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笔稿
作者|Lina
配图|《12怒汉：大审判》
人性尊严是德国基本法中的一个理念，内容是∶人性尊严不可侵犯。国家一切权力均有义务尊重并保护人性之尊严。此一理念被许多国家采为宪法的最高指导原则。
德国宪法实务界认为，相较于正面定义人性尊严，在法学上更有意义的是确立人性尊严不可侵害之原则，包括了国家公权力对於任何一个人的尊严，在消极面上不应加以侵害，在积极面上更负有防御侵害的保护义务。
人性尊严的正面表述大致可以说是∶每一个人都是自主、自决的独立个体，都是具体存在并且具有意义的生命。每个人均有权利为自己维护自己的尊严；每一个人在社会中，均有其一定的社会价值，每个人都有权主张自己应受到充分的尊重。因此，国家不能为了成就特定人的目的，而将任何人当成达成目的的手段，人尤其不能被贬抑为单纯仅受国家行为支配的客体，而在根本上损及其做为一个人的主体性，包括了他的自主、自决及自治权力。
宪法学者陈清秀指出，尊重并保障人性尊严是一种宪法价值的决定。一旦确立国家公权力应对人性尊严加以尊重与保障，人性尊严即成为宪法秩序中最高的法律价值，非但在行政、立法及司法上均应受到人性尊严原则的拘束，不容国家机关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予以侵害外，甚至属于不得经由修宪程序变更的宪法核心领域。
从以上描述看来，在德国，人性尊严权，并不亚于生命权！
但是，在于欢案件的判决上，法官却直接忽略了作为有底线的生命，是有尊严权利的，并将能否活命，当作底线。因此判断当于欢母亲遭受极端侮辱时，仍然认为并未有“生命健康权利受危害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正当防卫的紧迫性”。
这样的思路，与大众生病时惯常采用的思路，一模一样。
很多疾病，其实不是生理，而是心理原因引起的，但由于心理疏导的堵塞，情绪淤积不通，只好通过身体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因为大众的健康概念，还停留在物理层面的有形的身体，因此一生病，便要找医生找药吃，却从未想到要疏导一下精神层面的心理问题。
形象地讲，身体是容器，而心理是内容，大众都还只是注重容器的颜色、形状及保养，却忽略了真正定义整体价值的内容。
人是否还有生命，也是身体的最基础层面，就好像装可乐的塑料瓶子。而人性与尊严，却是可乐瓶里的内容，正是因为有了瓶里的可乐，塑料瓶才与垃圾有所区别，才是一个有整体价值的可乐。
人在还有生命，但人的底线和尊严受到挑战时，特别是因为感到走投无路、绝望无助，会铤而走险，采取极端行为。
在于欢的案例上，因为目睹母亲长时间受侮辱，而且自身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于欢的人性尊严，是被践踏了的，特别是在警察四分钟冷漠的处理之后，仅有的一线希望更是被掐灭，绝望之中看到母亲还在受辱，他只是做了他当时唯一可能的选择。
从医学角度来解释，当于欢目睹母亲受辱时，他有激烈的情绪波动，会心跳加快、血液上涌，会容易失去平静和理性而采取极端行为。于是，在人性尊严到达底线时，于欢顺理成章地拿起唯一可以反抗的武器 ------ 水果刀，采取极端了行为。
而要杜绝极端行为，就要维护每个人的体面和尊严，承认和尊重每个人的价值存在。这个最后的机会，在警察转身离开时，不见了。因此，拿起水果刀，看似是当时唯一的处理方式。
因此看到判决，我很质疑文中提到的“未能合理处理冲突”的涵义，其所指的合理处理，具体是什么，难道在当时的事实状况下，在状况下的心理发展状态下，还会有其它的“合理处理”方式么？
泛泛来讲，人在处于极端压力事件中时，会出现应激反应，这包括情绪反应和行为策略反应。当人经历压力后的两秒钟内人体发生的变化。 这一阶段，即所谓的惊慌阶段，人体会释放一种叫作肾上腺素（Adrenalin）的化学物质到血液中。 肾上腺素给你一股强大的力量，并在体内产生许多其他的变化。 这些变化为你采取快速的行动做准备。
短短时间当中，处在压力下的人，会需要选择“战斗或逃跑”。如果恐惧太大，人会选择逃跑，而如果勇气战胜了恐惧时，会选择战斗。不管逃还是战，肾上腺素为人准备的强大力量，都足以使人可以迅速行动。
我个人来讲，其实于欢当时的行为，是他唯一可能性的行为，如果他选择了忍气吞声，目睹母亲受辱而毫无反抗，也就是用“逃”的策略的话，我想，事件之后，也许他和母亲，真像法官推断的，并未有生命危险，但在心理防线已经被突破，并在之后要接纳已经发生的事，以及自己对事件采取的“逃”的策略，于欢的心理，也会出现极大的事件创伤。
未经疏导的创伤，会导致他有极度愤怒、内疚和羞耻感。愤怒的情绪，如果向外发泄，会出现反社会行为，也就是仇视人与社会；而如果向内发泄的话，就是抑郁。无论如何，前者伤害社会和他人，后者伤害自己及家人，都是双输的结果。
法庭的判决，如上所述，仅考虑到了最基础的生命权，却未将危机事件中，由于尊严受到践踏对人心理产生的影响考虑在内。
人，毕竟不是空瓶。我们对外的所见、所闻、所经历，都会对内在心理产生特定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将会作用在我们的对外应对策略上。这个循环，只要是属于心理正常范畴的人，都无法逃脱。
因此，我赞成律师提出的申诉方向：“危机事件刺激下心理压力过大而产生应激反应，导致极端的防卫行为”。对方用下作侮辱的方式，刺激了22岁作为儿子的于欢，于欢心理压力过大，采取了极端的保护母亲的防卫行为。
换句话说，对方是事件的始作俑者，而于欢与母亲，是受害者，只是行为有过。
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尊严权，与生命权，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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