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冰川思享库
如果“新区”成功，真把各种企业总部和中央所属的非核心机构和事业单位迁了过去，首都得到“净化”，“京城利益集团”被打破，那么这是不迁都的迁都。
3年前，我写过一篇万字长文，叫《迁都，可能吗？》。这篇文章最初打算发表在当时还在出版的《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上，但考虑到某些风险，最终投向了“腾讯·大家”专栏。
这篇文章主要以介绍一本叫住《定都与迁都》的小册子的形式，提出迁都问题，以及我对该书作者迁都思想的一些疑问。
作者认为，新首都应该迁往中部地区的南襄盆地，建立新城，带动中部发展，但为了防止目前北京的大城市病，它应该是纯粹的行政首都，不再承担经济中心职能，也不扮演金融中心，科技中心的角色。
▲南襄盆地
我的疑问是，这样一来，新首都依靠什么带动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因为很难想象，在一个既不能提供就业，更不能布置任何产业的地方，人们如何愿意聚集在那里工作生活？在区域经济中，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缺乏经济功能的城市带动了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城市群的核心，一定是一个大的经济中心。
其实，迁都的更大阻力，来自北京。
中央国家机关不是一个抽象的集合概念，它由一个个具体的工作人员组成，也并不是所有双职工都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一旦迁都，这些工作人员的家属和未成年子女怎么办？如果随迁，新首都没有什么新产业，家属就业怎么办？子女在哪里上学？或者绝大多数都两地分居？
▲北京
再有，迁都固然是全国的大事，但首先是北京的大事。新首都的搬迁，必定使北京城的房价产生较大下跌，而房子是今天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最大宗的资产，一个使绝大多数居民（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资产贬值的政策，如何赢得广泛支持？
我赞成迁都的理念。但基于上述具体难题，认为迁都是一个应该慎之又慎的选项。在南襄盆地建一个纯粹的行政中心做首都，显然不合适。
我之所以在理念上赞成迁都，除了北京的生态承载能力相当有限，华北平原已经从河网密布的大粮仓，变为全世界最大的地下漏斗区，地下数百米才能找到饮用水之外，还因为北京从元朝作为中国首都以来，从文化上讲，既集中了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也集纳了传统中国最多的陋习；既是中央集权国家的中枢，也由于新生的“京城利益集团”阻挠，导致“政令不出中南海”。
▲被热炒的学区房概念（图片来源新京报）
举个例子，这段时间，“学区房”概念轰轰烈烈，始作俑者，不就是从北京传出来的吗？首善之区如此，其他地方焉能不纷纷仿效？当前的改革，更具有调整利益关系的意味，但改革措施刚刚迈出门，甚至尚未出门，就已经变形走样。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首都应该尽其可能，超脱于驻在地的利益羁绊。把首都迁出北京，就不仅仅是生态的考虑，而且事关文明古国的革故鼎新，更化再生。
再好的理念，也需要一步一步实现。新首都走不到中部去，走到100公里之外的地方，还是可以的。
但如前所述，新首都需要容纳一部分党政体系之外的就业，并且还不能是餐饮娱乐服务日常生活之类“低端”的第三产业，而是与其配偶子女的教育水准相适应的文教卫生科研，大中型公司中高级人员，等等。这是一个具体而实际的问题。
放在过去，这是一个难题。但以当前高铁的速度，100公里的距离，可以轻松控制在半小时之内，因此名为两城，实际上可以轻松产生同城效应，这就使为家属子女提供工作机会的压力不是那么大。
但长远来看，两城毕竟是两城，正常作息不能完全寄托在一条高铁线上，因此，提供上述工作机会才是最终解决方案。
我认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设立“雄安新区”的文件，基本都考虑到了上述因素。
首先，这份文件没有提及“迁都”问题，而是说“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这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提法，既可以看作是这些年外迁首钢、动批等等举措的延续，也可以看作是指定新的区域，大规模集中搬迁提速了。换言之，没有工作，没有好工作，一切设想都是空中楼阁。
▲雄安新区
其次，新城能不能发展起来，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毕竟，深圳依托香港，浦东依托上海，“雄安新区”依托谁？毫无疑问是北京（以及天津），依托北京的什么？表面看是经济资源，但深层次讲，却是行政资源。
数据显示，2016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最新排名，中国上榜企业共计110家，总部位于北京的企业有58家，在中国500强企业中，也有100家左右的企业将总部设立北京。排名第二的上海只有9家，深圳只有5家。（以上数据或略有出入）
为什么有这么多企业总部设在北京？是北京及周边市场更大更广阔？显然不是。是因为靠近权力中心。
如果像网上有人所传的那样，要疏解非首都功能，让央企先过去，央企的确可以以党性保证搬过去，但可以预见，由于天然属性，其主体活动还是会在北京。
此外，在北京的民企总部和外资企业在华总部是不是也要搬？它们在北京，不也想求个消息灵通，与部委沟通方便吗？如果强令搬迁，它们很可能更愿意去上海深圳或别的成熟地方。
▲截至目前，在京央企还未收到总部搬迁新区的消息
在这份文件中，提到最多的，实际是疏解首都的经济功能，首当其冲要接话决策的，应该是企业总部。那么多的企业总部尤其是央企总部，真的可以就此与行政权力脱离关系，成为完全的市场主体？如果真能这样，不失为一件大好事。
但如果设想以部委搬迁为先导，带动经济功能搬迁，从改革的实际效果来说，又陷入政府与市场主体纠缠不清的窠臼。但试想一想，还有比这不好的情形吗？
在这种情况下，先让央企为首的企业总部及相关产业过去，不失为一种进退自如的办法。
▲被划入雄安新区的河北安新县（来源：新华网）
如果“新区”成功，真把各种企业总部和中央所属的非核心机构和事业单位迁了过去，首都得到“净化”，“京城利益集团”被打破，那么这是不迁都的迁都。
如果“新区”进展不顺，那么后续的“迁都”意图会逐渐显露出来，相信各种企业总部和相关产业会闻风而动，也可以把错综复杂的利益瓜葛带走，北京因此将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首都”。
所以，我们在文件里看不到“迁都”字样，但文件背后，还是能读出“迁都”意图。
再次，“雄安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拆迁便利。我在昨天的文章中已经提到当地公共卫生无人管理的表象，需要立刻改变现状。实际上，这一地区处于河北平原腹地，目前网传的100平方公里之内，避开了三个县城，只有几个小镇，其余都是农田村庄和小厂，几乎没有拆迁阻力和赔付压力。此外，这里还是当年八路军游击队抗日活动的区域，群众觉悟高，政令畅通，恐怕也不失为新区选址的考虑因素。
对前期工作来说，这是一种低成本进入。即是经济上的低投入，也不会引发京城利益集团的反对和新区当地的社会矛盾，而想象空间却足够大。
至于事情最终能够做多大，那是以后的事情，毕竟，千年大计，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一把好牌打烂了，你说怪谁呢？
任大刚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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