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IPP评论
热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最近以压倒性优势火遍了大江南北。一时间，上至老人，下至90后均在追剧。百度热搜榜上，人民的名义搜索指数10倍于排位第二的《大唐荣耀》；微信上，火爆程度也是10倍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样的偶像剧。
这部剧里爆红的人物，无疑是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90后为他制作了表情包，歌曲《GDP之歌》。微信上现在谁聊天不用达康书记的表情，都觉得out了。
连同名者也沾光，微博上，跟饰演李达康的演员吴刚同名的顽石CEO吴刚也一起被粉丝错爱成了金V。
达康书记其实火的有点出乎意料。事前从创作团队，到宣传媒体没有人预料到吴刚扮演的达康书记会火到如此地步。因为论主角的戏份，他不如男一号的陆毅；论演员的演技，达康与高育良两位扮演者不相伯仲；论角色的正气，张丰毅塑造的沙瑞金毫不逊色；论官员的清廉，易学习比起李达康甚至可以算是家徒四壁；论人物的刚正，陈岩石比李达康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就是达康书记火到了如此地步！
不仅仅是优点不足，这位达康书记似乎还有很多缺点。剧中的达康书记居然就没有一个朋友，对替他背过黑锅，20年不升官的易学习不闻不问；为他受过后，辞职下海的王大路一直资助他女儿，他不仅不拿人当朋友，还故意疏远，警告对方不要来找他；结发妻子欧阳菁，对他百般失望。这样的凉薄之人，怎么还能受欢迎？
答案可能就在于根深蒂固的中国政治文化，他更符合中国人潜意识里传统文化中典型的清官形象。在传统中国文化里，最顶级的清官其实都是这样。他们铁面无私如包拯，正史记载包拯做官后跟亲戚朋友断绝来往，只存公义，毫无私情。在小说中形象不断被强化，两袖清风的海瑞，平时从不交际，没有任何朋友。海瑞在南京为官时对于提拔重用他的徐阶，执起法来也是毫不含糊，不打半点折扣。
大清第一廉吏于成龙，20年不见发妻，欧阳菁好歹还能因为离婚把达康书记喊回家，而于夫人恐怕是连休书都盼不来一封的。民间后来甚至流传着海瑞因为女儿吃仆人的饼而要求自己女儿饿死的故事，最可怕的是这个故事是一直被当做正面故事在宣传。这些清官也都比达康书记火，火了几个世纪了，还在继续火。包拯的火爆，妇孺皆知，各种戏剧，演义将其推为圣人。
如今的网友为清官达康书记仅仅制作了几个表情包，包拯的粉丝是真的为他塑了上千座塑像。如果说包拯更多是火在身后，那么海瑞在当时就是万人迷了。嘉靖年间海瑞在监狱的时候，他的画像就被很多百姓挂在家里，早请示晚汇报，是不折不扣的偶像级人物。
万历十三年，海瑞到南京赴任，正史记载，南京城万人空巷，只为了一睹海青天尊荣，政府甚至动用军队维持秩序海瑞才得以进城。一位福建的铁杆粉丝，步行上千里，穿坏了十几双鞋，来南京见海瑞。海瑞以为他有很大的冤情，亲自接见，不料此人只是行了一个礼，转身就走了，说是只是想看看海青天。这般的火爆程度，只怕是今天达康粉丝也只能算是理性崇拜。
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里，这些圈粉无数，备受推崇的清官都是凉薄之人？从一个侧面讲，他们说浅了是亲情淡薄，说重点就是当起官来六亲不认，甚至做起事来大义灭亲！（如海瑞杀女的故事，虽是杜撰但是民间却当做正面故事宣传）剧中备受推崇的达康书记对王大路这样的有恩于他的好友都刻意疏远，对于曾经替他受过的易学习没有任何情谊。
问题就在于，只有六亲不认，没有亲情感情的人，才最符合中国老百姓对传统当官的期望。因为腐败，向来就有典型腐败和非典型腐败之分。
非典型腐败
其实问题就在剧中点明了，有时社会的不公与腐败是非典型的。所谓典型性腐败，就是为了广义的利益明确的跨过规章界限的腐败，比如公然挪用公款（剧中的油气集团将国企资金挪用给私企山水集团），又比如程局长将警队公车借给弟弟的拆迁公司私用。非典型性腐败则不然，它虽然大部分时候也收钱，但是它办事的范围要么在灰色地带，有的甚至都是合法的。不管是帝国时期的中国还是当下社会，都存在这类问题。
周梅森在《人民的名义》剧中就展现了这一幕，蔡成功找达康书记的老婆，京州市城市银行的副行长欧阳菁办贷款，纯粹的公事。公办的事肯定不会公然不办，但是事情多，忙不过来，得慢慢办，就不会有什么错。办得“仔细”点甚至还是敬业。那发现你手续不全，文稿有误，格式不合，打回去要你重做，也是稀松平常。这样来来回回，多拖个十天半月，并不算稀罕。可惜蔡成功拖不起，他找民间借钱的日息是千分之八啊。所以蔡成功这样的商人就必须拿出一两个点来作为银行体系内部“福利”，让欧阳行长他们上下员工们在法律范围内积极主动，加班加点的把事情办了。
同样的情况广泛地存在于各种办事机构，财政拨款，各种补贴，审批。既然都是公事公办，你有事，人家也有事，都是公事，凭什么先办你的？一旦是先办谁的都合理合法的情况，那么这个合理合法的优先办理权，就成了大家赎买的对象。这个赎买，既可以是狭义的利益输送，也可以表现成“友情”相助。
比如官员帮自己的朋友和亲人，职权范围内努力办事，不收分文，简直是合理合法。就算是赎买，这个赎买权也往往非近官者不能得。如果是一个朋友亲戚和谐相处，甚至交友广布天下，互助互爱的官员，老百姓就不得不相信这些亲戚朋友在官员处理起事件来时，会在规章制度容许的范围内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
千年一场清官梦
由于这种非典型腐败存在上千年了，勤劳淳朴的传统社会百姓便难以相信一个爱家护友的人可以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官员（在职权范围内都完全秉公办理）。从这个角度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百姓最为推崇的清天大老爷是一些对身边朋友亲戚凉薄少恩，孑然一身的人了。因为只有这样无亲无友如包拯，抛妻弃子如于成龙，大义灭亲如海瑞者，才能让人放心的永远公正下去。然而，这种期待从包拯到于成龙，跨越千年，鲜有出现。
明清两代官员数以十万计，也只有海瑞、于成龙等寥寥数人可以满足期待。要求官员孑然一身，无亲戚朋友是非人性的，一个建立在非人性的要求上的清官梦只能是黄粱一梦，或者白日做梦。从达康书记海瑞般的火爆可以看出，这个梦还在民间社会广泛存在，不仅仅存在于中老年范围内，80、90后潜意识中也继续延续着这种对清官的审美。但是这个梦该醒了，也必须醒。如果清廉社会的建立不能指望李达康这样的特殊性官员，那么现实中该指望什么？
4月20日，成都的一群中年妇女在维权事件中高喊“达康书记为我们做主”。
不靠清官靠什么？
中国国内有一种看法，就是反腐可以依赖民主化。这些人都是把清廉政府和民主政治联系起来，或者把民主政治等同于清廉政府。很简单，经验地看，这个世界上尤其以北欧国家为主的清廉政府都是民主政府。美国和英国虽然腐败大案也频频爆发，尤其英国议会的塌方性腐败更是让英国议会制度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但总的来说还算不错。
背景阅读：
2009年以来，英国议员滥用公款报销个人账单丑闻接连被媒体曝光。英国三大政党、300余名议员卷入其中。《泰晤士报》甚至以“英国议会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来形容“报销门”丑闻，抨击议会制度存在导致议员贪污腐化的严重漏洞。
清廉政府和民主政治却没有简单的对应关系。例如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选举国家腐败程度就非常严重。很多海外华人到印度做生意都会对其政府的腐败无能表示难以想象。在很多腐败国家，修一条高速路，各级腐败官员吃点钱，修路时打点折扣，至少路就修起来了；在印度想修一条高速路，钱可以被腐败和低效的官僚瓜分干净，而路一点影子都没有。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在网上一搜就知道，整个印度其实只有一条200公里左右的正经高速公路，所有到印度旅游过的人也都体会过印度没有像样的交通网络。
东南亚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尼西亚，在国际上也是以腐败程度爆表而闻名。人们都说阳光下难有腐败，印尼就是一个阳光下都可以腐败的国家。众多到过印尼旅游经商的朋友都体会过印尼移民官公然在机场公开索要贿赂的行为（笔者自己也体会过）。印度尼西亚能在透明国际（国际上最权威的腐败评估组织）上长期霸榜亚洲最腐败国家，一直是对那些鼓吹民主就能治理腐败者一记最响亮的耳光。
另一个现象则更值得注意，亚洲公认的清廉度最高的两个政府新加坡政府和香港政府，都不是西方人眼中的民主政府。西方社会从来就不认为新加坡是民主国家，至少不够民主，亚洲民间持新加坡是民主国家态度的人也极少；但是新加坡政府的清廉则是东西方社会，从官方到民间所公认的。香港政府的清廉在殖民地时期就有名了，殖民地更是没有所谓的民主这回事。
现实的现象告诉我们，民主政治和清廉政府相关，但前者不能单独决定后者。无论是认识腐败的根源还是探讨清廉政府，都应该也必须跳出意识形态的束缚。如果从民主政治和权威政治的意识形态出发，就会出现简单化的“黑、白”观点，无助于真正认识到腐败如何产生，清廉的政府又如何成为可能。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就是，哪些遏制腐败的具体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实际上，《人民的名义》开篇就是从制度的弊病开始讨论的。剧中第一集，最高检反贪总局的侯亮平想联合汉东省反贪局陈海抓捕腐败市长丁义珍，就是在中央与地方在同一事件上处理的内部拉锯中失掉了直接抓捕丁义珍机会的。剧中汉东省检察长季昌明一句话就道破了关键“我们是双线领导”。实际上，反腐机构不见得越多就越好。较之其它国家，中国的反腐机构是最多的。机构众多，又不互相协调或者协调不好，导致了太多权力的内耗，各个机构间对办案权的拉锯，也加大了反腐的难度。
在国际透明组织排行榜上长期位居榜首的几个地区，丹麦、新加坡在反腐机构建设上就有经验可以仿效。丹麦是标准意义上的民主国家，新加坡是权威主义国家，意识层面形态上差别很大，但这两个国家在反腐上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反腐机构都非常小但是权力非常大。
新加坡的反贪局只有一百人左右的编制，丹麦的反腐检查机构，成立之初仅仅只有25人！反腐机构小，权力高度集中，责任也高度明确，又直属最高领导层。一旦发现腐败，承担反腐责任者就非常明确，也因为责任明确，又直属最高权力机构，反腐效率就极高。很多对北欧熟悉的朋友都不会忘记，2012年丹麦文化大臣在11月30日被爆出公务用餐超标，仅仅五天时间，就以利益输送嫌疑被迫辞职下台。其反腐的高效性一时让人叹为观止。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之所以比历次运动有效、有力，主要是因为这两方面的改进。首先是这次反腐败主要是由中纪委来主导，中纪委成为唯一的反腐败运动权力中心，改变了原来无人负责的情形。现在全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谁在负责反腐败，发现了腐败应当找谁去。其次，这个设置也确立了中纪委的权威。从横向看，中纪委派驻反腐败机构和人员进驻中央各领导部门和部委，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各领导部门和部委自己的腐败自己反。
进而，全国检察长会议2015年1月21日在北京召开，曹建明检察长会上指出，经中央批准，最高检将调整职务犯罪侦查预防机构，整合组建新的“反贪污贿赂总局”，强化直接侦查、指挥协调、业务指导等工作，加强一线办案力量。《人民的名义》实际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组织创作的。这部剧本身对反腐制度的讨论与反思，其实就映射着近来的反腐制度的调整。
运动型反腐的理性
《人民的名义》作为近年十来最优秀的反腐作品，不仅仅是由于其反腐的尺度，更在于其对腐败这个社会问题讨论的深度。
腐败的治理从来不是简单的制度问题。亚洲的另一个腐败大国菲律宾，政治上几乎复刻了美国的全套制度，但结果却是在反腐败、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领域，都没有取得令人认可的成功。
单就反腐而言，无论何种制度，倘若执行这些制度的人本身就是腐败分子，那么任何制度都是无效的。《人民的名义》中，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和他的汉大帮，就是盘踞在汉东司法界的一股毒瘤。书中汉东省之所以腐败严重，连丁义珍这样的人都能逃脱抓捕，其实就是因为以祁同伟为首的汉东司法体系内，已经满是蛀虫。
再者，不良的政治生态，会拉更多本可以不腐败的人下水。李达康书记的夫人欧阳菁，就明显是一位不需要贪腐，也不想贪腐的人。但由于小说中京州城市银行体系的“陋规”，所有参与房贷审批的人都要拿一份回扣，使得她不得不腐败。在一个群体腐败的环境中，“清廉”竟成为了欧阳行长巨大的政治负资产。
中国的一些文化因素似乎也在帮倒忙。很多中国人对于腐败，向来也是抱有双重标准的。别人搞腐败，他痛恨；自己搞或者家里人搞，就不痛恨了。他们的义愤填膺，往往是因为自己没有份。剧中的郑西坡就是一个典型。作为工人代表，当他是弱势群体时，他对腐败深恶痛绝。当政府一旦支持他们改组大风厂，他坐上了董事长的位置拥有了调动大风厂资源的权力后，他的第一次盈利就是和他儿子一起去组织大风厂工人骗取政府的劳动就业培训补贴。虽然他在过程中有不情愿的成分，但是在他儿子的怂恿下，他很快就妥协了。这一幕不禁让人唏嘘。
正是有了剧中这三个角度，人们才更容易理解当下运动式反腐的政治理性。从中国腐败的实际情况看，首先需要治标，就是要为反腐败制度的确立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反腐败就是要通过荡涤大面积的深度腐败局面，造就一种较好的政治生态。
只有在一种比较好的政治生态之下，才能让丁义珍这样的腐败分子无处遁逃，才可以保证欧阳菁这样的可以不腐败的官员廉洁自好，也能保证郑西坡这样的新进权力获得者不至于前腐后继；最终确立有效的反腐败和预防腐败的制度。这里的过程是：用运动来清除大面积的腐败，确立良好的制度建设环境；确立一套符合时代需要的反腐败和预防腐败制度机制；用制度机制来保障清廉政府。
从中国现实的政治生态看，现在是反腐败的一个历史机遇，也是确立反腐败和预防腐败制度的一个历史机遇。反腐败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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