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单向街书店
现在正是开学季，我们却来聊“旧时光”。有一位名为何兆武的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与翻译家，当然现在的他已经是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了，他的旧时光，消磨在被很多民国迷们津津乐道的“西南联合大学”里。以下的文章来自何兆武口述，文婧整理的《上学记》中的一节，从中可以窥见他在那个大师云集、风起云涌的年代中，收获的智慧与自由......
自由散漫的作风
我在北京上师大附中的时候，每年开学教务主任都有一篇成绩报告，说：我们今年暑假毕业了多少人，有多少人考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多少人考上了南洋交大——就是上海交大。虽然我们是师大附中的，但他连多少人考上师大都不报，大概当时就认为这三个学校是最好的。所以我脑子里边也总以为，将来我要上大学就上这三个学校。
《上学记》书封
1939 年秋天，我去昆明报到。一来就觉着天气美好极了，真是碧空如洗，连北京都很少看见那么好的蓝天。在贵州，整天下雨没个完，几乎看不到晴天。云南虽然也下雨，可是雨过天晴，太阳出来非常漂亮，带着心情也美好极了。而且云南不像贵州穷山恶水，除了山就是山，云南有大片大片一望无际的平原，看着就让人高兴。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环境不同了。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上睡觉没人催你起来，晚上什么时候躺下也没人管，几天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个非常好，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有个叫邹承鲁的院士，以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60 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两个字：自由。我也觉得是这样。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
邹承鲁
比如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
宿舍里各个系、各个级的同学都有，晚上没事，大家也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三青团拥护蒋介石的，而且可以辩论，有时候也挺激烈。可是辩论完了关系依然很好，没有什么。记得有一次在宿舍里争了起来，那时候正在征调翻译官，有的同学是自愿的，可也有分派。
比如哪一年级的哪一班全班都要去，那是强制性的，梅贻琦校长亲自开会做动员。回来后有个同学就骂：“梅贻琦官迷心窍，这回可是大捞了一把，可以升官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说：“打仗需要人，征调是很自然的事情，你怎么能那么想呢？”于是我们就在宿舍里吵，不过过去就过去了，后来我们的关系依然很好。这和解放后非常不一样了，同样的事情如果放在解放后，梅贻琦是来宣布党的政策的，你骂他就是反党，性质要严重得多。文革时候更是这样，每天从清晨到夜半就是学习、劳动，而且规定得非常死，什么书都不让看，只能是捧着小红书，每天好好检查自己的思想。记得有个工宣队的人管我们，见有一个人看鲁迅的书，那应该是没问题的，结果被申斥了一顿，说：“有人竟然还看与运动无关的书？！”后来又发现另一个人看《资本论》，更应该没问题了，可也遭到了申斥，说：“告诉你，不要好高骛远！”
梅贻琦
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气氛。“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相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我和母校的关系非常密切，两个姐姐是这个学校的，妹妹是这个学校的，姐夫、妹夫是这个学校的，我的老伴也是这个学校的。二姐念经济，三姐念化学，妹妹念的是中文，后来在人民大学自杀了，现在只有一个姐姐在美国。从 1939 到 1946 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这正是一个人成熟的时期。
我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系，不过都没念好。高中统考填志愿的时候，我问一个同学：“你考什么专业？”他说：“像我们这样不成材的只好读文科，你们念得好的都应该上理工科。”因为那时候都觉得，没出息的才去念文科，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我一年级念的是工科，上了土木系。说来也挺有意思，中学时候我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学什么专业，只是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从希腊、罗马的神殿，一直讲到中世纪的教堂建筑，觉着挺有意思，于是就想学建筑。工学院一年级不分专业，学的都是机械系的公共必修课。比如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这两门是最重要的，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第一学期我还挺认真地学，可是到了第二学期，兴趣全然不在这些，有工夫都用来读诗、看小说了。于是决定改行，把梁启超的东西拿来看看，诸如此类，开始有意识地补充一些文科知识。
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学分不够也可以补，至多是多读一年。我想搞文科，但不知为什么就选择了历史系，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也许有两个潜在的原因吧。第一我小时候在北京，看了好些个皇宫、园囿。按照中国的传统，一个新朝代建立就一把火把过去旧的皇城烧了，然后大兴土木盖新首都。只有清朝入关的时候，北京作为一座完整的都城被保留下来了。像中南海、北海，这都是明代的皇家园林，包括紫禁城、皇城——不过解放后有些给拆了，没有保留一个完整的格局。过去的内城墙有九个门，明朝中叶嘉靖时又建了一个外城，这些到了清朝入关都基本没动。设了个官职叫“九门提督”，相当于北京的卫戍司令。那么清初“康乾盛世”，康熙、雍正、乾隆这一百多年的财力都干什么了？其中之一就是大兴土木，在西郊盖了许多皇家园林。最大的是圆明园，还有静明园、静宜园、清漪园，清漪园就是后来的颐和园。从香山一直到北大、清华这一带都是皇家园林，这就容易使人“发思古之幽情”，让我觉得历史挺好玩的。第二，那时候正值国难，小学是“九·一八”，中学是中日战争，刚一入大学就是二战，对人类命运也很关心，以为学历史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西南联大旧照
不过，我对繁琐的历史考据一直没有多大兴趣。有些实践的历史学家，或者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从一个小的地方入手考证一个小的东西。比如红学家考证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把所有可能的材料都找出来，那可真是费尽心力，到现在还没有个结论。不过我觉得，即使有一天费很大的劲把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考证出来，也并不等于理解了历史。那时候冯文潜先生教西方哲学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感觉到，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项羽说：“书能知姓名。”【编者按：李白诗云：“剑是一夫用，书能知姓名。”典出《史记·项羽本纪》：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
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识，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我想任何学问都是这样，最后总得有人做出理论的总结，否则只能停留在纯技术性的层面。当然纯技术性的工作也有价值，不过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学习历史得出一个全面的、高度性的认识。战争时候，我们关心的是人类的命运，我以为可以从历史里找出答案。比如历史上有些国家本来很强盛，可是后来突然衰落了，像罗马帝国，中国的秦汉、隋唐，我觉得挺神秘的，希望探索历史深处的幽微，所以就念了历史系。
有些事情说起来很有意思。解放以后院系调整，冯友兰一直在北大待了几十年，从组织关系上说，他是北大的人，死后应该把书捐给北大。可是不介，他捐给了清华。刘崇鋐先生在台湾去世，他的书也是捐给清华，而没有捐给台湾的大学，这也似乎不合常规。我猜想，大概他们觉得自己一生最美好、最满意的那段时光，还是在清华，所以愿意把书捐给清华。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
冯友兰，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1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 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我上学的时候，这两个条件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文革时候，有些激进的红卫兵大概也确实有过这种感觉，以为今天革命，明天就会“赤遍环球是我家”，马上全世界就都可以红旗招展、进入共产主义时代，都是无产阶级的天下了。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困苦，可是又总觉得幸福并不遥远，是可望而又可即的。
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我们那时候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姚从吾先生的课我就不爱听，他教历史系的专业课，可我一直都没上。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两门课我没有选，不参加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是我都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受启发，乃至于现在我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了。
联大实行学分制，文学院要求四年一共修 132 个学分才能毕业，工学院是 144 个学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课，一定要通过的。比如一年级，文科生要学一门自然科学，学理工的国文是必修。另外英文也是必修，六个学分，不及格不行，可是像第二外语或者第三外语，那就是选修了。
我上历史系的时候，按规定，中国史必须学两个断代。至于哪两个断代，比如先秦史、秦汉史、隋唐五代史，或者南北朝史等等，随你挑。因为我那时候对中国古代史没兴趣，选的两个都是近代的，一个是姚从吾先生的宋史，一个是郑天挺先生的明史。姚从吾先生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可是我们当年都觉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讲得不怎么样，所以不想上他的课。姚先生还教一门史学方法，也是历史系的必修课，我就听过两堂。总觉得没什么内容，简直浪费时间，还不如我自己借本书呢，一个星期就看完了。而且我知道，好多同学都不上他的课，姚先生也从来不点名。到了学期末，我们把同学的笔记借来看看，应付考试。可是后来姚先生到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后来的一批中年骨干历史学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见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
郑天挺
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秘书长，教我们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郑先生讲得非常之系统，一二三四、A B C D，从头讲起。什么政府组织、经济来源，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学的课程提高了一个档次，只不过讲得更细致。这种讲法在联大里很少见，当然也有优点，对于我们尚未入门的人可以有个系统的认识。可是非常奇怪，因为明史是历史系的专业课，如果你不是学历史的，并没有必要上。理学院的不必说了，像文、法学院其他专业，比如经济系的，你学明史干什么？除非是专门研究明代经济史，那你可以上明史课。不然的话，比如你是学国际贸易的，学明史有什么用？要按专业课的选择标准，这门课顶多十来个人上，即便历史系的学生也不见得必修。可是郑先生的课非常奇怪，经常有上百人来听，还得准备一间大教室。怎么会多出这老些人呢？因为郑先生的课最容易 pass ，凡是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风气。不过，郑先生讲课的确非常有趣味。记得讲到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怎么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让人觉得恐惧。就这样，整整讲了一节课。
郑先生是专门研究明清史的，院系调整的时候调他去南开，他很不想走。因为研究明清史，北京的条件是最好的，无论是材料、实物，甚至于人，比如说贵族的后代，这些条件都是最好的，一到天津就差了。可那时候都得服从领导，领导调你去天津，你就得去。后来我听了一种说法，说北大院系调整的时候，把胡（适）派都给调出去，不知是真是假。抗战以前，郑天挺先生是北大的秘书长，我做学生的时候他是总务长，一直这么多年，是老北大了。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跟他的关系都非常密切，所以他被调出去了，后来做了南开副校长。
其他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听听，比如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记得那一年外文系的男同学都调去做美军翻译官了，所以班上七八个全是女同学。男生一共两个，还都是去旁听的，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杨振宁。陈先生是美国檀香山的华侨，清华外语系主任，他的英文比中文还好。但他的课只从 17 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开始讲起，按现在的教学方案来说挺没章法的，不过这在当时没人管。而且陈先生对战局非常关注，后来还主持办翻译官的训练班，所以他上课不是先讲狄更斯、巴尔扎克的小说，而是一上来就把新加坡失守之类的战局情况分析一遍，内容也挺丰富的。
沈从文
再比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那个课人数很少，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听，我旁听过几堂，并没有上全。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金瓶梅》过去被当作淫书，不是正经的小说，一直到民国以后都被禁止。可是沈先生非常欣赏这本书，认为对人情世态写得非常之深刻，《红楼梦》在很多地方都继承了《金瓶梅》的传统。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没有任何学历，连中学都没念过，并且当过兵。后来他到大学里教书，还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讲，刘文典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值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包括钱锺书，他在一篇小说里也骂过沈从文，说：有一个人，年纪轻轻的，可是他的经历丰富极了，好像几十年都干不过来。[编者按：钱锺书在小说《猫》中影射了文化界的众多名流，其中有举动斯文、“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的作家曹世昌，即暗讽沈从文。]不知这是哪一篇文里说的，我都忘记了，可一看就知道是说沈从文。可惜我们现在看过去的人总是带着谅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相互轻视、看不起的那一面，没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真正揭发出来。
刘文典
刘文典大概是西南联大年纪最大的，听说他早年参加清朝末年同盟会，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 非常老资格。而且，他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有一件事我想是真的。北伐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到安徽时，照例要请当地的名流见面。蒋介石是很注重仪表的一个人，可是刘文典挺干瘪的一个老头儿，还戴着副眼镜。蒋介石看他其貌不扬，问：“你就是刘文典吗？”他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一下把蒋介石给惹恼了，把他抓了起来。后来经蔡元培、吴稚晖等等元老保释，才把他放出来。
刘先生当然非常有名了，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也挺有意思，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是这个作风。后来因为出了点事，据说是接受了什么人赠的烟土，学校把他给解聘了，他就去了云南大学。抗战胜利以后，其他人都走了，刘文典却留在云南不出来。第一，云土好，刘文典吸鸦片烟，这在联大是绝无仅有的。第二，云腿好，他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所以不走。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二云居士”，解放后做了政协委员， 1957 也弄了个右派。好多年前，云南大学教授、老学长李埏给我讲了一个刘文典的故事，挺好笑。反右的时候有人揭发刘文典，说他有一首黑诗，就拿出来念。诗的前面是一段序，说他有一个姬人非常可爱，怎么明媚、怎么窈窕，温存又体贴，总而言之好得不得了。可惜短命死矣，弄得他晚上十分感伤睡不着觉，于是写了一首诗怀念她。那诗写得确实缠绵悱恻、哀婉动人，怎么成黑诗了呢？揭发者说，刘文典根本就没这么一个姬人，实际上写的是他那杆烟枪。解放后不准抽大烟，他就只好怀念他那杆烟枪。
闻一多
闻一多的《诗经》、《楚辞》，还有朱自清的课我也去听，不过朱先生讲课不行的，较为平淡。外文系卞之琳先生属于晚一辈的教师，作为诗人、作家，当时就非常有名了，可在学校里还不是正教授，讲课也不行。卞先生是江苏海门人，口音非常之重。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上了一年卞先生的英文，回来就说：“卞先生的课呀，英文我听不懂，中文我也听不懂。”这一点我非常理解，因为我趴着窗户听过他的课。他那中文实在是难懂，我想他那么重的口音，英文发音也不会太好。不过，一个人说话是不是清楚和他的学识没有关系，这是两回事。我们一年级学英文都去听潘家洵的课，潘先生五四时候就翻译了易卜生的作品，教我们的时候总有五十来岁了。因为潘先生的专业课是语音学，所以他的发音非常标准，而且说得又慢又清楚，几乎每一个字都能听进去，我们都喜欢跑去听他的课。
钱钟书
钱钟书先生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文讲，偶尔加一句中文。不过他有时似乎有点喜欢玄虚，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所以非得很聪明的人才能够跟上他，笨的就对不上话了。另外，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不过那时候我还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没有资格选这种专业课。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就七八个。但是陈先生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那儿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袱进来，往桌上一放，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因为他对那些材料都非常熟悉，历历如数家珍，张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什么。如果按照解放后的标准来说，没有任何教学大纲，完全是信口讲，他的那种教课方式是不够格的，但解放前允许这种讲法。陈先生说话有口音，讲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胜的那种教师。而且他讲的那些东西太专门了，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所以完全不懂。陈先生第二年就走了，本来是去英国任牛津大学的讲座。因为德国刚占领了法国，马上就要打过海，英国岌岌可危去不了了，只好留滞在香港。
晚年何兆武
闹恋爱？
在恋爱、婚姻的问题上，老一辈人和我们当时的年轻一代有很大不同。五四那辈人一方面是维新的，比如钱玄同，号疑古，他的名字就是“疑古玄同”之意，对古代根本是怀疑的。可是另一方面，他们的旧学根底都非常深，其中也包括了旧的思想。所以他们的婚姻大多是家庭包办，后来又讲婚姻自由、个性解放，对家庭包办的婚姻不满意，就另外找人结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胡适。胡适的婚姻是家庭包办的，虽然后来也另外有人，除了韦莲司可能还有别人，但他不愿意伤母亲的心，始终保持着和江冬秀的婚姻。这是中国旧的伦理传统，郭沫若、鲁迅都是这样。虽然在外面又有了新的婚姻，原来包办的夫人却还在，算是家庭成员。
到了我们那一代，学校没有规定学生不可以结婚，不过事实上不可能结婚。书还没念完，自己生活不能自立，怎么维持家庭？“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这是我们人性中的至神至圣。”这是郭沫若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卷头诗。但那时候真正闹恋爱的人很少很少，很少有人在毕业以前就谈恋爱，结婚的更是绝无仅有，总以为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一般都是参加了工作，到二十五六岁，甚至三十多岁才结婚。女同学结婚的就更少了，或者一结婚就中断学业，去做家庭主妇了。
50 年代末有一本小说很流行，叫《青春之歌》。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反正我觉得那本书很败坏胃口。小说写“一二·九”运动，写北大的女生。那时候北大女生才四五十人，宿舍就在马神庙的北大五斋，我两个姐姐都住在那里。我去过好多次了，所以那几十个女生我至少认识一半以上，可是没听说谁是结过婚的。男同学里也很少有人结婚，除非是从偏远地区或农村里来的，城市里长大的大都没结婚。可是书里写林道静未婚同居，而且还换了人，那在当时简直是绝无仅有的，哪有女同学随便跟人同居？后来我在联大唯一见到有学生同居，大都是东北的。那时候东北已经被日本占领了很久，国破家亡，什么都没有了。那些同学流亡在关内，自己没有安身的地方，所以两个人就找一个公寓住下来。可这是很少有的，一般都不这样。一个人写小说，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经验放在里边去。大概杨沫本身是这样的，可她又不是北大出身，所以那些情节就显得太虚假，完全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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