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想国imaginist
2016年春节，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在网上热传，甚至引发全国关于乡村话题的大讨论，大概多数读者朋友都有读过吧。那篇文章虽不乏一些争议，但也让更多人觉得写出了自己的所见所想。
还记得主页菌一读完，就果断决定要转发分享，但一看朋友圈，都刷屏了，也就作罢。后来偶然和同事聊起，同事告知读后也深受触动，并和文章作者黄灯取得联系，了解到她关于乡村的观察和书写已持续十多年，理想国已决定要出版她的书。
转眼一年过去，黄灯以《乡村图景》一文为契机，历时一年，重新爬梳、整理十多年来的研究、思考，以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三个村庄为样本写就的这本书——《大地上的亲人》终于出版（理想国，近期上市）。作家韩少功读后评价：“写得诚恳和慈悲，虽只是剖示一个家族样本，却不失为跟踪中国社会千年变局的一种微观史记，一份逼问过去与未来的深重忧思。”
今天微信，节选书中一小节和各位分享，可以看做《乡村图景》一文的延续和深化。春节期间，大概不少朋友都有回到乡下，黄灯这份如纪录片般的观察，或许会触发你类似的经验。
在惯性中滑行的生存
文 | 黄灯
在《乡村图景》一文中，我只是以一个旁观者身份，从远景层面提到了农村当下面临的诸多危机，当我试图进一步对丈夫家庭进行深入剖析时，我发现，了解越多，就越无法摆脱内心的压抑、沉重。有人将苦难比作人生的一笔财富，我要说，对能摆脱困境的人而言，过去的苦难也许是一种难得的历练和精神资源，但对于深陷生存危机、无从摆脱厄运的个体而言，苦难是刻在他们心头无法平复的伤痕。至少，对我的亲人而言，过去所遭受的苦难，深深影响了他们的性格养成、自我认知和个人能力培养等各个方面，给他们漫长人生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局限。
直到今天，我依然能从亲人的气质中，感知其面对命运的无奈和不争。在惯性中滑行，成为他们实际的生存境遇。
依然艰难的生存
在和哥哥、嫂子、四姐，甚至下一代侄子、侄女的聊天中，我深深感到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并没有太多期待，就算是年轻人，对于明天，也没有太多设想。在哥哥、嫂子的想法中，人生目标就是养大小的，送走老的；对侄子侄女而言，长大了就成家，成家了就生娃，生了娃、背负了压力，就外出打工，若在外面找不到活路怎么办，他们既没有心理准备，也没有答案。哥哥坦言：“没想过将来的生活，村里有活，就干一天，反正，做一天是一天吧，只有这个本事，也只能想开一点。真的老了，干不动了，就没招了。至于养老的事，走一步算一步吧，等到老了干不动了，再说吧。”
和几十年前的农民比较起来，尽管哥哥也曾有过在北京打工十八年的经历，也算见识过大城市的繁华和发达，但在他的潜意识里，他从来不觉得城市的现代与繁华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也许是童年的饥饿和过去的苦难，给他心灵留下了太多沉疴，他对生活不会生出任何非分之想，“真的在外面干不动了，回家种点田，只要能糊住嘴巴，吃饱穿暖，解决温饱就行了”。几十年过去，哥哥的意愿依然停留在“只要能糊住嘴巴就行了”的阶段，社会巨额的财富，和他产生不了任何关联。
但他又能够对生活有什么期待呢？待在家里，土地根本就不足以维持一家体面的生活；外出打工，付出了青春和劳力，忍受了辛劳和痛苦，最后却白费力气，连血汗钱都付诸东流，还找不到任何申诉之处。从这个层面而言，恰好是积淀于血液中的隐忍，让他能够承受生活的折磨。不抱希望就无所谓失望，这是哥哥作为一个农民，获得内心宁静的秘密。不能忽视的是，对哥哥这一代农民而言，因为有对过去极端贫困的深刻记忆，这种创伤性遭遇，为他忍受现在的紧巴生活，提供了心理上的支撑，也降低了他对生活的期待。
哥哥一家
与哥哥至少还能过上宁静的生活相比，四姐的日子要艰难很多。在多年的讨账、失望、伤心中，她内心早已伤痕累累，青春在无谓的等待中消失。老的老去，小的长大，生命的流程并未按季节的轮回推进，四姐的无奈写在脸上，她对生活的期待如此卑微，“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工钱要回来，我们一家人能够回去。我感觉生活太苦了，有家不能回，社保、医保都没买，以后怎么办？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孩子没出生之前就开始打工，孩子出生了，就一心一意带孩子，但无论怎样付出，都改变不了现状。现在也挣不了多少钱，对解决问题一点用都没有，只能吃一点饭活着。我怎么努力都看不到希望，还要连累几个孩子”。
四姐不是一个话多的人，在说这番话时，我能明显感到她内心翻滚的隐忍和不满。青春美好的记忆，像一场遥远的梦，家人一直以为她生活在经济宽裕、衣食无忧中，没想到外表光鲜的四姐夫，生活如此脆弱，不堪一击。
冷静下来想想，哥哥、姐姐的命运，并非完全由运气和禀赋差异造成。在哥哥临近的村庄，他曾去帮工的一户农民，从1997年开始建房子，持续了十九年，都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资金将后续的工程做完，这是我在农村见过的建造过程持续最久的一栋房子。在丈夫的村庄，我看到很多外表光鲜的新居，里面处于纯粹的毛坯状态，除了外墙贴了一点瓷砖、看起来像模像样，里面都是裸露的水泥，东东家如此，哥哥家的二楼同样如此，邻居家的新居也不例外。外部的光鲜和内部的千疮百孔，构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哥哥家的状况，并非个案，事实上，连哥哥自己都承认，“在我们村子里面，我家境不算那么差，有的比我还差，就靠吃低保过日子”。还有一位七十八岁的老人，老伴已经去世，儿子、媳妇都在外打工，她独自在家照看两个孙子。孩子上学去了，为了挣钱，她和村里其他人一起去茶场采茶，以补贴家用，采一斤茶能获得两块钱的劳务费。从去年开始，茶场的人见她年龄太大，怕她出事，拒绝让她进入茶场干活，春节期间，她看到我们，还在唠叨这个事情。
事实上，尽管丈夫考上大学，赶上房价还没有疯涨时在城里安了家，但交完按揭，也只能从并不丰厚的收入中，在经济上给予家人有限的资助，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家人命运。哥哥到现在还在念叨母亲生前的心愿，“我妈妈在世的时候，就是希望我弟弟当官，她生前很多次提起，他当官了，我们就好了，能将我们弄到外面去，随便干点什么，只要不在家种田，就行了。在农村累呀！”
四姐一家
“农二代”的新困惑
2016年4月27日，因为《乡村图景》一文引发的热议，在和一个朋友的对话中，他从传播学的角度，问了我一个问题：在贡献了这么多点击量的人群中，是否思考过，到底是谁在点击？我事后回忆，从2016年1月29日“网易新闻”的跟帖推断，出生在农村、或有农村生活经验但已经在城市立足的人群，应该贡献了最多的点击率。他们的身份，也许是农民工，也许是出生在农村的读书人，也许是依然挣扎在农村的普通农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是懂得利用新媒体、较为年轻的一代人。
如果将与农村依然有着深切关联的群体，命名为广义的“农二代”，那么，用朋友的话说，“第二代农民已经知道利用新媒体来给自己赋权”。这让我意识到，在信息时代，“农二代”所处的历史语境和其父辈已有天壤之别，更不要提他们和传统农业社会的巨大差异。从对信息的接受和迷恋上，“农二代”和城里孩子并没有太大差异。以我的侄子、侄女为例，他们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比我和丈夫还要早好几年，在我们还抱着“老人机”的时候，他们已换了好几个智能手机。很多常见社交媒体的使用，他们不但比我们熟练，也比我们运用得更充分，甚至他们的对象，都是通过QQ或者微信结识的。
侄女时春曾告诉我她迷上智能手机的事情。2011年左右，她之所以外出打工，最大的心愿就是买智能手机。“那是玩微信正疯狂的时候，每个人，如果手头的手机下载不了微信，就会拼命地想存钱去买一个新手机，以便下载微信玩。我记得我出去做事后，感觉钱够买一个手机了，等到一发工资，就会辞职，立马去买手机，然后下载微信玩。我买的第一个手机是‘联想’的，花了780元，我记得很清楚。这在当时也不算便宜，反正想着只要能玩微信，能玩游戏，其他的都无所谓。我们当时玩手机，不像现在，玩一下就放着，当时是一直从有电玩到没电，然后边充电边接着玩。因为充电器不好，影响了手机的使用，一般手机寿命只有一年多，我那个手机也没用多久。手机不能用了，接着去打工，赚钱再买，每个月都存不了钱，当时的感觉，就是过一天算一天、无所谓的态度，反正过了今天再想明天，明天到了，日子自然也会过下去”。
当时侄女才十七八岁，因为年龄偏小，没到法定用工年龄，很多用人单位根本不和她签订劳动合同。智能手机的使用，彻底打开了她封闭的世界。随着微信的普及，她进入了很多社交群，她和丈夫的相识，就是得益于当地的微信群。和以前的农民比较起来，网络确实改变了侄子、侄女的生活，这一点，哥哥、嫂子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
问题的另一面是，尽管在获取信息的方式上，他们和城里孩子同步进行，但其社交空间，依然具有明显的群体特征，他们所找的对象，依然脱离不了自己的阶层。在找到对象以后，还是需要通过传统的方式，来确认婚恋关系。侄子就提到，他将通过QQ认识的女孩，第一次带回家后，妈妈很满意但也很急切，迫不及待地要去找媒人来确定关系。
在和侄子、侄女相处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貌似时尚，但生活境遇并不令人满意。信息时代裹挟的消费观念，让他们在获取物品的权力方面，貌似和别人没有差异，但是否具有获取心仪物品的能力，成为凸显他们身份的赤裸裸现实。在哥哥心目中，他认为子女是背叛了传统的一代，“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样种地，怎样犁田；不知道什么时候打药，什么时候上水。儿子的状况，不是只有他一人是这样，而是普遍的。他们这一代不懂种地的一些事，也吃不了什么苦。如果外面的活不好干，回到农村，他们很难生存”。
更让哥哥难以接受的是，下一代只懂得追风攀比。他提到儿子在结婚前，也曾向他提出在城里买房的要求，被他断然拒绝，“我对振声说，买房有什么用？你有什么能耐买房？后来媳妇那边觉得也有道理，如果没有职业，买个房子也没用。我不认同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要在城里买房，买了房子，要交物业费、卫生费，如果没有职业，根本养不活城里的房子，更不要说养活一家人”。
但客观而论，通过和侄子深入沟通，可以发现他并不如哥哥所说的那样，不懂生活的轻重和艰辛。多年在外摸爬滚打的生活，早已让他尝到了生活的滋味，而恶化的经济形势，更让他对前途非常担忧，“中国搞建筑的这么多，现在真的挺担心，怕哪一天建筑行业不行了，全家人的生活没着落。生孩子后，压力突然大了很多，一个月的奶粉就是一千多，每年除了维持生活，基本上没有积蓄。挣了钱，过一年算一年，要不是有人帮衬，很多关口根本就过不去”。
就连侄女时春，尽管在追逐时尚方面显得很不理智，对未来也没有什么规划，人生态度就是过一天是一天、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实际上，外出打工，她也曾遭遇过很多艰难时刻。对生活的艰辛，她也有清醒的认知，“我打工的时候，经常饿着肚子，或者去同事家蹭饭吃，等到发了工资，再请同事吃东西”。 对侄子、侄女这些“农二代”而言，新的婚恋关系和人际交往方式，与新媒体技术密切相关，但如何应对信息时代给他们造成的价值错位感，如何在信息泡沫中，唤醒他们重建这些信息与现实生活的关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担心的是，对哥哥来说，相比以前的日子，现在的生活毕竟在一步步改善；但对哥哥的孩子这一代年轻人来说，能否沿着这种线性的改善路径推进自己的生活，却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毕竟，环境污染、教育资源稀薄、消费主义泛滥已成为摆在眼前的事实。不能否认的是，第二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已有了根本区别。
对“农二代”而言，一方面，他们游走于城乡之间，没有物质极度匮乏的记忆，他们对新媒体的使用非常熟悉，价值观念也基本被消费主义占领；另一方面，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大多有留守儿童的经历，带着情感上的严重匮乏进入青春期，随着个体力量的增强，我不知他们是否会和城里的蚁族遥相呼应，认识到自身已被社会抛弃的真相，并唤醒自身认识到已被嵌入社会结构性困境的事实？毕竟，相比作为父辈的第一代农民工，因为早期生存境遇的恶劣所导致的心理势能，到农二代身上，这种心理红利面临耗尽的危机。“农二代”已经成长起来的事实，迫使社会必须面对很多新的问题。
姊妹们的孩子们2006年合影
熟人社会的家庭结构与溃败的农村组织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他这一判断，符合对传统乡村的描述，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显然已在费孝通的经验之外。有意思的是，尽管从表征来看，农村的人口迁徙数量多，规模大，以致近二十年来，“春运”已成为最能牵动人心的热门词汇，但从农村的人际关系而言，家庭结构依然建基于熟人社会的传统模式。
转型期的乡村之所以依然保留了熟人社会的基础，一方面是利益，一方面是情感，两者构成了一种真实的牵连。镶嵌于熟人社会的大家庭，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单纯以“阶级”或“阶层”等概念，已不能勾勒出家庭成员之间的真实关系。以我丈夫家为例，家庭成员中，既有传统的农民，也有“农二代”；有包工头，也有卖苦力的农民工；有打工妹，也有大学生；有挣扎于底层的群体，也有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城市中产阶级。
这种种杂糅的社会身份，互相渗透而又紧密关联，但最本质的关系，依然是在血缘基础上的情感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关系，也许更多来自共同的情感记忆，但这客观上导致现有的家庭结构，依然处于熟人社会的传统序列。对家庭成员而言，帮多少是能力问题，取决于各自的经济实力，但帮不帮则是态度问题，可以看出家庭成员对家族共同体的认同程度。借助熟人社会的运转逻辑，家庭成员之间互相牵连，真实地构筑了一种互动关系。
以我的父亲、母亲为例，在他们的人生历程中，一直为人情所困，大半的时间和收入，都用来应付各种人情往来、营构各类人际关系。这显然源于熟人社会多年累积的流弊，以致最后走入人际交往的死结：有些喜爱钱财的亲戚，一个小小的由头，就能让他们大摆酒席，亲人一旦受邀，就没有拒绝的可能，否则，只要有一次没去，几十年经营的关系，就会在自尊被践踏的借口中毁掉；另外一些对钱财比较淡漠的人，即使真的有什么大事，也会尽量避免大摆酒席，这样，就会有人在多次人情交往的支出中，经济上处于劣势。长此以往，情感上也并不心甘情愿，我父母就经常处于这种矛盾的挣扎中。
有意思的是，抛开经济因素，我发现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我观察到，尽管传统大家庭给父母带来的人情负累让他们苦不堪言，但真相是，在情感上，他们又极为依赖亲戚。尤其是父亲，退休之后，最多两个星期，就要回乡下一趟，和他从小长大的兄弟待上几天。人到晚年，因为要与子女相伴、不得不进城居住的现实，仿佛将父母连根拔起。很多时候，我甚至发现，父母也并不是特别在意对亲人付出金钱。隔一段时间，若亲戚中没有请客的大事，他们就会感到失落。我推断，每次亲友之间见面，互相交流的充分信任，以及在此过程中所获得的尊重，应该会给父母带来极大的情感满足和精神慰藉。
面对彼此依存的熟人社会，身处其中的人，尽管会有不少困扰，但也很难说清其中的利害关系。在现代社会，哪怕城乡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冲撞，维持社会弹性的可能，依然来自熟人社会提供的支持；家族成员之间的互助，更被视为关键时候抵挡风险的必需。我博士毕业后的经历，颇能说明互助关系的重要。多年来，整体而言，尽管我对亲人的支持会多一些，但也不能否认，在人生的重要时刻，若没有亲人的及时帮助，我在城里的生活，会面对更多的麻烦。我记得2006年买房时，在手头只有五千块钱的情况下，恰恰是众多亲戚的资助，帮我凑齐了首付，我才能够实现买房的愿望，侥幸逃过了接下来的房价疯涨，得以在城市找到一个安居之所。
对四姐而言，经由熟人社会的业务关系，之所以在欠薪发生后导致她的家庭变故，表面看来，直接的原因来自政府的拖欠，但若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则可以发现，在一场没有合同、仅靠口头承诺的经济活动中，有人会因为人际关系的疏松，轻易逃脱经济责任，但对四姐夫而言，因为面对的当事方都是熟人，他不得不承受由此带来的舆论、道德压力，尽管他和手下的工人没有签订过任何合同，但并不能仅仅从法律层面，借此逃脱责任。
四姐夫的遭遇，是熟人社会和法理社会交织在一起，矛盾暴露出来的典型案例，它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法律问题，同时也是文化冲突问题。对四姐夫而言，一方面，在他熟悉的承包工程领域，他业务的来源，多年来一直靠熟人的口头承诺。这种熟人社会的经济承诺固然来自互相的信任，但一碰到麻烦事，则完全没有任何力量去保护弱势一方的个人利益（在工程关系中，带资承包的一方显然是弱势方）；另一方面，四姐夫工程的落实，要通过亲近的乡邻来完成，这种更为彻底的熟人社会的业务交往，在他工程失败后，其经济承诺依然存在，无论他陷入怎样悲惨的境地，归还乡邻的工钱，是他背负终身的职责。
在熟人社会建构的经济关系中，四姐夫无法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却必须承担经济活动失败的所有风险。法理的缺失和熟人之间的纠葛，成为很多人伦悲剧的来源。在我湖南老家，2006年之所以“买码”成风，和口头接单的普遍、报单的高效与可行密切相关，这种原始的信任关系，以最小的交易成本，实现了非法活动的传播和蔓延。但每次涉及巨额的“中码”或者“吃单”事件时，因为缺乏法律凭证，一旦出现重大的利益纠纷，亲人之间就会撕破脸，悲剧就此发生，极端的时候，甚至导致家破人亡。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提到，“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对今天的乡村而言，乡邻之间的信任确实依存，很多信守老传统的人，依然会坚守信用的价值。只不过，当个体行为和越来越多的现代生活产生关联时，古老信条和残酷现实之间，往往会产生激烈的对抗，熟人社会和法理社会之间的冲突，比之以前更加频繁地发生。
需要说明的是，熟人社会的家庭结构，之所以到目前依然牢固，和农村多子女家庭占据主流有关。随着独身子女政策的长久实行，农村人口结构已彻底改变了当下的家庭结构，在维持农村家庭抗风险层面上，能否还能保持相应的活力，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与熟人社会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溃败的农村组织。大家庭内部事务的成功和公共事务的失效，构成了惊人的对比。而溃败的农村组织，不但使得公共空间日益逼仄、消失，也导致乡村生存境况的满目疮痍，并由此产生诸多现实难题。以农村的商品供应为例，因为缺乏有效的质量监督，农村事实上已成为一切假冒伪劣产品的集散地。不论是农民的日常用品，如牙膏、肥皂、洗衣粉，还是孩子吃的奶粉、零食，日常用的尿布、玩具，以及各类饮料，以我多年的观察，几乎没有合格的产品。侄子给侄孙喝的奶粉，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品牌。
城里人为了避免买到假货，可以到大型超市或者信誉好的专卖店，要求高的，甚至会去香港或者海外的其他市场购买，但对农村的消费者来说，就算有钱，也很难保证有可靠的渠道让他们买到合格的产品。一般的假冒商品，可能还只是影响到生活质量，但一些关系人身安全的商品，则可能危及村民的性命。丈夫家的邻居，专门负责丧事的礼仪及提供丧乐服务，他曾提到，由于大量假冒的烟花鞭炮倾销到农村，每年春节期间，因此导致的事故和死伤，不在少数。这样一个混乱的市场，根本无人监管，也无法监管。
可以说，农村给城市输送了最优质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而城市回馈农村的，却往往是最劣等的产品。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每年春节回家，哥哥为了庆祝过年，都会从镇上买来可乐、菠萝啤、娃哈哈、营养快线之类的饮料，品尝过后，发现其口味和正品相差甚远，但哥哥对此显然无法辨认，因为他从一开始接触到的就是假冒的味道。电器也是如此，农村几乎成为劣质产品的最大倾销地。嫂子买了几个电饭锅，用不到两三个月，就会拿去镇上修，而丈夫从广州给家里带回来的电器，一般都很少坏。嫂子一直奇怪，为什么从广州买回去的产品更耐用，她压根没想到，她在镇上买到的电器，大都是一些不合格的产品。
我留意到，在“家电下乡”的热潮中，政策支持的补贴产品中，假冒伪劣的并不多，但淘汰的劣质产品却随处可见。不得不承认，在消费层面，农民在付出同样的金钱之后，却得不到相应的产品和服务。这种无形的错位，在市场漏洞极大的今天，使得农村非常容易成为假冒伪劣产品的倾销地。对哥哥、嫂子、侄子、侄女而言，因为没有更多经验去辨别真伪，除了承受假货的后果，别无他法。
2006年与爸爸妈妈
价值观的缺失：掏空灵魂的村庄
尽管对哥哥而言，有饭吃，有房住，相比以前的日子，已经让他感觉满意，但他也提到，“在农村，现在只讲钱，到处摸牌，菜都不种了，孩子念书也没人管，风气坏了很多”。确实，从哥哥、嫂子、大姐、四姐身上，可以看到传统价值观念对他们根深蒂固的影响，他们的为人处世，依旧持有一个明晰的价值标杆。哥哥到现在依然会教育儿子，在外干活时不能偷奸耍滑，“不管在哪儿干活，要干得老板相信你，用你，来找你，这样才有味”。
嫂子身上更有难得的通情达理和感恩之心。继父给她那么大的伤害，她依然能同情他，给他力所能及的照顾。四姐夫欠了他们十几万的工钱，连我都觉得不满，她却认为，每个人都有落难的时候，当年要不是四姐夫大方拿出一千块钱，果断将振声送往医院，这个孩子能不能保住都很难说。她曾夭折过两个孩子，对四姐夫给予的好处始终心存感恩。
哪怕是大姐，在自己养育六个子女的情况下，每逢家里碰到大事，她始终坚持履行大姐的职责。对丈夫所在的大家庭而言，很难想象，家庭成员间若缺少这种来自传统家庭伦理的价值认同，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彼此能否挺过艰难的关口，真的很难预测。
但落实到当下的语境中，事情却显示出复杂的一面。尽管从整体而言，兄妹的日常生存依旧艰难，但他们为之付出诸多汗水的劳动，最后却没有全部落实到改善生活水平上；更多时候，不过屈从一种无法摆脱的价值观，成为其牺牲品。以结婚为例，除了彩礼、家具、婚房的花费是必需部分，婚礼的铺张、攀比，并没有实际意义。2013年春节期间，振声和东东举办婚礼，光是服装费就花了一万多元，其中就包括婚纱、旗袍的租赁；另外，烟花、鞭炮、请乐队的开销也非常大，花费至少在一万元以上；还有酒席所需的各类烟酒、饮料，也是一大笔开销。
可以说，按照目前的标准，为了对付婚礼约定俗成程序的大部分开销，对一个贫寒的农家而言，仅仅维护了面子上的光鲜，对改善生活并无实际的用处。换言之，婚礼成为他们建构人生意义的重要方式，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非常沉重，偿还婚礼欠下的巨额债务事实上成为新人新生活的起点。婚姻作为人生的大事，结婚仪式原本有其必要性，但现在的情况是，农村的婚礼负载了太多盲目的攀比，婚礼的流程只能屈从流行的模式和无孔不入的消费观念，徒增家庭的经济压力。
近两年，农村流行的巨额彩礼，往往被看作男女比例失调问题在婚恋终端市场的凸显。但我怀疑，完全超出农村实际收入水平的婚恋条件，到底有多少盲目跟风的成分？这是一个可以追究的问题。以女方提出买房的要求为例，村里有些年轻人，为了满足女方的条件，想尽一切办法先借钱买房，等到结婚后，为了偿还巨额债务，又不得不被逼卖房，以致发生白白损失几万元手续费的荒唐事情。对他们而言，房子如果能够顺利脱手，还算比较好的结果，更常见的情形是，因为买的房子地处配套不完善的郊区，自住并不方便，等到想出手时，根本无人接盘，于是陷入了想住不成、想卖想租也不成的尴尬境地。
令人担忧的是，为了去库存，现有的政策都鼓励农民进城买房（有些地方甚至给买房的农民奖钱），然而，以农民的经济收入，他们显然买不起一线城市、省会和中心城市的好房子，勉强能购买的，无非是遍布各地的郊区楼盘，若这种政策和农村流行的婚恋观念形成合谋，让受制于现实要求、被迫买房的农民，接手那些毫无社区活力的房子，那必将从根基上摧毁一个农民家庭的经济基础，让其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对盲目跟随流行婚恋标准的当事人而言，因为缺乏对市场的了解和现实的教训，对被迫购房带来的风险，他们并无理性的把控，也无应对的方法和经验。
丧礼同样如此。在农村，丧礼，尤其是老人去世后的丧礼，当事人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完全受制于村里的舆论控制，稍有不同的想法，即被扣上不孝的帽子，从此在村里的舆论氛围中抬不起头。婆婆去世以后的情况就是如此，妹妹为了能够送老人最后一程，曾经建议采用佛教的程序给婆婆办理丧事，程序非常简单，只需从寺庙带一些师傅回来，给妈妈念一些超度的经书。和家人商量了几次，姊妹之间都同意，但最后哥哥还是屈从舆论压力，不敢采用妹妹提出的丧礼仪式，害怕周围的人说我们兄妹为了省钱让老人孤孤单单地走。我理解哥哥，毕竟他要天天生活在熟悉的村庄。丧礼的繁文缛节，谁都知道只是一种程序，但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对农民而言，程序就是意义本身。
只可惜，在丰三村，种种传统的人生程序，早已丧失了原汁原味，已不再可能传承其内在的精神精髓，而是被消费主义的油彩涂抹，使得摇摇欲坠的乡风乡俗，在急功近利的喧嚣声中，将生活推向一种不确定的未知。
表面看来，农村的衰败和破碎是城乡二元对立所致，是乡村无法和城市抗衡的结果，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农村已经缺乏一种恒定而又被认可的价值观念，消费主义、功利主义伴随社会的流动和新技术的来临，早已从根子上完成了对农村的攻城掠寨，断裂而又无法修复的价值观念，使得更多的村庄只能成为城市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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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文选自
《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黄灯 著
理想国，近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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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作者黄灯处女作
书写几十位亲人的生命故事，关注三十年村庄的沉浮变迁
以实践反思“返乡书写”，为大地上沉默的大多数发声
2016年春节前夕，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记述了生活在湖北农村的婆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引发了全国乡村问题大讨论。借此契机，作者黄灯将十三年来未中断的乡村书写重新结构、写成此书，详细记录了婆家、自己家、外婆家所在的三个村庄家族的人世浮沉。黄灯对自己亲人真实、详尽、深入的记录和剖析，为国人思考乡村问题、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样本。
黄灯在书中展现的三个村庄——丰三村、凤形村、隘口村，横跨湖南、湖北两省，尽管彼此看似毫无关联、相距遥远，但生活于此的亲人因为拥有共同的“农民身份”，他们面对的挑战和危机几乎如出一辙。在三十年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裹挟城市的面具，彻底渗透到村庄、渗透到生活于此地人群。黄灯借由亲人的遭遇，试图展现出身为农的亲人和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追问中国村庄的来路与去向，也借此袒露内心的不解与困惑。在黄灯笔下，乡村不再是寄寓乡愁的载体，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倾其智识、关怀于其中的“问题的场域”——凸显真相、直面问题、寻找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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