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IPP评论
中国社会各界瞩目两会。
编者按
2017年3月5日和3月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在北京召开。由于两个会议基本上在每年初春的大致相同时段召开，故简称两会。全国两会不仅是民意上达，社会各界代表民主参政的重要渠道，更是中国今后一年社会经济各项事业发展的指向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今年的“两会“所面临的是怎样的内外环境？”“两会”还是“一切照常”还是别有新意？“新意”又意味着什么？正角评论就这些问题和郑永年老师进行了交流讨论。
正角小百科
在讨论之前，我们先普及一下“两会“小知识。从理论上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其常设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一起行使立法权。
相较全国人代会，全国政协会议的主要工作有二，一是列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听取各项报告，但并无表决权，二是听取和审议全国政协有关工作报告。这就是民间所说的，人大是“动手”（选举和表决），政协是“动口”（议政）。
那么，为什么政协会议要比人代会早两天开幕？我们可以将上一年的党代会和次年的两会按照时间顺序放在一起思考便可明晓其中原因。这个顺序不是随意安排的，而是合符中国政治逻辑的。 最先召开的党代会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核心力量，党代会之后通过政协会议与民主党派实现“民主协商“，最后通过人大完成合法执行程序。也就是说，通过“两会”，执政党把党的意志转化成为国家意志。
不能混淆“政协委员提案“和”人大代表议案“的区别。”议案“仅仅适用于人大，一个代表团或30名以上人大代表联名可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其内容主要是法律案或监督案，经大会主席团决定后可能列入大会议程；一经人大审议通过，就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提案“是由政协委员提出的，通过政协组织向人代会或人民政府就国家有关大政方针或社会生活等重大问题提出意见与建议。人大代表独具有审议、质询和罢免的权利，而政协委员则有参加讨论、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01
中国领导人的中期考
阴相如：郑老师，虽说两会今天才算是正式开始，但社会各界已经很热，大众的目光都聚焦于这届中国领导集体通过两会传递的新信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向。同时，不同于往年，今年的两会召开于一个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也面临着更加严峻与难以预料的挑战。我想请教你一下，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内外部复杂环境？世界太乱了，很多人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郑永年：是的。很多人在关切两会，不过，可能更多的人在关切萨德危机。这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面临的环境的复杂性。
我们可以先看看国内环境。从中国的国内环境来看，条件还是不错的。2017年是十三五规划的第二年。去年在世界经济形势很糟糕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取得了百分之6.7的增长，并且今年头两个月的情况也不错。那么如何承接2016年的好头，保持经济中速增长，并且在此基础上实现其他发展目标包括发展的平衡性、可持续性，包容性和社会公平公正、消除收入差异、城乡差异，改善生态环境等等，这些将继续考验这一届政府。要知道，要实现这一代领导人向全国人民所许诺的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中国在今后数年里至少需要每年百分之6.5的增长。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任务。
更为重要的是，今年是这一代领导人的中期考，即第一个任期的届末之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点。在此节点召开两会，人们首先会对这届政府前五年在经济建设、反腐斗争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的进行数量化的“考核”和质量化的评估。
在过去五年中，通过简放政权、简化行政审手续批，释放了一些红利，通过不同的扶持政策（例如双创）催生了经济发展动力，通过市场化改革提高经济发展活力，通过在税制、预算管理等重点领域的改革持续发力等措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特别应当肯定的一点是，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政策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促成经济的逐渐下行，可以说是实现了“软着陆”。这种“软着陆”并非简单的经济要素本身的“软着陆”，而是政策干预之后的“软着陆”，例如增加货币发行量。尽管这个过程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干预可能是必要的，尤其从非经济角度来看。
中国经济的缓慢下行为社会稳定和其它方面的改革争取了一些时间，同时这种缓慢下行对国际经济的稳定也是需要的。中国现在是国际经济的内在部分，其内部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到外在的影响。去年百分之6.7的增长也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做了很大的贡献。这一点需要强调一下，因为人们关注得不够，甚至忽视。为什么世界那么关注美国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例如现任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已经导致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深刻担忧。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的内部变化会产生巨大的外部效应。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家，内部的变化也同样会产生巨大的外部效应。因此，我们必须把国内的很多问题置于国际背景内来考虑。
回到国内问题。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国家面临着国内国外经济下行压力的巨大挑战。国家仍然面临严重的贫富差距、社会分化、经济严重失衡（底端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之间、房地产和实体经济之间、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资产荒频繁，以及高杠杆率加大经济风险等，所有这些都是悬在中国经济发展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着中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个世界第二大的新兴经济体是否能够逃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将继续考验政府的能力。
我们知道，“中等收入陷阱”也是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要避免的两个陷阱之一（另一个陷阱就是在国际层面的“修昔底德陷阱”，即避免和其他大国发生战争）。在西方，最近又有人开始认为，中国必然要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尽管人们并不喜欢这种唱衰中国经济的言论，并且这种言论也并没有多少实实在在的经验证据，但历史地看，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02
监察权类似孙中山的“五权宪法”
阴相如：反腐败也是两会的关注点。中国在过去几年“打老虎拍苍蝇”的反腐败行动中拉下了一批身居高位的贪腐官员，追回大量外逃官员和数额巨大的赃款，通过全面有力的手段有效整肃了党内的贪污腐败之风，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现在，人们的关切点已经转移到反腐败是否可以从运动迅速向制度建设转变。你觉得这个转型是可能的吗？
郑永年：我想这个转型正在发生，并且速度也是很快的。我们不用再去讲之前的围绕中纪委角色转变的诸多变化，就拿新近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来说吧。去年底，中国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并通过在京、晋、浙三省试点建立省级监察委逐步向全国推广。这是个大的制度建设动作。
我在另外的地方强调过，这个制度设计类似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中的监察权的设计。这个制度设计也是前一阶段经验积累的结果。从国家层面来看，经济新常态和反腐运动都是在为制度建设做准备，营造良好的外在环境。现实地看，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进行制度建设的，或者说，制度建设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只有当经济发展问题与腐败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的时候，整个社会才会把关注的焦点放到制度建设上来。同时，也只有国家的制度建设好了，其发展才会更有动力与可持续性，才能够在面对内外部挑战时有足够的力量克服困难，屹立不倒。
03
从两会看十九大
阴相如：一个更重要的关切点是中共十九大。你说今年是中国的政治年，可以把“两会“理解成十九大的前奏吗？
郑永年： 的确，尽管两会不会明显地涉及到十九大，但外在世界则早已经开始希望从两会看到有关十九大的“蛛丝马迹”。这也不难理解。前面已经说了，今年的两会中是这届领导人的中期考试。预计于今年秋季举行的第十九届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中共高层会进行关键人事变动，这不仅关乎着接下来中国内政外交各项事业发展的政策走向，而且更关乎着未来领导层的组成。
我们还应注意到，2017年恰逢中共建党95周年，而2021年又将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百年，恰好和本届政府的第二个任期重合，这也就意味着2017年即将打响中共“百年大党”建设目标的最后五年冲刺之役。到2020年时，能否落实“四个全面“，顺利实现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这些都是“硬指标”。所以有人说，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与其说是“规划”倒不如说是“计划”，因为这些都是需要实现的。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他们实际的生活的变化。
04
特朗普给中国带来更大阻力
阴相如：来自国内的挑战只是今年两会与众不同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应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国际大环境中来看2017年的两会。过去的2016年注定会在西方民主历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2016年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年，在英国退欧、特朗普当选总统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背后反映出的是民粹主义对西方世界的强烈冲击，其将西方社会乃至全球环境带入长期的不确定与波动之中。2017年不会太好，甚至更坏，因为人们还要面临德国，法国，韩国等多个国家将举行大选政府换届，国际局势更加充满变数，难以预料。总体来看，人们对2017年的国际局势持悲观态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国际背景下，中国有如何定位自己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呢？
郑永年：这是一个大时代，不稳定的时代，需要大变革的时代。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浪潮将世界各国纳入到经济、技术、知识、资本的全球流动与分配之中，推动了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价值最大化，从整体上推动了人类生产力与财富创造的指数级增长。不过，不容忽视的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全球化也暴露出其“丑陋”的一面来。其间发生的两次金融危机，即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强化着人们对全球化的悲观看法。
今天，巨大的收入差距与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问题所导致的社会分化像一个被不断撕扯的巨大裂痕，在逐渐吞噬着全球的经济发展果实，更是在不断侵蚀着西方国家的民主结构。随着一系列极度反常的政治事件接连发生，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地缘政治的风险加剧，使得反全球化的呼声与浪潮持续高涨。人们不应该简单地谴责反全球化的力量，而是应当理性地去分析全球化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就中国来说，美国的变化甚至更为重要。特朗普上台后，一反常态地否定美国长期奉行的外交策略，并且在内部权力结构上“另起炉灶”，开始奉行商业“交易式“外交策略，其以经济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为特点。在其竞选过程中和当政以来，接连发声反对全球化、主张限制自由贸易，甚至主张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45%的关税并发动贸易战。
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以及相互为彼此最大的贸易国，特朗普这种危险而激进的言论不仅引发了全球其他经济体对可能引发的贸易战的深忧，也为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制造了一个更加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带来了更大的外部阻力。
05
中国面临环境的复杂性
阴相如：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转型和改革进程中，化解国内传统行业与新型产业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是当务之急。如果全球自由贸易能保持正常发展，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开拓发展全球市场，解决资本过剩，输出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需的产能。然而面对当下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的“走出去“之路将会面临更多阻挠与挑战，道路将更加坎坷。中国接下来会怎么走？
郑永年：其实，中国前面所走过的路也并非平坦。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来自外部的猜疑、阻挠甚至威胁的言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多方的压力中逆势成长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并通过自身的发展为全球化进程贡献力量。历史地看，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冲突和战争。这里，自信心很重要。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三十多年的中国。当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之时，我们需要外部“赐予”我们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
今天，我们已经具备能力为自己打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自己不去挑起冲突，而且我们也有能力去遏止他国去挑起冲突。原因很简单，我们已经意识到，冲突与对抗是零和博弈，带来双输的两败俱伤。经验地看，中国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努力为和平崛起营造良好的国际话语，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推动了多个跨国经济合作项目。
不过，没有任何理由过度乐观。国际形势仍然严峻。由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而恶化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领土领海主权争议问题仍然存在，朝鲜半岛核危机因为萨德问题雪上加霜，而周边国家正在进行的政治与社会转型也在给中国的周边外交提出挑战。
在南海问题上，尽管中国已经掌握了一些主动权，但如何进一步稳定局势，巩固成果，寻找未来解决方式呢？萨德问题仅仅停留在大众抗议层次也并非解决之道，但迄今为止除了抗议并没有出现一个有效的方法？在美国退出TPP，区域全球化缺失动力的情况下，中国又如何通过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谈判或者升级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继续推进经济的区域化和全球化呢？
阴相如：谢谢，郑老师。的确内外环境今非昔比。今年的两会已经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高度关注，社会各界也期待着本届政府如何筹谋布局，下好国内发展与国际外交两盘大棋。两会可以视为是十九大的前奏，而十九大是这届领导层的“中考”。如果“中考”顺利，那么人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到二十大，中国可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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