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长期战乱、盗匪横行，百姓被迫组建民团自卫，民间非法枪支泛滥。政府的枪支管理办法接近美国现行规定，但在内忧外患中无力施行。
1946年的上海，李先生将两张免冠照片、三位亲友的担保书，以及10元手续费交到当地警察局。几天后，他就为自己的手枪办到一张崭新的枪照。美中不足的是，按照这一年颁布的《自卫枪支管理条例》，李先生只能为爱枪配上50发子弹，之后购置弹药时必须向警察局提交申请。此外，他还要遵守一系列持枪规范，如把枪支借给朋友就要面临500元以下罚款。
虽然申领枪照的条件极为苛刻，至1949年5月，上海还是有8075人获得了包括手枪、步枪、马枪在内的各类合法枪支。其实，枪照也不是1946年才出现的新鲜事物，早在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就制定了枪支管理办法，给自卫枪支烙印编号，为符合资质的人发放枪照。但民国长期战乱、盗匪横行，老百姓被迫组建民团自卫，导致民间非法枪支泛滥。
土匪和民团乃民间武器最大持有者
土匪的枪支来源很多。首先自晚清开始，官府和外国军队、农民军、革命党、会党之间冲突不断，每一次冲突或战事后，都会产生大量溃兵，他们中很多人走投无路，就会带着武器投身匪帮；其次，有官员、士兵直接向土匪售卖武器，如武昌起义后，南下镇压革命的北洋军中即有人把缴获的枪支卖给河北土匪，一支汉阳兵工厂的快枪加200发子弹，能卖60到70银元。还有土匪会和官军商量好，先将财物埋在某个地方，官军来剿匪时在这里对天放一阵空枪，把财物挖走，再埋上枪支、弹药，最后汇报武器“在战斗中丢失”。很多时候，官军从土匪那里缴获的枪支，其实都出自他们自己。
另外，有外国人直接向土匪出售武器，如控制青岛海关的日本即向山东各地走私枪支。1918年，有北洋政府警察假扮买枪者，获得日本人私卖枪支的证据，发现当时一支十响毛瑟手枪配200发子弹，开价是400元。统计显示，仅1924至1925年一年间，日本从青岛向山东各地走私的枪支，即被查获了616支、子弹32338发。
昂贵的枪支是匪帮最重要的财产。如果一个土匪在匪帮中没有属于自己的枪，在分赃时必须向匪首支付“借枪费”。美国学者何西亚曾将匪帮比作股份公司，他假设一个有250名土匪的团伙中，一人或一枪算作“一股”，假设枪数与人数一样，总共就是500股。要是所有土匪的枪支全由匪首提供，那每一名土匪都只有1股，而匪首独占251股。
民国最初的十几年时间里，成伙的土匪都已经有枪了。仅在川东和川南，1920年代的土匪有枪13000多支，包括毛瑟枪、新式手枪、双筒枪、马枪等。在匪患突出的山东，土匪有四五十股，总人数超过20万。他们当中最著名的孙美瑶，1923年劫持了一列火车上的100多名乘客，其中包括20多名外国人，是为“临城劫车案”。孙美瑶匪帮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所部3000人中有1200多人有枪。土匪持枪抢劫，甚至对抗政府的新闻，时常见于各地报端。
匪患如此严重，当时政府又无力剿灭，民众只有自己出钱、出力，组织民团，武装起来对抗土匪。所谓“民团”，又称“团练”，和《水浒传》中的祝家庄、曾头市是一脉相承的，都是由地方乡绅、地主组织起来，保障一方安宁。只不过梁山好汉们用刀枪剑戟，近代土匪换上了枪支火炮。
最初，清廷为剿灭太平天国，即鼓励各地发展原有民间自卫团体，并允许他们采购一些旧式洋枪，如单响毛瑟枪、前膛枪等。进入民国以后，中央政府控制力进一步减弱，无力约束地方，民团开始购置最先进的武器。在民团力量最大的广东和东北地区，民团常请政府一次代购枪械万支以上（需要烙印、编号，由当地官员定期查验）。广东宝安一县六区，即有团军3000人，人数最多的第二区有驳壳枪、五响步枪等1000支，还有机枪数挺。香港《华字日报》推测，1924年前后，“中国枪械以广东为最多，合商团、乡团各种自卫枪械与现役军队并土匪等军，共有四百万（支）”。从比例来看，其中为军警所有的枪支只占少数。
曾任台军参谋总长的黎玉玺回首往事，家乡四川的民团“每个月有一次‘点团’，各家壮丁携带刀枪矛械集合，按照名册点名之后再缴一点钱才解散，表示每家都出人出钱来维持地方安宁”。黎玉玺从小就学会制造火药、生产土炮，给民团用于“设卡守卫”。
近代史学者郭廷以回忆幼时的河南老家，为了对付土匪，几乎家家都有枪。这些枪主要有4种，以日本制造为主，“一种是日俄战争时日军所使用的“九响枪”，弹头为铜造的；另一种是笨重的“十响枪”，弹头为铝制；再差一档的是一响的德国旧毛瑟枪；最好的是德国五响钢枪。”郭廷以估计：“至北伐那年，我们镇上的百户人家约有枪二百余支，单我家即有三十几支。舞阳一县共有四千多支枪，以全省一百县估计，应有三四十余万，可见民枪之多。”
郭家所在舞阳县姜店镇上的民团，几度同土匪大规模交火。1921年，100多个土匪攻打姜店镇，郭廷以的大伯和父亲率民团在郭家据守，发生枪战，几乎被土匪俘虏。1926年，匪首王泰等又率众围攻姜店镇，镇上“男女老幼同心协力，尽夜守寨，虽然枪支只有二三百，但想尽办法抵抗……打得土匪近身不得”，匪帮用了两三个月时间都没能攻下姜店镇。可见，民国民众持枪自卫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
革命的资本
民团之外，广州还有商人自卫组织“商团”。商团财力雄厚，其下属“团军”装备的都是先进枪炮，以至被广州的苏联顾问称为“老虎”。1923年，商团同广东军政府在财政问题上矛盾激化，不断罢市，同驻广东的滇军、桂军多次冲突，几乎火并。孙中山只好命令军队改驻郊外，并力图争取商团人士加入国民党，缓和双方矛盾。
广东商团由此更加自信，自觉只要有足够的自卫能力，政府就只能让步。他们修筑街垒、举行会操，添购大炮、机关枪、轮船，乃至计划建立商团军医院、救护医生队、制弹厂等军事设施，远远超出了自卫的需要。1924年8月，运有商团所购枪械的轮船到达广州时，突然被孙中山下令扣押。孙中山怀疑商团购枪背后有陈炯明或北方军阀的支持，要求查明“这次所买的枪却有八九千支。这样多的枪，又有甚么用处呢？还要交到甚么人呢？”双方交涉两月无果，爆发武装冲突，最终商团被解散，是为“商团事件”。事件发生时，孙科正在奉天拜访张作霖，饶是张大帅见多识广，且东北地区枪支遍地，也不禁问了一句：“商团是一种什么组织，广东商民为何会有武装？”
民间枪支的海量存在，客观上也为共产革命提供了便利。1928年前后，中共松浦特委在上海青浦地区组织农民暴动，当时分析枪支来源有三个：向枪贩购买、收缴自卫枪支，以及夺取军警、民团的配枪。后来，这支“沪杭路农民革命军”果然从民团、地主那里夺到了30支枪。同一时期，中共陕南特委在文件中指出，自卫队“解决豪绅得到的钱，应当作买枪等公共用款”，并明确说到夺取枪支的方法，“派人到民团白军为兵，收缴豪绅自卫枪支，以及用解决豪绅得来的钱去买枪等，充实自卫队的武器，准备游击战争。”这样，自卫枪支即很容易被革命所用。
此种情况一直持续至1949年。广东省平远县乡绅林公顿，曾任县长、省参议员等职，后倾向共产党。当地梅北武工队的指导员马添荣等到林家联络，林公顿为表示投靠革命的决心，主动把家中的几支驳壳枪和1000多发子弹交给了武工队。后来队长陈玉堂又亲自上门，请林公顿帮忙筹措枪支、弹药，林爽快地说：“我有一支自己用的驳壳枪，子弹三百发，可先交给你们使用。”陈玉堂并不满足，还要林姓自治会的枪支，林公顿也同意：“林姓自治会有九支新驳壳枪，由各房头保管，我会与各房头商量，借给你们使用。”最后，林公顿甚至策动当地乡公所、乡自卫队交出了19支驳壳枪。1949年6月，平远县易帜，新政权任命林公顿做了副县长，林公顿的故事充分反映了民间枪支对于革命的作用。
难以推行的美好政策
民间枪支泛滥到这种地步，政府自然寝食难安，出台法规、政策，立意“收枪”。湖南在北洋时期是南北战争的胶着地区，战事多，枪支流散也多，所以《近代民间武器》一书把湖南作为“收枪”的典型地区。1917年，护法军进入湖南，省长程潜下令，民众拾到枪支、弹药必须报缴政府，由政府定价收买。不久，北洋军夺回湖南，也推行“收枪”政策，规定缴回1支五响快枪，能得到10块大洋。
由于各地财政有限，政府开出的“收枪”价格通常低于市价，效果并不好。长沙东区甚至没能收上什么枪支来，收获的仅是马刀、东洋刀、军用饭盒、军用铁铲等物品。无论是民团还是土匪，显然都不可能把在乱世中活命的保障交出来。乱象不免产生，抗战期间，山西省政府下属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常借称某家私藏有枪支，逼人交枪；拿不出枪来，就要求按枪价折钱交付。
有意思的是，原本被地方军阀视为威胁的民间枪支，在国民政府建立后变成了刻意保护的宝贝。民国期间的民团中，广西民团无疑是最为知名的，为让中央忌惮，李宗仁、白崇禧号称民团有枪10万余支，实际只有1万多支低劣不堪的旧枪。无独有偶，何应钦在抗战时期曾想收缴云南民间自卫队枪支，他对龙云说：“人民的枪太多，不应任其发展。”无视中央权威的龙云当场婉拒此提议：“他们又不拿政府当敌人，我不需要接收他们的枪支。能自卫总是不错的。”共产党当时估计，云南地区约有70万支枪。显然，广西、云南地方势力为维护自己的割据地位，引民间自卫力量为对抗统一的工具。
需要说明的是，各地立意要收的枪是不包括私人合法枪支的。程潜在“收枪”命令中就规定，“曾领有督军署护照者不在收缴之列”。现在来看，民国时期对私有枪支的管理堪称完善，北洋政府在1913年颁布了中国第一个枪支管理法规——《管理收藏枪支规则》，规定私人持枪必须以“公共防卫或自卫财产为目的”。只有官方核准的地方团体、商会，以及有正当职业的住户和纳五等捐以上的店铺，才能合法持有枪支。警察部门会备案子弹数目，在枪支上烙印，并颁发枪照。
北洋政府还曾试图为地方制定相关规定，如陆军部要求东北地区购枪者需满足：“（一）须有地五十垧、房二十余间，方准购备；（二）如无资产，须有营长、所长、知事之资格者。”事实上，无论是有50垧（约750亩）土地的地主，还是有营长等职务的公职人员，都是极少的，所以这个规定完全没法落实。更何况，北洋政府也无力约束地方，只能任由东北地区实行较为宽松的枪照制度。
在广东，孙中山当大元帅时也制定了本地的私人枪支管理办法，首先要求持枪者提交申请书，写明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以及枪支种类等；其次，需要由经营状况良好的商店或是乡里的绅士出具保证书；最后，要依据枪支种类，交纳0.5至4元的枪照费。此后，不管是枪支转让交易，还是购买子弹，都要出示枪照。即使是在共产党管辖下的陕甘宁边区，也立法允许民众持有自卫枪支。
研究近代枪支问题的邱捷举过一个案例，可以很明显看出自卫枪支的普遍存在。1916年，山东人商希正外出讨债，身上带着自己店里的一支勃朗宁手枪自卫。他到卖布的欠债人赵锡福那里后，与之发生冲突，商希正即想拔枪威吓。两人纠缠间，手枪突然走火，打中商希正左腿。不久，商希正不治身亡，赵锡福被告上法庭。
审讯过程中，县知事问当地协助维护治安的李忠是否会使用这种手枪，李忠回答：“此系新式手枪，差人不会施放。”知事按此推断，小商贩赵锡福也必定不会使用这把勃朗宁手枪，不可能夺枪后当即就向商射击。联系到商棉袍上并无弹孔，可知子弹不是从外部射进。显然，只是两人纠缠间，扳机被误碰，子弹射中了商希正。县知事因此判处赵锡福过失杀人，处350元罚金，枪、弹没收。在这个案子中，县知事自始至终没有质疑过商希正持有枪支的合法性。
看上去，民国时期的枪支管理办法同美国现行规定几乎如出一辙，但一方面持枪者一旦申领枪照，即意味着接受政府监管，因此很少有人愿意让自己的爱枪“合法化”；另一方面，合法枪支的价格大大高于非法枪支，不是普通百姓所能承受。
不过，枪照的推行，对于侦查犯罪确实起到一定作用。廖仲恺遇刺案中，直接凶手陈顺供称，作案时使用的手枪是郭敏卿借其“自卫”的。后来查明，郭时任粤军南路总司令部参谋，假借总司令梅光培名义，为陈顺填发枪照。最终，梅光培被判处“间接杀人罪”。
混乱拥枪时代的终结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在1946年颁布了《自卫枪支管理条例》（经多次修订，台湾地区沿用至今），于是有了文章开篇的那一幕。当年4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加大枪支调查力度，要求限期补领枪照，至当年8月，又登记了320支枪。在这些登记的私人枪支中，大多数为党政军公务人员所有。又如在天津，至1948年9月，登记私有枪支1076支；10月，天津市公安局发布通知，要持有枪支的民众妥善保管，并将随时进行检验，一旦发现无照枪支，一定严惩不贷。随着内战全面爆发，枪支登记工作不了了之。
进入1949年，共产党在占领区开启了新一轮“收枪”。上海从1949年6月开始收缴原国民党官员、特务、士兵等人员所持枪支、弹药；至1952年，全市共收缴枪支4495支，子弹上千箱，手榴弹44枚。在青岛，新政府发布《收缴散枪武器办法》，限令市民于15日内将手中所有武器上缴当地公安局，其中包括曾领有“蒋伪警察局”枪照的自卫枪支。这个规定和以往有一点不同，就是设立了告密条款，匿名检举他人私藏武器，同样能获得政府给予的名誉或物质奖励。
至1951年，政务院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枪支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矛枪、猎枪不在被管制的枪支之列；除部队、公安外，“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之科长以上干部”“区级人民政府之主要负责干部”“各机关之交通员、通讯员、首长警卫员”，部分公营工厂、商店、学校等人员，经相关部门批准，也可申请持枪证，佩带枪支。自此，普通民众不再能合法拥有猎枪外的枪支。这一时期对持枪人员的定义较为宽泛，使民间枪支大量遗留下来。山东省1963年时对政府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自卫枪支进行登记，总计有各种枪支2.29万支、子弹220万发。仅昌潍、聊城的3426支短枪中，就有1415支散落在不应持枪的中学校长、农场场长，乃至服务员、驾驶员手中。
改革开放后，政府于1986年颁布的《枪支管理办法》进一步限制持枪者资格，但还允许“非专业狩猎人员持有枪支的，限18岁以上公民，每人不得超过两支”。1996年，枪支管理办法再行修订，出台《枪支管理法》，彻底废除党政干部的持枪权，同时猎枪的使用也被严格限制，只有政府批准的狩猎场、相关科研单位及猎民、牧民可以配置。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枪禁最为严厉的国家之一。
——《凤凰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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