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法律评论
程波
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
四大导师之所以备瞩目，首先与当代人的文化思考直接叩合，与当代人对清华人文传统中断，人文精神流失进而的思归和呼唤有关——中国的教育的改革，除了需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外，还需要回顾和反思，需要到传统中去吸取有益的资源——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不仅需要创新，也需借鉴过去那种优异的传统和学风。
目次
一、从历史到当下：国学大师的重新发现
二、从国学研究到专史设科：以学科体制为中心
三、从学术规训到学术自由：以大学教育改革为中心
本文原题为《“大师是冒出来的”——学科体制与大学教育改革》
首发于《湖南商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吾之写《清华四大导师》（邵盈午著）之读后，启念于同学明哲（本书出版人）之情谊厚爱，席间赠书并慨允任情宣白。然书写百年间之历史，其繁重复杂，赓续清华大师之国学，其传承当下，自以菲材不能承荷著述。唯于20世纪最后20年来，投身于史学杏坛，俯仰所及，俱士林流连，于学术与制度入手探究，皆能目见而后身历，知之略详。
故吾愿以在京城游学之际，为同道师友之学问志趣，作一简约概述。方今时草成本文，以存记同门师友之学识造就、出版功德，兼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个体风采”，窥察百年中国学术体制演化脉络，留作索引，供后世识家之采择。
从历史到当下：
国学大师的重新发现
当下，历史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对历史事实的探讨，而是需要一种更富批判性和更具分析能力的眼光重新审视往昔历史思想，以期真正达到“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史学与史学思想的人已经不仅仅是历史学家了，而是关心人类命运的知识分子群体。邵盈午先生正是这一群体中的一员。
他著述的《清华四大导师》一书，选择一个不断被学界重提的热门话题，以“声华益著”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为背景，深入了解和领悟清华四大导师作为一个“大师群”的个体风采、学术生涯、传承脉络、价值追寻、生存智慧以及深邃的人文意境，藉此窥察百年中国学术思潮，反省我们今天的文化与教育体制。
同时，笺疏、选释与作者的评论融合为一，既继承学术史撰写的基本常规，又体现了在学术史流程中作者的真知灼见，可以说，邵著开创了一种学术史撰写的新视角。
在这本书中，邵先生并不回避“历史”的当代阐释，而是借一个充满悬念、颇带传奇色彩且特别适宜讲述、足可以寄寓各种学术情怀的“完整故事”，艳称当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及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四大导师。
在心境上，邵先生“自觉颇能与前贤相通”，因而在他的笔下，“悍锐慷慨、锋发韵游”的梁启超，“智慧天发，雅赡渊懿”的王国维，“才学雄厚、论必考出”的陈寅恪，“天资卓荦、辞义双胜”的赵元任等清华“四大导师”，分成四章进行了个案分析。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四大导师双方的互释互动中，一方面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办学思想的复杂性、丰富性、复调性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四大导师学术思想的主体性、独立性得以认同。清华国学院和四大导师双方，在相激相荡中获得新的生命，这个历程，在《清华四大导师》一书中，有生动地展现。从而体现了突破传统学术史撰写的方式的努力，同时也体现了史料基础的坚实和学术的严谨。
该书第一章，邵先生详细考察“始因政治活动而得名，复以学术生涯而葆名”的梁启超，认为梁氏的“政治激情与学术抱负”，使他的学术历练与文化相当与清初大儒有一脉相承之处。对“清华园里奋著书”的梁氏，基于学术独立的立场，提出“皆为学人应终身奉守”的十条学术规范，予以高度评价，认为“置诸今日，犹末过时”。
学界一般认为，梁氏一生，与教育结缘甚深，与清华结缘尤深，对此，邵盈午先生用饱满的文笔，着力描绘了梁启超的“清华缘”。1914年冬，梁氏受邀来清华演讲，对制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箴产生影响，此为清华缘一。
从1920年12月起，梁氏在清华系统讲《国学小史》，“积稿甚多”，同时还主讲中国学术史，后又搜集讲稿编成“千古之杰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此为清华缘二。1922年2月，梁氏正式就聘清华学校的讲师，1925年秋就任清华国学院的导师，此为清华缘三。梁氏的“清华缘”，从一至三，可谓不解之缘。邵先生进而讲述梁氏“清华缘”对清华的贡献。
一是对清华校事“持衡拥璇，多方擘划”。二是识才重才，倡导师生“零距离”接触、交流，将传统的书院形式融入近代西方学术民主、自由研究的精神。三是在教学上，通过讲“治史方法”和“读书示例”，注重学生如何选取研究题目及怎样开展学术研究。
在第一章的最后，邵先生着力评述了“近代史上一个特异的存在”的文化理念与教育思想。认为梁启超注重做人和做学问的“贯通”，强调“养慧”，贵在“自得”，陶冶性情的感情教育思想，“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重视学生自由意志的培养和主动发挥，因材施教，人尽其才”，有巨大的“历史的进步性”。
该书第二章，邵先生一路考察王国维应聘清华国学院一事的真相，先有校长曹云祥初请之遭拒，后有胡适不懈之敦请，再有吴宓“执礼甚恭”之面请，认为是“三者合力促成的结果”，并以吴宓礼聘王氏一事，推论“清华当年的重师尚学之风”。
在深入分析王国维的家学渊源后，邵先生着力写了作为“导师”之首的王国维的博大胸襟与价值取向。主张为师者，对学生自当有豁蒙导滞之益，因此要“善待问者”，并从教育科学的角度，赞誉了王氏既具中国传统的书院式特色，又兼采西方科学民主之方法的教授方式。
邵先生还用梁启超的“广”，王国维的“深”来形容清华国学导师，认为，有如此大师来秉铎清华，实乃国学研究院之幸，亦清华莘莘学子之幸也。接下来，邵先生对王国维对外学术交流与学术演讲进行创造性解读。在这一章末尾，作者探究了王国维“五十初度”的生命后，何以“自沉”的原因，认为“学人之死”，留给后人的不仅有无限的哀思，还有供世人充分揣测的死因。
在胪陈“悲观说”、“为前清殉葬”说、“罗王交恶说”与“逼债说”、“为文化殉节”说后，邵先生却认为，王氏“自沉”的真正原因，无疑是一个宽题，也是一个难题。而对此题的回答，邵先生认为王氏“是以自沉的形式使生命重新获得审美的再生”，“正是王氏悲壮的死，才赋予了清华国学院更加超然、神圣与庄严的人文精神与象征意义”。此种解释虽出乎意料，但合乎情理。
第三章则以“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为研讨对象，邵先生从著名的“梁曹对”到清华“最终破格”聘请陈寅恪开始着墨，既解读陈氏与吴宓的“高谊”和受聘清华背后的“隐情”，又兼及清华三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对陈氏的“看重”。在这一章中，邵先生写了陈氏“初入清华”的“三个花絮”，通过“今之视昔”般的“遥想”，省察清华四大导师的人际关系。
四大导师的“学问”“或有时而可商”，“治学取径”“或因人而不同”，“性格”“或秉气寡所谐”，但最令邵先生“不胜神往”的却是四大导师之间诸多“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宗尚”，邵先生甚至认为其本身就足以“勾勒出一个时代的精神宗尚与学术走向”。该著作再从陈寅恪的“家学渊源与求学历程”，让我们认识一个“中西兼擅的天纵奇才”，“一代宗师”，“一个特异的存在”。
在邵先生的笔下，“吾侪所学关天意”的陈寅恪，往往能够在重大的史学问题上为专门研究者提供关键性文献证据，甚至“将中国史学跃上同情式考述的历史新高”。通过记叙“教授中的教授”的几件小事，著者说道，惟其“小”，却益见其“真”，更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陈氏作为一代大师之“大”。
在该著的最后，邵先生从“碑铭一出奠群哗”到 “一生负气成今日”，将一个“在隐忍中期待”的陈寅恪，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清华人文薪火的承续，与对现代“学统”的毕生践履联系起来，使人从中感悟到生命的酷烈和悲壮。在这里，陈寅恪“自由精神之象征”的形象，“凝重肃穆，撼人魂魄”的文化大师的基本造型，在邵先生颇有师承的画笔下，栩栩如生地展现给了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
最后一章以“语言奇才”赵元任为论述对象，介绍了赵元任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关系。邵先生认为，比起梁启超的风发激扬，王国维的抑郁寡欢，陈寅恪的庄肃凝重，赵氏则显得倜傥洒落，幽默谐谑。他一生似乎也不像其他几位清华巨头那样富有太多的传奇色彩，但他的语言天才本身就是一种传奇，而且毕生耽迷于语言王国里，从事“纯学术”研究，建树辉煌，多所创辟。
在邵先生看来，赵元任“海外求学历程”，打破的是“森严壁垒”的学科分割，声息相通的是“融通综博”的文化学术素养，由此延伸出来的启示是耐人寻味的，它足以促使我们从当下的视角，对通才教育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予以重新审视。通才教育实际上包含一种相当重要的现代观念，它注重的是“培养整体性思维方式”，“积极的人生态度”与“宏微兼观的科学意识”。
邵先生还再现大师“好玩”的风采，竟至升发出一种尽弃功利的深邃的人文意境，一种超凡脱俗的人生智慧。在赵氏力荐金岳霖到清华的学苑佳话中，邵先生记述了曾被誉为“中国哲学界的第一人”，无疑也是大师的金岳霖的“好玩”故事，然后说道，既然是“玩”，就得继续，而这可是终其一生的事情呵。倘若无将学术当作自己第一生命的献身精神，是绝难这样“再玩”一把的。“我想，赵氏之所以力荐金岳霖去清华当教授，大概也是基于这种生命的共感吧”。
当下，中国正在开展一场引人嘱目的知识运动，纪念20世纪前几十年里系统性地尝试以现代方法整理国故的最早几代史学家。《清华四大导师》一书，仍然属于这一知识运动的传统。该书作者厕身高校，受制于以“量化”为考核的学院制度，一向耽于“读”而惮于“作”，然而终能沉潜在“书似青山常乱叠”的书斋，费时吃力地写作该书，正是与四大导师的心魂相契通，并从中获得一种“道不孤”的巨大慰藉。
由此看来，邵先生写作该书的舆论环境，呼唤的是，必须有好的学术制度、学术精神以及学术成果。对大学来说，学术是第一位的。这样大学制度才能长久，大师才能涌现，才有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与机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邵先生谈论清华国学院的故事，其实是在反省我们的大学教育体制，反省我们的治学，还有文化精神等。
这一反省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人们热衷于谈论“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和“新儒学”一样。都是在这种新的舆论环境中，人们首次重新发现了国学大师，并接着就是对他们进一步回溯，以肯定的倾向去重新审视中国史学传统和大学教育制度。这一趋势在近来的中国出版物中在在可见。借这个话题让我们回到对国学大师们的重新发现，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中国史学家和大学教育制度醒悟的一个征兆。
从国学研究到专史设科：
以学科体制为中心
综上，我以为，“邵”翁之意不在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和四大导师，不在于油然滋生出一种沐受先贤光霁的巨大幸福感，而在于“我们所面临的当下语境与现实需求”。
用邵先生的话说，清华四大导师的王国维、陈寅恪等，生前皆“寥落终怜吾道孤”，“至道终难求至解，横流只合问吾身”，他们皆非引领潮流、赫赫扬扬的“公众”人物，惟其如此，他们生前的“寂寥”与身后的“热闹”，才变得更加耐人寻绎，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下的接受语境而不仅仅取决于四大导师本身。
四大导师之所以备瞩目，首先与当代人的文化思考直接叩合，与当代人对清华人文传统中断，人文精神流失进而的思归和呼唤有关——中国的教育的改革，除了需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外，还需要回顾和反思，需要到传统中去吸取有益的资源——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不仅需要创新，也需借鉴过去那种优异的传统和学风。
在本专著中，邵先生从“当下”的角度审视国人对“四大导师”的态度，明显地利用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背景资料并对之进行仔细梳理，以“四大导师”均厕身于清华国学研究院这一特殊时代场域，感国事之蜩螗，伤文化之裂灭，下瞰兹世，深怀伤悯，自不待言。
邵著最为引人注目之处，是发现了“四大导师”深忧痛慨的所谓“当下”，正是我们今日的“现实”。透过“四大导师”的心律历程，邵著发现四大导师对人生、对时弊，对他们情所独钟的教育问题所发出的种种感慨，不惟鞭辟入里，精光四益，亦正符合著者本人的感性体悟，从而揭开了对“大师中的大师”的理论透视的深入解析。
该书绪论的二，即“煌煌上庠——兼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始末”与“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校长之谓也”。这两部分多有对学术体制进行笺注之举。邵先生认为，清华国学院在定位上大力标举其外在于学科体制的立场，较之北大等研究所将国学纳入学科系统的做法，确实能体现传统学术的不重分科的物质。但清华国学研究院从成立到停办，亦正由此所致。特别是1929年，清华学校正式改制为大学时，事实上也就意味着国学院的消亡。
从表面上看，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结束似乎是一个个案，除了王、梁二人凋零的直接因素外，其特殊的定位似乎亦不足以解释所有大学及所属研究院、所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如果从学术分科的角度来看，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创立与消亡，确又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传统学术在近代学科体制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挣扎。
“学科”这个名词，是清末采行学堂分科教育以后，逐渐由西方引进的一种知识分类概念。1902年，梁启超曾说“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在今天，久处学科体制下的我们，已经很难体会梁启超话语的细微之处：中国所固有的史学，实际上并不是一门学科（discipline）。五四运动，引入德先生与赛先生，继而是科学、玄学论点，科学成为一切知识的标准和范例。
与此同时，在近代学科体制的冲击下，传统的中国“国学”已沦为非主流。尽管在20年代中期，出现整理国故以及学术独立的思潮，使得许多大学都在努力创办“国学”研究院，并借此寻找“国魂”。但实际情况是，国学的非主流特点已是趋势。以清华成立的“研究院国学门”来说，就根本没有辞章与义理的课程教育，只有考据，其“国学”与西方或日本之所谓“汉学”较为接近。
清华国学研究院以培养硕学通才自许的教学目标，一语道破了国学在概念上所无法摆脱的传统格局；追求不为学科体系所分化的专题研究形态，也透露了通人之学与专家之业间无可避免地矛盾与冲突。清华国学研究院特意于定位上，标举其自外于学科体制的立场，采取统包性的教学，确实比北大等研究所将国学纳入学科体系的做法，更能体现传统学术难以分科的持质，但正因为这个特质，反而使得清华国学研究院最赖以自豪的特色，恰恰成为其自我终结的原因。
事实上，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学科体制”下的整个学术界所要培养的，都不是通才而是专家。这种“学科体制”不但主宰了20世纪学术发展的主要形式，同时也彻底摧毁了我们对传统知识结构的认知，以致今天的我们，往往不自觉地就会以“学科”的角度，来理解“国学”这门古老的“学问”。
如果说，1926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定位之争，是三年后国学研究院消亡的主因。那么，停格在1929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便成为预示分科时代来临的最初见证。30年代中期以后除少数学校以外，各大学国学研究院所纷纷停办。其中虽不乏内部人事问题，或研究路线改变等因素所致，但大体说来还是与学科体制专门化的趋势有关。清华大学在后来的发展中，也是自行将国学研究院解散，师资并入中文系、历史系，一切均依现代学科专业化的方式做。北伐结束后，全国形式上的统一促使教育系统在标准化的原则下，开始加强规范各级学校的组织规章及课程内容。
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大学组织法》，内有“大学得设研究院”之明文规定，各校开始积极筹办分科研究所。1934年教育部又再颁发《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对研究院之师资、学生、经费、肄业年限等均有详细的规定，各校之国学研究所也多半在此转型为历史学、中文两部分分立的文科研究所。至此，大学教育中，专史设科基本定型。
清华国学研究院创立于1925年9月9日，教育之目的是“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学科内容则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音乐及东方语言。但总的说来，专业分工并不细致，仍然保持传统“国学”一词的统包性质。同时，国学研究院采用科学方法，并掺加中国考据方法，是希望从中寻出中国之国魂。
清华国学研究院章程明确规定，要把中国的书院的制度和英国的大学制度结合起来。内在思路就是怎样在接受西方教育体制的同时，把中国的传统精神，把中国的“大学之道”灌输进去。从而使当时流行的协调东西教育理念的思路，得到真正落实。尽管这些还是形式上的，但要真正协调东西，谈何容易？
事实上，清华国学研究院，一开始确有融铸东西的雄心。例如，当时，清华研究院招聘导师时设立的四大标准，就企望在制度上、方法上、理念上、精神上，力图把中西双方的优长结合在一起。
第一，必须对中国文化的全部知识有所了解；第二，必须掌握正确科学的研究方法；第三，必须熟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学的成果；第四条最特别，也最重要：愿意和学员亲近、接触、热心指导，以便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丰富的知识以及正确的治学方法。
梁启超在开学典礼上发表题为《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的演讲，强调清华研究院的书院之精神。国学研究院学生开学时必须行拜师礼，导师要对学生学问及人格整体的照顾及导引。但是，后来的专史设科的学科教育体制恰好又不是如此。再观今天中国的大学，所谓好教授，只是会写书做研究而已，升等考评，皆不重导师功能。
不管怎么说，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创了一个好的传统，即师生之间多交流，他们强调导师，远采牛津、剑桥之制，近挹中国书院之风，在大学中开创了一种人文知识的教育方式。可惜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创的“人文传统”，在后世却末遑注意，而大学“人文传统”却正是《清华四大导师》一书作者邵盈午先生起无限幽思遐想的地方，其足以针砭当下者，实在太多。
当年，清华学校办国学院，只是整个学校发展大局中的一步小棋，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它的价值和意义。在邵盈午先生看来，清华国学研究院与“水木清华”的早期建筑物——大礼堂中所高悬的那块“人文日新”的匾额一样，历劫犹存，顽强地昭示着一种敏德树风永葆厥淳的清华传统——力倡中西文化会通与兼容，强调学术独立、思想自由。
对经由“四位国学大师”所创发的学术自由、教育独立的理念，奠定了学术权威进行学术管理的框架。邵先生对清华学人以自身的实践开拓出的实现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道路，今天却“已然习焉不察”表示出担心，而且更为关怀的是，“我们究竞在多大程度上延续着清华昔日的这种传统？” 随着一座座新楼在校园拨地崛起，办班招生的横幅映照着周末充斥校园的豪华轿车，看似繁荣的“全新景象”后面存在的危机。“这种危机，也许早在清华国学院停办那一刻起，即已显露。”
邵先生不无忧虑地指出，“在当今社会普遍的工具理性、实用主义大潮的挟裹下，大学学术管理中的泛制度化确乎产生了不少弊端，评估、量化手段的滥用也有悖于学术的初衷，非学术的内容过多在侵袭着人文精神的发扬，学术生产组织化所产生的项目制度，显然背离了学术生产的逻辑规律，管理的职业化导致大学内部管理行政力泛化。
就学术环境而言，我们的优越程度远远超过前贤，但我们的学术功底及成就却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人文精神的滑坡，独立意识的失落，进取意志的弱化。与此同时，耳食之学与稗贩之学仍大行其道，而社会的总体思维能力与认知水平却在不断下降，学问，几乎真正成了荒江野屋二三素心人商讨之事了”。
或许正是这种隐忧，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四大导师，才再次成为我们关注的“热点”。究竟应当如何重新认识其价值意涵，吸收其合理内核，遂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从未间断的话题。
这个话题之所以一再重提，邵先生用一种审慎地乐观予以回答，他说，这“充分表明一种优异的传统不会轻易夭折，表明人们在一次次的迷茫、困惑后不能无所嘱望”。“相信此举虽然未必能够对现代的学术运行制度，学术评价体系的弊端提供直接的应对效用，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人文境界的象征，它至少可以为当代学人和现行学术体制提供一种反思，一种参照，一种文化自省，一种价值理念，乃至一种精神范式与人格自律。”
为申足此意，亦为撰述之便，邵先生开始“细究”由1917年接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开启的中国近现代大学的“英雄时代”，这一时代是我国现代教育史和学术史的“无是荣光”的时代，而罗家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郭秉文之于东南大学等，无不体现了“大校长”对于一所大学的引领作用。
当年，清华筹备研究院的吴宓主任再三强调，研究院研究的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不是中文、历史、哲学等专门之学。但是，这样一来，相对比较传统的国学与国文、历史、哲学等现代学科体制，在办学理念上是有区别的。清华是一边办研究院、一边办大学部，两者之间不说势不相立，至少也是矛盾重重。而这注定了研究院不能长久发展。研究院内部意见分歧，导致了吴宓与教务长张彭春双双辞职。以后研究院的院务会议，就由新任的教务长梅贻琦主持。两年间，共主持了22次，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而且没有出现大地纰漏。
作为一个行政领导，跟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名教授接触，保持良好的关系，是非常不容易的。1931年，梅贻琦正式执掌清华，就职演说中有一句话，后来广为传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包括邵先生在内，许多学者猜想，当梅贻琦说这句话时，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很可能是早年主持清华国学院院务会议时，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人的交往。正是这一原因，使他深有感受：办大学，关键是要有学术专精且声名显赫的教授。
比较当时的清华和北大，北大关注点是制度建设，清华则有尊重名家，崇拜大师的好习惯，这使得他们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在中国学界引领风骚。可是我隐隐觉得，光有名家不够，制度建设同样重要。之所以如此感慨，是因为近年高等教育“大跃进”，很多大学都在抢“名师”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可相对忽略了良好的学术制度建设。“名师”是可以买来的，“制度”却必须自己一点一滴地建立。如果只要是名角，就去挖，就去捧，而又不考虑是否真正对大学的发展有好处，这可就念歪了邵先生著《清华四大导师》一书的真经了。
从学术规训到学术自由：
以大学教育改革为中心
严格来说，清华四大导师不仅生前“寂寥”，而且身后同样“寂寞”，夏晓虹女士在《读书》1996年第6期著“寂寞身后事——时人眼中的梁启超”一文，针对时人慨叹：“自梁先生之殁，舆论界似甚冷淡”，“未能比于王静安先生之受人哀悼”，认为多少存在着误会。夏女士认为，作为学者的梁启超，其正面影响总还是占据上风，在他去世多年以后，读者大众仍没有忘记他。
其实，“热闹”的不过是当下人罢了。个中缘由，与当下学术制度困境、呼吁大师冒出机制有关。该书余论有四，从学术规训到学术自由均有论及，旨在专为大学教育体制改革笺注。特别是邵先生对大学教育改革的感悟，是《清华四大导师》一书的又一突出特色。
该著余论一，提出大师之“大”，特别是对四大导师的价值追寻、学风特点与人文意境，邵先生作了细致的分析。其中，“大师中的大师”是个新名词，在邵盈午先生看来，所谓大师，不惟独具天纵神予的大才、大力、大智、大勇。还应具有后天修持的大担待、大抱负、大情操、大器量、大真诚、大坚忍、大恻隐、大慈悲以及大孤独、大寂寞，如此方配称大师。邵先生持此以衡清华四大导师，“可谓足堪当之”。
在《清华四大导师》一书中，邵先生用“大师中的大师”这个新名词，把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始末，四大导师入主清华国学研究院，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特殊定位与所面临的时代风潮的冲突、传统学术在近代学科体制转型过程中所遭逢的两难困境，以及传统书院式的通才培养与现代教育对专才的倚重之间无可避免的内地矛盾——加以一番系统的描绘。
“大师是如何产生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邵盈午先生讲述了清华出生的数学大师陈省身对范曾发出的经典之论：“大师是冒出来的”。在邵先生看来，“大师的出现是一个自发自为的过程，既非刻意追求所能达至，亦非学校制度所能培养，而是多种因素聚合并达到优化的结果”。
具体地说，一，大师必须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入俗流，径行独往，坚其内质，心光自照。二，大师必须具备智、慧、灵，三者缺一不可。
执是以衡，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并不适合大师的出现。对此，邵先生从大学的学术规训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本质上说，目前大学学术规训制度使得“师者”，均“蹈袭故常”，不必有太多的创造性发挥，惟其如此，才能便于学生接受知识。再者说，目前我国大学行政化管理体制、功利至上的培养目标、空泛陈旧的教学内容、整齐划一的培养模式、僵化保守的评价体系，或许适用于实用型、专业型人才的培养，但对大师却绝对是一种扼杀。
其实，真正的大师不惟具有超凡秉性，而且大有异常人的思维、感受与行为方式，他们由于自身的“杰出”具有无可置疑的说服力，从而使大师成为公众视野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但我们必须看到，大师正日益成为公众视野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如果现代大学不努力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尊重创造的社会软环境，不自觉地克服社会的浮躁，管理的僵化，评价体系的扭曲及短视倾向等阻碍性因素，不认真吸取古代书院教学与“私学”的优长，所谓大师的出现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该书余论二，邵先生重点论述了清华国学院的人文传统、历史影响、当代启示与象征意涵，邵著认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以所确立的办学宗旨，确具目睹以书院为代表的私学传统日益衰微而着力发掘私学合理内核的真知灼见”。就其人文传统对后世的影响而言，它重视“人文”，追求“日新”，影响还是当大的。同时，清华还有“会通中西”的人文传统，这无疑是一种更为健全的文化心态。此外，行胜于言，“尚通”都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一贯强调的重要传统。
所有这些“清华人文传统”，在邵先生看来，都与中国书院教育的优点是相通的，这是因为“书院教育贵在有相当之自动；能有自动之功，斯能收自新之故”。职是之故，清华国学研究院给我们的启示首先在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汲取了古代书院办学的优长，具有充分的“教授自治权”与办学自主权。其次，有助于我们对大师、家学、师承等重要问题的重新估定。第三，有益于激发我们对学术的热爱，对学术思想的敬畏以及对科学精神的培养。最后，有利于重塑当代学人“视学术为生命”的人文精神。
该书余论之三，邵先生对当今教育现状、教育体制改革及创一流大学有一个“片断思考”。在这一思考中，著者从当代大学所存在的诸多弊端入手，并不断地以清华四大导师与国学研究院为参照系，进行对比。在这里，著者表示愿意通过这种努力，为积聚文化精气，提升民智民情、强化教育改革、创建一流大学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在该书的余论四中，邵先生认为，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人文传统，体会最深的当推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这些文化大师。对此，邵先生充满感情地说，他们本身就是用此一文化所“化”之人，他们用整个生命去治学、育人，于是这种传统便被人格化了，具有一种深邃的人文意境，一种高逸绝俗的文化品格，这种意境与品格经过时间的孕育，便衍生出一种人文日新、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种“行胜于言”的实践品格，一种融通中外，有容乃大的气度。就当下而言，如何使“清华薪火一脉延”？
如何吸收其合理性因素，坚其内质，与现代化接榫？邵先生颇有担当地说：我们所亟须者，是思想、学术、精神的独立，超脱一已与功利之私，彰显真理，担当世运，一切依自不依他，自诚自明，自救自树。若无此精神，则无可导人于正知正见之途，无可语于掀天揭地之业。
在当下出版界，像《清华四大导师》这种借追问大师是如何产生？来讨论反思百年来中国学科体制和大学教育改革的书，是很少见的。全书共354页，将近34万字，四大导师各用一章，绪论、余论均一以贯之，自成一家之言。
理论的探讨向来是枯涩的，事实的陈述向来是呆板的，可是这些在《清华四大导师》里，经过著者富于文学情调，流利活泼的笔锋，深入浅出的手法，不仅将清华四大导师一一描绘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而且对大师之“大”，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人文传统、以及当今大学教育现状，既有“片断思考”，又能“直抒胸臆”，我想，凡是读过本书的人，一定会有同样的感觉。
《清华四大导师——大师中的大师》，邵盈午著，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
来源：中国法律评论
作者：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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