过程：船底破了个洞开始进水了，如果大家齐心协力抢修很快就能排除险情，但是船上的人反而每个人开始去拆木板了。
但从历史上来看，每一个王朝的覆灭，都是从特权阶级自己挖自己墙角开始的。
北宋时期，冗官、冗兵、冗费和土地兼并、农民起义，是朝廷内部最大的困扰，这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大背景。失败的原因一方面确实由于理念过于超前，另一方面是因为变法的利益与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相抵触，于是“扛着红旗反红旗”破坏变法的现象普遍发生。
可以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是来自于官僚集团或有意或无意识的抵制。有意识的抵制就是以破坏新法为目的，就是故意搞砸你，“扛着红旗反红旗”，这是政治斗争；无意识的抵制就是特权阶级无论怎样都能从政策中找漏洞，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
王安石
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王安石的：“在神宗皇帝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
我们再来看看取代宋朝的少数民族政权是如何“自我毁灭”的。当少数民族贵族取代了文官集团成为了食物链顶层的“特权阶级”时，许多大领主都成为了地方军阀，不受朝廷节制，自然也不会出多大力气打农民军。
按理说元朝的低赋税在历史上都是出了名的，徭役政策也很宽松，但无奈地方领主太残暴、文官集团太腐败，低赋税的好处也落不到老百姓头上。
朱元璋总结元朝过失：“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老朱这话要怎么理解呢，元朝法律及其宽松——不是对老百姓宽松，而是对统治阶级宽松，是对蒙古领主和文官集团宽松，宽松的法制加剧了吏治的腐败。朱元璋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铁腕整顿吏治恐怕是封建朝代绝无仅有的——对官员的法律严了，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好过了。也正因此明初虽然经历了如靖难之役这样全国性的战争，但依然保持了近一百年的盛世，朱元璋对于文官集团的压制功不可没。
历史上得罪特权阶级的人，下场基本都不怎么好，这就是强行给一群无意识的群体树立主体意识的下场。而考成法也在第一时间被废除：我们文官集团不允许出现这么牛逼的人。
明代是文官政治的巅峰，这是封建时代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发达的封建经济自然造就了强壮的士大夫阶层。朱元璋一方面借鉴前朝经验，一方面能够从底层劳动人民的视角出发，完善了一套限制文官权力的措施，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然而这一措施是建立在君主本人高强度的工作和超高的政治手腕之上的，于是朱元璋死后，文官集团逐渐掌握了政治主动。建立在不信任武将勋贵集团和外戚集团的大前提下（因为文官集团再怎么样吃相也相对好看，文官也就争权夺势，武将可是懂不懂要砍人的，毕竟汉朝和唐朝的经历太惨痛，正因为放弃了武将勋贵和外戚，宋明两朝的皇帝没有一个死于非命的，也算是出于国家稳定考虑的选择），能够制约文官集团的只有宦官集团了。
大明王朝文官集团最后的表演更可谓是“异彩纷呈”，李自成都打到山西了，朝堂上还在相互攻讦，这个说那个改罢免，那个说这个不堪用，还在党同伐异吵来吵去。崇祯实在是穷得都要当裤子了，让大臣们捐点钱吧，内阁首辅捐了五百两，另一位阁员哭穷，说自己是个清官，一两都捐不出来。剩下的文官有的捐几百的、有的捐几十的。崇祯一看文官靠不住，就找到皇亲国戚和勋贵，让他们捐钱，心说改朝换代文官找了个新主子还能做官，但你们跟我大明朝荣辱与共，大明要亡了你们这些个驸马啊、国丈、公爵侯爵能剩下啥啊，都到了这个关头捐点钱还不行吗？
结果呢，这些皇亲国戚和勋贵们，一个赛着一个的哭穷，有人联名上书，有人把家里的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卖（这不是打皇帝的脸么）。皇帝生气，点了名要几个勋贵捐钱，然后这些勋贵为了不捐钱贿赂皇帝身边的太监，然后太监几次加码，结果贿赂的钱比皇帝规定要交的钱都多。皇帝的老岳父——周国丈，在京郊有数万亩的庄园，在北京闹市有好几家黄金位置的门店，崇祯让他捐十万两，他只拿出来一万两。皇后都看不下去了，偷偷给了她爹五千两，意思是让他深明大义别藏着掖着了，然后周国丈“深明大义”的从皇后五千两里克扣了两千两，最后交了一万三千两给崇祯。
所以，晚明时期的特权阶层，真是生动形象地给我们演示了什么叫做“大家一起拆木板”，除了“自我毁灭”这个词、。他们就是在几百年的特权浸淫中，变得贪婪、短视、愚昧、腐朽，对于这些特权阶级来说，刘宗敏的皮鞭是他们最好的归宿。——连十万两都不肯出的周国丈，最后李自成从他身上拷掠出了五十二万两白银；那两个内阁大学士，每一家都乖乖的给李自成送去了几万两。最后李自成从北京各级官员和勋贵处，拷掠出来了七千万两白银，这点钱打个对折，都够打三遍“万历三大征”了。
崇祯：可拉倒吧，朕的江山已经亡了，说这些有啥用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这样的末世，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丧失了主体意志，最后剩下的就是分崩离析。
多尔衮入关时，既定目标就是恢复金朝的领土，也就是达到淮河以北就知足了，毕竟满清入关不过带了十万出头的人马，多尔衮自己恐怕都没意识到这些人能够征服全中国。
多铎下江南更多是一种“打草谷”的性质，总共就带了两万人，结果满清兵锋一至，江北四镇降了三镇，扬州剩下一个史可法有句MMP讲不出来。大量的汉族正规军的投降，是满清政权统一中国、剿灭农民军的最核心力量。
为啥这些政府军给明朝打工的时候遇上农民军一触即溃，给满清打工了战斗力就像狗一样的嗷嗷叫了？无他，因为军饷发的足。明朝那些士大夫们，喂狗都不肯丢骨头的。
在历史上，儒家道德的约束是文官特权集团最后的防线，诸如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为臣死忠，为子死孝”“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话真的是有点用的。然而像钱谦益等人的出现表明了士大夫阶层已经彻底撕破了最后的面皮，他们的堕落是永无下线的。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文官士大夫阶层早已烂在了骨里，只等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教他们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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