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单向街书店
数字时代初期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较之以往的写作载体，新的数字媒介有哪些不同？直面前所未有的资本利益，大众媒体应该秉持哪些原则？
1 月 13 日下午两点半，青年作家文珍、李静睿、云也退做客单向空间，与单读主编吴琦，就数字时代下的阅读和写作展开讨论。以下是沙龙速记。
吴琦：大家好。今天是很特别的场合，1 月 14 日下午就要揭晓单向街书店文学奖的最后结果。我们想通过这个奖项传达我们的观点，鼓励和支持更年轻一辈的创作，在这个嘈杂和喧嚣的世界里面，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在写什么，我们在想什么，就有了今天这两场活动。这场是关于数字的写作，第二场是关于文学翻译。
我们的活动通过腾讯新闻直播平台出现在成千上万的读者以及观众前面，这也引到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那就是数字时代的写作状况。对于他们三位以及现场的大家来说，这个时候再谈论阅读和写作其实已经是在崭新的语境下了，也就是互联网的兴起。我不知道最早对于互联网的使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尤其是跟你们写作之间发生关系，比如说博客以及论坛。还有这样的回忆吗？
云也退：好像是在 2001、2002 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有博客了，很早。是新世纪敲响它的钟声之后没有多久我就开了一个博客，中国博客网。我发现那个网站不怎么样，那个排版特别丑，很笨重，打开一个页面有时候就跟拉卷帘门一样咯吱咯吱响，感觉特别不好，但是我还是坚持写了有七八年的时间。我在报社工作的时候，经常会把我平时遇到的稿子里面的莫名其妙的被要求删改的东西放在博客上面。说两句觉得挺有意思的，也会有人看的。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就对这个没有兴趣了。就完全变成了自己写东西的一个地方，写完的就往上扔，也不愿意排版，也不愿意制作各种各样的图，不像现在微信我们可以用编辑器来弄模板，那个时候不太讲究。
我到现在还觉得博客是一个好的东西，因为它至少让我感觉到有一些人喜欢读长的文章；在微信里面有一些东西，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每次微信里面贴一个东西，如果有人留言说这篇我很喜欢，我就会说这篇给你一个人写的。我觉得这样的反馈我已经不敢奢求了，在博客里面还可以，虽然字比较难看，确实不太适合阅读。后来我用了网易的博客之后，这个字就变大了。对人的眼力没有什么考验了，但是乱七八糟的广告也会进来。但我还是比较喜欢早期的那种感觉，那种感情笨拙一点，但是这种跟原生态的东西接地气的感觉，我还是很喜欢的。你们说说吧？
李静睿：我的第一本书是我的博客集，我是 2004 年开始写的，最早是在博客中国在那儿，后来又在天涯上面。因为写的完全都是无意识的，所以从来没想过这个东西有一天出版。其实出来之后也很后悔，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粗放的一个东西。最早的时候这个出书其实是因为编辑找到我很多次，那个时候我已经写了一些小说，我希望自己可以出版小说，可是小说没有地方出，我也不会投稿，所以就很困难。那个编辑就安慰我说，出了第一本书之后，你后面的书就比较容易一些。那个编辑人特别好，后来我也听了他的话，就出了第一本书，又按照他的方式，第二本第三本，慢慢出版不再是问题了，那本书也是我卖的最好一本书，这也是很荒谬的东西。
博客写作跟后来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后来你写的所有的东西，你是非常有意识的：你有意识你写给谁的，你的读者是谁……博客对于我来说意义很大的，虽然我现在不在写了，我现在有一个微信公众号，我也把它当成博客写，尽可能不宣传它也尽可能的不按照流行的方式起标题，我希望它还原到当年我写博客的这个心态，除了更新很少之外，它基本上就是我的一个博客。
文珍：我真正算是有一个博客，其实应该是在大学里面的 BBS，那个时候网络文学是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呈现一种割裂的样式。我当时在中山大学，我觉得我们 BBS，除了安妮宝贝，大家模仿的对象有张小娴，还有把张小娴的东西贴出来假装是自己的。很多都是对于一个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文学样本的一个模型，然后学安妮宝贝是最多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也有看安妮宝贝。安妮宝贝她获得了那么大受众群，跟那段时间迅速增长的读者，跟很多人表达的欲望有关。
大家会觉得这样也可以写，也可以写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有这样的语言。王小波非常红，其实那个新世纪的头五年，应该是确定了后来很多事情：后来很多文学的样式，包括村上春树也是那个时候红起来的，还有吉米。大家开始追寻更加个人化的文艺表达，后来慢慢的确认了。在所谓的数字时代，真正能够不根据这个时代的发展潮流来写作的人是很少的。
但是多少人觉得自己不是网红是期刊作者或者严肃作家？他们在新媒体上跟他们获得互动，他们还是很高兴的。什么媒体都好，写作者只是让人看到，让人读……像李静睿这样，你不传播你的，你不会特别推广自己的公号，但是一直像以前经营一个博客一样在更新，怎么办？我们还在表达，希望有一些人可以通过这种并不公开的路径找到自己，然后阅读或参考。
吴琦：云老师所说的一个作者对于写作态度以及写作对象的态度，都不是像现在那样出售一个商品或者面对消费者的姿态来生产它和期待它。我的问题是，随着媒介的形态变化，从博客时代到现在所谓微信、微博时代，到底是带来了更多的机会，还是带来了别的东西？
文珍：我觉得技术的发展跟以前差不了那么多，因为其实现在是所谓的眼球经济或者注意力经济，之所以自媒体的流行带来这么多人趋之若鹜的做这件事情，是因为这是可以直接转换成经济利益的。所以会有人很用心经营一个自媒体，跟以前博客时代自发的创作，或者只是愿意让大家分享这个观点，这个诉求已经很不一样了。
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我看到了很多人的抱怨，他订阅了很多的公众号，可是它没有时间把这些东西看完。它看上去好像是被传播的机会更多了，事实上它被遮蔽的可能更多了。每个人会看的还是他的兴趣所在。最后可能会得到碎片的信息多一些，可是你真正得到的满足感，也不会多多少，甚至会被很多焦虑感抵消，你发现你消化不了这么多的东西，所以也没有必要特别的纠结这件事。
其实大家希望做的东西，一直写的东西，自己责编的东西被更多的人看到，就像一些种子一样，可能永远都不会发芽，可是我们把它撒出去。至少保证从种子开始，这个植物是健康的，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这一步。能不能够顺风漂泊甚至找到合适的土壤生根发芽，这真的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但是自媒体还是好的，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方式传播思想和抵达他人，新媒体在这个时代，当然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的选择。这个不是我们说它好或者不好可以决定的。
李静睿：我其实想说跟刚刚没有那么有关系的东西。因为我以前做过八年的记者，我采访了领域是非常严肃的，是做法律的报道。所以我对这些规则性的东西非常敏感。在新媒体兴起以后，对我个体来说是一个收益者，我基本上所有的，不管是发表的机会也好，出版的机会也好，事实上都是别人看我的博客、微博而来的。这两年作为一个记者，我是非常焦虑的，因为我现在发现媒体行业事实上已经死掉了，有一半是因为制度的原因；有一半是或许是我们自己能力和感情。
现在大家对软文这件事情非常能够接受了，已经没有多少人能够对一个作者他写软文的这个问题感觉到任何的意外。可是事实上，我曾经在微博上有一次吐槽，我对这个东西非常失望，每一个以前曾经认真写作过的人，对于自己能够为什么从事这样一个行业感觉到很失望。下面立刻有人攻击我说，你只是因为你自己没到广告或者接到软文所以开始这样说、我很愤怒，我认为好像某些人心里面，原则这件事情不存在了。
我写了一篇公众号，《不区分广告的媒体不是自媒体》。我当时简单做了一些国外的比较，国外的新闻里面一个付费新闻必须明确标注的，我已经忘记了到底怎么样标注，但是不管怎么说国外必须进行区分，国外在媒体里面记者是不允许做这件事情，记者不可以写软文。可是在中国这些事情已经完全混乱掉了。对于这种情况，我很着急，但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我身边很多人以及朋友都在做这事情，我很难指责他们，我已经搞不清楚了，自己到底是一个异类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其实对于大家希望能够从这个事情上盈利是不理解的，我也很希望我的朋友能够接到广告或者怎么样，可是我认为中间一定有一些界限，比如说产品的广告应该标注这个产品是付费的。当前我们看到一个软文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区分这个东西是付费的，可是中国有大量评价性的东西，对于一本书的评价，对于一个电影的评价，这种东西是很含糊的，我们其实不太知道这个人是否有收了片方的钱。对于很多领域这其实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我很想知道的是，读者的心态是什么样子。我有时候在一些软文下面看到说，终于接到了广告，恭喜。我发现很多人觉得自己喜欢的作者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他感觉到很高兴。我对这件事情始终没有办法完全能够适应。
我感觉我们每个人被这个时代的巨大利益已经冲击到不太明白什么是原则了。不管是我的公号以及我的微博号，我会不停收到说要投放广告或者怎么样，我从来不去回这些东西，我最早的时候是因为好奇，我后来再不回了，因为我其实对自己非常的怀疑，我很担心当物质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是否会非常纠结这件事情。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拒绝过一个东西，大概有四万块钱的软文。四万块钱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很清楚，像我们写小说写一个长篇大概要两年的时间，四万块钱大概就是你的版税，也就是两年的工作。而且长篇是非常辛苦的工作。你不能细想这些东西，冲击太大了。
我也在想，到底每个人应该守住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我以前做的行业和我现在做的行业之间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焦急，我以前的行业这个伦理大家都是很清楚的，比如说出去最好不要拿车马费，因为做记者后期基本上的车马费我都不拿了，不可以收广告商的钱。我现在这个群体是写作的人，正常写作人也可以介入这个领域了，开始有广告以及大量的收益了。我也不知道我的心态，我真的是不羡慕他们，而是天然对这个事情有反感，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也很希望听到大家的回答。
文珍：我想跟阿花探讨一下。我也有困惑，我是唯一订阅的阅读量超过十万的自媒体就是严肃八卦。真的不是想做广告。我经常看它提供的观点，搜集大量的信息、罗列，最后加入一个广告。其实我真的觉得那个广告不是很有用。我不知道这个最后的效果是什么样，能够起到一个真的让人立刻就把它从之前的逻辑里面跳出来，然后到最后的那个广告。因为其实一个真正有尊严心，真的用观点影响别人的写作者，哪怕接广告，我觉得他也会有他的分界线。
我刚才听到了你说评价性你会很担心有软文，我有一直有一个盲目乐观的自信，永远不要特别低估大众的智商。如果他可以接受一个观点不正的人的推广，或者说他对广告植入会怎么样，那他不通过你这种方式他也会从别的地方接受他的暗示。如果他一直都是在做各种各样的广告，而没有经过自己独立思考把它摘取，挥霍自己的公信力，那么最后的影响需要他为自己的信用买单。
吴琦：文珍所说的我觉得是特别作家式的观察，是非常隐秘的文学世界，她的核心是很淡定的，不管发生任何变化，都以她的方式消化或者进入到写作或者观察当中去。而且这个东西不需要当代被验证或者回应的，而是面对时间的考察。
新闻行业是不一样的，像阿花所说的，整个行业在流失，这个观察我特别感同身受，而对于作家来说，不管世界怎么样糟糕，你会发现很多人写小说，他们对文学保持了奇怪的热情，生命力特别顽强。他们可能做日常的工作，挣钱的工作，但是他们对文学的想象非常清楚。而当媒体人投身营销以及写软文的洪流当中，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媒体人，但是他依然在媒体当中发声，其实打着媒体的旗号做一些营销的事情。大家基本上不知道媒体是什么样的存在，这个是危险的。这些事情发生在文学之外。
李静睿：我认为伦理是不分领域的。你不管是在哪一个行业，你的伦理不应该因为你从事的行业转变而发生一个转变，你对这个世界应该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因为我是学新闻的，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清晰地知道一个好的媒体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非常担心以后大家不知道一个行业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没有人见过。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像在中国的环境下，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有一个自由的出版业是什么样子，因为大家都没有见过。我很担心这一点。
以前我记得有一个人说过一段话，中国还没有出现最好的杂志，杂志就死了。类似这样，中国还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新闻业，新闻业就死了。马克斯韦伯说过的话：“一个社会想要从战争往正义的方向转移，两个行业必不可缺，一个是新闻，一个是法律。”我现在从事这么多年，我对它非常有感情，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可怕的。
文珍：其实我也没有对文学这个行业的伦理有非常乐观的评价。在任何一个影响力可以带来名利的领域，都存在着或多或少伦理的塌陷和自我要求的推诿，它做这件事情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风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观众可能说不出来这到底有什么问题，但是慢慢不爱看了。我看到很多圈子里面的，我也有一些记者的朋友，事实上我觉得这种忧虑感存在就是因为你们太信任媒体了，太信任影响力固定的能力了，但是实际上它是不断地变化。现在大家这么多的观点，一件事情出来以后，这么多人发声刷屏，一篇文章观点淹没掉另外一篇文章，这没有问题，被刷屏的文章大部分都是软文，这样的文章让大家的见识得以提升。它完成一定程度上民众公共教育。
我跟政府官员的朋友讨论，我说你们应该感谢自媒体，你们视为洪水猛兽的这些，因为他们提供了媒体监督，不管是以前的意见报纸也好和现在的个人意见也好，获得影响力的这些所谓公知也好，他不见得正确，可是他们可以得到平衡。总得来说，我认为民众还是在进步，不管有多少时候看上去是被封闭的，有多少是以厌恶出现的。可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教育到达一定程度之后，他会有一个进步。怎么可能不进步？软文不会被“十万+”地传播，这个我相信。
吴琦：云老师怎么看？
云也退：我觉得阿花说的挺有道理的。伦理这个东西在任何时候如果被破坏了之后，它并不是市场这个规律可以扭转过来的。只不过我会看更长时段的东西，短时间内利益攫取的东西，我相信它肯定是会造成所谓的影响。我自己非常反感夹在其中的东西。我自己是可以达到写专业评论的水准的人，我一眼可以看出是为了写评论的人。我对工作的期待并没有像文珍所说的那么有信心，不过我觉得这个跟我的人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不能改变什么。
我一直认为，我做到了最好，这件事情并不费我多大的功夫，大家对于那些必须抓公众眼球的东西来说，他们提供的东西一定没有什么价值的，就靠我们这种看待他们的诉求。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可遇的东西，也是你自己耿耿于怀的东西，觉得很忧心忡忡。其实没有什么理由不为此而担忧。
我也很关注伦理问题，我也很关注特别是消费。消费一个新闻事件这样的现象太普遍了。当一个新闻事件出来的时候，他的内在情感影响力没有完全退却的时候，就有人开始消化他，靠着你的影响力赚钱，靠受众的巨大数字去赚钱，只要他存在就会有消化，就跟伦理完全不相干，甚至完全相悖的这个可恶的事情。我得说它是可恶的，肯定是这样的。
吴琦：那么，随着技术也好，或者互联网技术以及媒介的技术变化也好，从博客一直到现在的变化，一些对于写作和阅读有兴趣的人，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改变？之前，每次变化都会给你一两年的时间，去慢慢适应，但是微博微信之后，我自己也有这种突然加速的感觉，就是一切都来的特别迅速，尤其从事媒体的工作来说，这个变化真的是巨大的，大到你开始怀疑自己。
李静睿：因为我自己身份本身比较分裂，我自己也写小说，我主要的精力也是写小说。作为小说作者这个身份不焦虑，因为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也很清楚文学的生命力远远比这些东西长久。我自己非常清晰的就是说我写小说这件事情没有指望它赚钱，我只是把时间耗进去了，它变成了一个我需要付出的事业，而不是我从中获取的事业。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在另外的层面，当然每个人都需要生活，它生活的这个层面像文珍自己做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我自己也不太喜欢做这个固定的工作，所以我现在做一些另外的兼职，大家可能看不到的一些兼职。我基本上可以生活，我的工作跟大众的东西可能隔很远。说实话，所谓自媒体时代，我就是在自媒体时代开始写作的人。后面这些变化对于个人的冲击是很小的，可是我相信它对于一个时代的冲击是很大的。我作为一个个体，我们是可以尽可能脱离于时代而活着，可是这个时代一定会挟裹着我们往前走，带我们走到我们很不想走到的地方。
云也退：我想缩小一下我们这个期待可能更加有利一些。我的公众微信一直有一个朋友留言，也说的非常诚恳，我一直以他为一个非常知心的朋友。后来他加我微信之后我发现他的本职是证券，跟一些文学完全不相干。他整天发的都是那些东西，他突然发了一个书评，他让我看看。我觉得这样的人特别可爱，真是特别可爱。我认识不少。这样的案例我觉得不少，写的很诚恳，他把所有在书里面看到的，让他痛心疾首的东西都往里面写。
李静睿：我自己还是看网络文学的，长期在晋江里面连载。中国的类型文学在过去几年我认为是出了很多的好作品，这两年是有很大的下降。我觉得这就是我不太对的一个地方。就是说理论上来讲资本它会促进一个行业的生命力，可是在中国来说我发现这是相反的。不管是所谓网络这个领域，还是影视这个领域，资本大量进入极大拉低的这个行业的水准，我也没有想明白中国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云也退：对资本控制的行业真的是，因为有的时候东西太多了，肯定会稀释掉这个质量。他可以做的是把一个东西炒红，弄得人人皆知，他对他的高度以及含金量是不能保证的，因为有越多的人进来，就有平均的操守会降低，水平也会降低。我想这是一定的。只要是商业的，我们这些人就不应该多抱什么希望吧。
李静睿：我不同意这样，我认为高度商业化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路径，不管是国外的文学以及出版行业都是这样，中国是一个商业化远远不够的社会。可是我不太明白的是，这个可能跟数字时代也有一些关系，也是资本的涌入。我不太同意你的说法是稀释，稀释的意思是来说本身还有非常高的质量。我很清楚现代写作者，写作者完全按照市场的规律来写作。这很可怕。
吴琦：资本的问题，我自己的感受是，资本其实是会欣赏叛逆的，是会欣赏反抗的，但是中国的现实是没有什么反抗。当资本以影视的方式来对写作表示兴趣的，写作本身就没什么可坚持的了，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最早我们做媒体的时候，是要跟广告部打架的，不管有没有听众，听众是谁，老板在哪儿，但是现在的没有人吵架了，顶多就是变成了内心的挣扎，那些挣扎别人听不见，如果你不表达。
可能今天阿花不把这个话题带入，也不会有这样一个争论。今天的社会环境，对我们性格塑造就是，大家不争吵了，你坚持你的，我坚持我的，最后当成人的个性，排解掉了，但是对于社会来说一些有害的病毒，会成为这个行业的规则以及潜规则。
就像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只有一个点赞的功能，要么点赞，要么保持沉默。保持沉默，就是我对你的否定，但否定没有引发讨论。这种技术带来的生活方式某种意义上也影响了人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方式，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类似公共空间，需要争论以及辩论，这是真实的发声，可能就像今天这样。所以我也特别谢谢阿花，带着她微博论战的精神带到书店的空间里面，也谢谢文珍，用文学来回应我们，也谢谢云也退，他在北京只穿了这一件衣服，希望他在南方修炼的御寒的能力，为我们带来一些提示。谢谢各位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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