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十七世纪东西方对国家的反思
黄宗羲所处的年代稍晚于霍布斯，但可将他们视为同一个时代的人。
在二人共处的那个时代，他们的存在，虽未能交辉相映，却也各自代表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个世界，他们的思想，各有各的风采。不同在于，入清以后，中国思想就从黄宗羲倒退了。而革命的欧洲，则沿着霍布斯的思想继续前进，就这一进一退，改变了世界，影响了东西方的命运。
1640年，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关键年头。在欧洲，发生了英国革命，而中国，也发生了清军入关。这两个事件，影响到历史的进程，使英国成了世界历史的火车头，而中国则扳了倒车。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英国有个霍布斯不失时机的向人类阐明了国家主权的性质，在国家这个历史的火车头上安装了一部主权的发动机，其历史作用，不亚于蒸汽机之于英国工业革命；同一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也终于从浙东学派的发枝散叶里，收获了一枚改制的果实，那还是在心学重启的故土，王守仁的故里，后来发现了河姆渡人的地方——余姚，出现了一种新生代的启蒙与救亡运动，藉着对明亡的反思，重新认识王制，写出了改制的新篇章——《明夷待访录》。
该书的作者，也就是那位“待访”者，便是黄宗羲。他要待谁来访？他为什么不像孔子那样梦见周公，而欲如箕子待访武王？箕子者，乃周公之前被称之为“子”的“中国第一哲人”，他是殷周之际那一次“革命”的预见者和目击者，作为国家起源的纲领性文献“洪范九畴”就以他的名字问世。还有，《明夷待访录》中的“明夷”二字，便出自《周易》里的“明夷”卦，卦中，箕子蛰伏，于无明处看日出，于无声处听惊雷，开出“雷天大壮”的新卦，等待着那圣人革命的到来。
黄宗羲从“龙战于野”退隐，带着“其血玄黄”的沉痛，潜于龙虎草堂，在“明夷”中默思：究竟何为亡天下？他这一问，没问向那条血腥的异族辫子，而是问向了君主专制本身。，他认为，亡天下的，正是那些打天下、坐天下、搞家天下的独夫——暴君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坟墓，它要埋葬整个中华民族。所以，救亡，不是救君主，也不能用君主救，而是要回到“原君”，救民主，也用民主救。
就这样，他虽与霍布斯殊途，却也同归于国家起源的入口处。一个从历史的路径回归，从王道传统里，寻求“原君”；另一个在逻辑的原点反思，在人性的底线上重新发现国家的主权。然而，他们的自由之思想，不约而同地指明了一个人类的去处，那就是有可能最好但不至于最坏的民主。
民主的指向
然而，他们的“民主”看来目标一致，但指向却有分别。“原君”之“民主”，指向王道的起点和王权的高端，如尧、舜、禹等。这一指向，要将人民价值论的美好期盼和传说，表达为人类大同的天下观，并以圣王改制和圣人革命的方式，将历史目的论的追求，坐实在由先王之道开启的制度端，请注意，这是一种天下观的“民主”，要在天下为公和人类大同的追求中开显，而非在一朝一代的“家天下”里出现。
这种指向天下的民主观，有着很大的局限，由于家国之间缺了社会，直接从家到国，所以，个人权利也就短缺了个社会契约的环节，难以在国家主权的层面上体现，现实中，代表国家的惟有君权，以君权行使天下观，多半要趋于家天下，哪能指望家天下能成为民主的起点呢？不可能。
若谓天下观的指向里，民主还是个未来时，那么指向国家的民主观，那民主便已然在进行中了。然而，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民主是有限性的民主，既被民族主义的血缘和地缘纠缠，又受制于国家主义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惟利是图观，以此而求民主的普世性，反而会导致民主的失足。因为，民族国家本身，并不具有普世性，而毋宁说它的存在，就是普世性的樊篱和主权的边际，它宜于在地缘政治里，向他者宣示主权。以之寻求普世性，便走向帝国主义那一面，历史的和逻辑的都证明了这一点。
任何国家，就其本质而言，都还是个“利维坦”，无论君主，还是民主，从根本上来看，都还没能脱离“主-奴结构”的原型，霍布斯用了《圣经》里的怪兽“利维坦”来表达这个原型，可以说是抓住了国家的根本。传说，人之初，曾请求上帝：“上帝啊，我们太弱小了。请你再创造一个英雄吧，让他保护我们。”可上帝的回答却是这样的：“英雄在保护你们的同时，也会欺压你们，吃你们。”
然而，吃了禁果的人，老是忘了上帝之训，为了保护自己，创造了一个庞然大物——政府，对外，它被称作国家，对内，则叫做政府，政府也像英雄那样，保护人，同时也吃人。即便好的政府，例如民主政府，也只能做到保护自己的人民，但是免不了要吃别国的人，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吃，以民族主义的方式吃。雅典民主制的代表人物伯利克里早就这样说过，普世的正义，只适用于本国的公民，国与国之间，只适用于国家利益，而战争则是国家利益的集中表现。不好的政府，也就是专制政府，那是要里外通吃的，恨不得吃出个家天下来，吃出个极权主义世界来，就像孟子说的，叫做“率兽以食人”。
孟子所谓“兽”，乃泛称，而霍布斯则特指那“兽”的名字曰“利维坦”，以此为标志，揭示了国家的吃人那一面。“利维坦”为海兽，形似鲸、鳄，作为政治统一体的符号，它来自《圣经》，是《旧约》里的一个图像，被赋予了神话的、神学的和神秘派的意蕴。打开一部政治观念史，我们就发现，有些巨型动物图像总是作为国家的标志出现。用图像宣谕政治由来已久，早在柏拉图，就把国家的图像描绘为“巨人”，而把群众叫做“多头的聚合动物”。霍布斯的国家观，虽然也以“巨人”为原型：主权为灵魂，官员为关节，奖惩为神经，财富为实利，安全为事业，历史为记忆，法治为理智，和平为健康，动乱为疾病，内战为死亡。但是，他选择的国家图像却是“利维坦”，这是为什么？这就涉及到了立国之本。
如果说黑格尔的国家观是绝对理念的终极显现，是伦理精神的最高存在，立国之本，立在最高端。那么，更早一些的霍布斯却没有那么乐观，他更多的是关注国家本质的恶，谨防着国家本性吃人的那一面，故其立国之本，未立于理念之高端，而立于人权的底线，非从理想出发，乃从现实出发，就在君主制下改制，与神权脱钩，以“君权至上”的新前提，置换“君权神授”的老假设，设立国家权力合法性的自然法的底线，既要体现人在自然状态中“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还要保有人的生存底线——安全，这就要求人们相互契约，让渡自然人的自然权利，参与到国家中来，把自然人变成国民，使自然权利转化为国民权利，使国家成为契约人的命运共同体，集中反映契约人的意志，并全权代表契约人的利益。
这只是国家起源的一个逻辑起点，而非历史的起点。在逻辑的起点上，霍布斯与黑格尔不一样。黑格尔的起点是绝对理念，而国家则是绝对理念自上而下运动的产物，是绝对理念的制度化样式和社会化形态。而霍布斯正相反，他的国家观念，是从自然状态通往自由王国，是自下而上的生长，一个是缔造哲人王的哲学化的大逻辑的理念王国，一个是从实际政治出发实证与实用主义并举的经验王国。
这样两种迥异的国家观念，虽然都属于理性范畴，但理性的方式显然并不一样。黑格尔的方式是整体的，根据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以及普遍性高于所有特殊物叠加的原则，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的国家理所当然可以集中代表一切个人权利。而霍布斯的方式则是个体的，是从人的生理需求和社会需要出发形成国家观念。相比之下，黑格尔是在国家哲学的背景里来谈个人权利的来源，而霍布斯则从个人主义的基础上来确立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就个体而言，黑格尔的个体是精神性的，而霍布斯的个体是生物性的。联系到他们本人，可以说，黑格尔表达了一个哲学家的立场，而霍布斯则坚持了政治家的主张。
哲学家趋于理念，政治家倾向实际，霍布斯对于国家的顶层设计，事实证明，后来成为了英国的立国之本。我们知道，英国的根本，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个人本位，只有以个人权利为前提，才会考虑到限制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吃人那一面进行管制，也就是把“利维坦”关进笼子里；还有一条就是海权本位，霍布斯以“利维坦”为书命名，就含有海权的意思。“利维坦”是海上统治者，国内之门虽然朝其紧闭，对其管制，但海外之门却敞开着，任其发展，这有利于主权国家在霸权世界里进取。
利维坦与龙
不知霍布斯对中国了解多少，他的思想，很容易对中国语境发生共鸣。
比如，他说“君权至上”，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中国的韩非子。不过，韩非子的说法跟他不一样，韩“引道入法”，用“君道同体”证明“君权至上”，并以法术势一体化运行之；而霍布斯则通过把君权作为国家主权的代表，在确认个人权利的前提下，以社会契约的方式，确立了“君权至上”。同为“君权至上”，说法不一样，后果也就不一样，韩非所言导向君主专制，而霍的说法通往君主立宪。
还有两个看似貌合实则神离的尤物，这便是利维坦与龙，一个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物出现，一个作为王权及其文化的标识问世。韩非子说过，君心如龙，龙有逆鳞，触之者死。利维坦乃西方龙，其逆鳞为主权，也是逆之则亡，就此而言，可谓貌合。而神离在于，龙为文化的，利维坦则反文化，中国人可以称自己为“龙的传人”，没听说西方人称自己是利维坦的子孙，因为利维坦在西方是吃人的。
中世纪的“利维坦能意蕴”跟耶稣受难的十字架有关，据说，利维坦误把“隐藏在肉身里的上帝”当作食物，而欲吞噬那位十字架上的“神-人”，结果，十字架像鱼勾一样把它给钓了。在这里，利维坦被设想为一条大鱼，经上帝用耶稣做诱饵钓到了。那一时期的欧洲图画，也把上帝画成渔夫，让基督在十字架上当钓饵，而利维坦则是被上帝诱钓的食人大鱼。十字军东征时，日耳曼骑士这样唱道：“哦！圣灵的十字架，用的是上好木材，你钓到了哟！那贪吃的利维坦。”
《圣经》里，与利维坦相对的还有另一代表陆权的巨兽，名叫贝希摩斯，其原型或为河马，这两只巨兽，在犹太人的政治神话里，成为异教强权的图示，可以被看作巴比伦、亚述、埃及那样的异教国家，而世界历史的进程，就表现为利维坦——海权同贝希摩斯——陆权的斗争。斗争中，贝希摩斯奋力用巨角去顶穿利维坦的身体，利维坦则用大鳍封堵贝希摩斯的口鼻，不遗余力要闷死它。
这岂不就是对欧亚国家地缘政治的图解？而犹太人则在图外旁观，看异教民族相互残杀，犹如天空之鹰，紧盯着地面的兽斗，期待着随时可以吃那些死者的肉，且以此维生。犹太人似乎不太在意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成败，他们更看重自己能在世界末日来临时，作为义人在天堂分吃那两只巨兽的肉，据说，这是上帝早就安排好了的，有关的叙述，在《圣经·旧约》里有过提示，对此犹太人念念不忘。
而中国龙，却未有这样一个对应物，与之匹配的虽有龙凤、龙虎等，但都不足以与龙对等。龙所表达的，是个大一统的历史图式，是对万物一体的图解。若论渊源之深，鸟之于中国传统本不亚于龙，对于始祖的追认，不光《诗经》里多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类的说法，还在史前的河姆渡人便有了太阳鸟神话，以之“究天人之际”，可谓最宜，因为鸟的行迹能有规律的向人报告天时与物候。
但是，由于形体的约束，鸟在表达统一性上多有局限，我们试想一下，若将多种动物形象集合在一只鸟身上，那鸟会变成啥样？民间传说中有九头鸟，那也都是鸟头，而非动物共同体的图标。可龙就不同了，龙是以蛇为原型的图腾集合，有人认为，龙是蛇图腾实现的大一统，兼并了牛、鹿图腾，便将牛、鹿之角置于蛇头上，兼并了猪、马图腾，又加上了猪或马头，经过不断兼并和叠加，而有虎、鳄之腿以及鹰爪、鱼鳞、花尾等……不过，也有人认为，龙的统一性，与其说是兼并而成，而毋宁说是“和合”而成，龙作为动物图腾共同体，是因了“和合”的作用形成的，所以说，龙是“和合”文化的代表。
其实，兼并也好，和合也罢，都是人在事理上必备的两手，都不可或缺。通常的情形多半是这样的，和合不成，则行兼并，兼并不行，转向和合，总之，要用两手，单靠一手不行，这是常识。
中国历史有一特性，叫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有一个说法，便是“一治一乱”，放到世界历史上来看，这样的说法，实际上也可以通用，只是东西方两种文化各有其价值偏好，故分合之际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西方文化趋于“分”，凸显了对立性，而东方文化偏向“合”，强调了统一性。
利维坦便是个对立性的怪物，而龙还是个统一性的图腾，还在那个图腾化的世界里。将动物图腾化，是人通过动物来认识自己的一种方式，通过灵的转化作用，使人能分享动物的某些特性，这种分享之所以可能，主要是基于万物有灵和万物一体的世界观。可是，自从人格神出现以后，尤其是一神教的人格神出现以后，人们转而从人格神来认识自己的神性，人的动物属性不仅被伦理排斥，更被宗教信仰禁锢，与之相应的图腾世界也就随之而被瓦解了。正是在宗教信仰的催化下，利维坦越来越被妖魔化，而中国龙，则由于未经宗教信仰的洗礼，未被人格神删除，而保留了图腾化世界的本体本色被政治化。
政治化的利维坦，是对外开放的猛兽，对内却要用笼子关起来。而政治化的龙，则同王权一样，都不受约束，尽管在实际上难以呈现，但这并不妨碍王权用神话思维对它进行政治图解，使之在政治文化上发挥大一统的图腾功能而与民交感，使万众一心分享龙性，成为龙子龙孙——“龙的传人”。
如此这般的政治教化功能——“像教”，是对王权主义的大一统的图腾化诠释。一般来说，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里，政治文化化和文化政治化，形成了中国的王权主义的大一统的太极，由政治与文化，构成太极图的阴阳两极，政治玩阴的，文化就来阳的，政治搞兼并，文化就和合，政治用刚，文化以柔，总之，要相反方能相成，老子说“反者道之动”，一“反动”，就把“对立统一规律”反出来了。
《说文解字》说“龙”，就是“反”着说的，“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幽”与“明”，“细”与“巨”，“短”与“长”，“天”与“渊”，都是“反”的，因为龙没有外在的对立物与之冲突，就从自身分出阴阳，搞个对立面，彼此“反”着，也就互“动”起来，起动了相生和相克程序，相生可谓和合，相克即为兼并，利维坦和贝希摩斯的两种属性，龙性兼而有之。
据说，霍布斯还写过一本贝希摩斯的书，书中提到，若欲驳斥利维坦，就当以贝希摩斯起话头，用贝希摩斯对抗利维坦，书名就叫做《贝希摩斯》。作为象征物，如果说利维坦象征了“国家”，那么也可以说贝希摩斯象征了“革命”，霍布斯在现代政治中不经意的放出了这两头怪兽，最终，却在列宁那儿，收获了《国家与革命》的硕果。从霍布斯到列宁，这两只怪兽一直在折腾，从未有过消停，如果说霍布斯在兽性对抗中选择了代表“国家”的利维坦，那么列宁就选择了代表“革命”的符号贝希摩斯。
相比之下，我们发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犹如利维坦的“国家”化身；而冷战后的苏联，则无疑就是那“革命”符号的怪力乱神贝希摩斯。美国继英国之后，又成为了横跨东西洋的新型利维坦，来迎接横跨欧亚大陆的极权化的“革命”怪兽贝希摩斯——苏联的挑战。无论从海权到陆权，还是从国家到革命，西方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都未能走出文明原型的两个怪兽的对峙，就连中国龙，也被西化的浪潮卷入到这个对峙中，先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跟着苏联贝希摩斯化，改革开放之后走向海洋又开始了利维坦化，前者导致与苏联的冲突，后者正走向与美国的冲突，因为龙有龙的追求，毕竟与二兽不同。也许，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宿命，在通往天下为公和人类大同之路上，中国龙首先必须西化，然后扬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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