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女拳文化
昨夜，朋友圈被一个消息刷屏。一男子在大悦城中庭围栏处带小孩玩耍，两个孩子比较闹，他一个人抱着，孩子妈妈去购物了。两个小孩都被放在玻璃隔墙内的木质栏杆上，大一点的儿子忽然朝外失控坠楼，男子去抓时怀里另一个孩子也失控坠落。
两小孩坠入负一楼地面，当场逝去。
作为母亲，看到这个新闻是浑身颤抖的。相信无数的为人父母者都能感到那种浑身打颤的痛和惋惜。
还原现场，商场基本可以免责——有警示牌，玻璃隔墙高度为1米3,符合国家相关安全标准。
比起几年前，排列整齐给新闻点蜡烛，更多的网友是在谴责和问责。
“监护人没有责任吗？”
“得多心大才能把孩子放在栏杆上？”
“栏杆那么高，成年人都翻爬不过去，何况小孩？”
“没有儿童保护法对涉嫌过失导致儿童死亡的罪犯进行立案查处吗？”
终于，在公众舆论中看到了日渐高涨的儿童权利意识，和追责思维。
早在三年前，对于这样的恶行案件，如佛山小悦悦案，明明是小悦悦父母放任孩子不管，让一个二岁半的幼儿在车来车往的建材市场乱跑，致小悦悦被货车碾压，父母很长时间以后才出现，媒体却聚焦在18个路人路过，对孩子漠然以待的道德问题上，从而煽动了公众对其父母的一边倒同情，完全忽略了他们监护不力的事实，并且在小悦悦已经在医院宣告不治后，继续宣传和夸大其父母的痛苦，父母仍由此获得逾百万的捐款，之后消失。路人十八人等，则背负冷血十八罗汉之称谓至今。
如果路人被称谓冷血，那么，孩子直接的监护人，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幸而，在这次的新闻中，我们看到了网友们清醒的声音。
太多次的新闻事件，罗生门般不断反转，新闻刚出来时是一种“真相”，新闻继续挖掘又是一种“真相”，既考验公众智慧，也挑战公众固有的价值观。
我始终相信，在信息足够充分透明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会作出符合正常善恶观的判断。
随着监控遍布，人人是拍客的电子信息时代到来，所有的死亡、挣扎、不幸都可以被以视频的形式，第一时间呈现给世界角落里每一个人，ISIS都在直播他们的死刑的今天，真相已经比较容易被追溯，同时也极大极快地在重塑每个人的价值观。
这样的不幸分为三层。第一层直接的受害人是孩子。他们丧失了幼小的生命。——这一点常常会在媒体的语境下被选择性过滤。但却不会被人们疼痛的本能遗忘，这就是许多人看过去此类新闻报道时总觉得怪怪的，不舒服的原因。
第二层直接的受害人是监护人。他们失去了孩子。母亲是仅次于孩子的受害人，因为毫无疑问，在生育和养育的过程中，母亲付出的成本更高。父亲也是受害人，他也失去了孩子，相信他内心此刻悲痛自责是无法描摹的。但是！同时他也是加害人，并且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他直接将孩子放在了一个危险境地，导致了死亡后果。
第三层受害人是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失去了两个公民，民族失去了两个可以承载未来的小生命。同时，就如我开篇所说，我们都感受到了深深的疼痛。整个社会遭到一记重击，这是发乎本能的创伤。
过去的媒体语境中，太习惯于把孩子这个最直接的受害人与他的监护人捆绑，而忽略了他们独立个体并被监护人的错误夺取了生命这个事实。尤其当加害人是孩子的监护人时，似乎监护人的悲痛之下，孩子的生命权就不足为议了。而事实上，孩子们的生命权本应超过一切议题之上。
基于这样的逻辑，在欧美、日本、澳洲、香港等多数建立有完善儿童福利保护制度的国家地区，行为严重不当的监护人会被问责。
欧美儿童福利保护体系，特别是如加拿大的儿童福利保障局，在华裔眼里，简直有“儿童法西斯”之感。因为他们是“宁左勿右、宁冤勿纵”的，说得难听点，宁可冤枉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他们首先会假定，监护人就是对被监护的未成年人怀有满满的恶意。国内记者如果翻翻欧美加拿大儿童保障局对家长的问话，估计能吐血三升。
他们会假定：你带孩子觉得疲惫，厌烦，你可能会憎恨孩子损害了你的生活，耽搁你的享乐，你可能本身就心理有问题，你可能是潜在的恋童癖，你可能把失业/失婚的忿怒发泄在孩子身上……..总而言之，他们会假定一千种以上的可能，你就是王八蛋，你就是想加害这个孩子。而且会竭尽所能去调查，求证，完成他们的有罪推定。
——只要你有一丝涉嫌虐待的蛛丝马迹落在他们手里。
有华裔的家长在加拿大，孩子是自己磕碰了，身上乌青，被校医询问，家长都会十分紧张：“医生，您不会报告那谁CAS（儿童保护协会）吧？”
加拿大的儿童保护协会强势到什么程度？可以介入家庭隐私调查，包括查溯家庭曾经浏览什么网页。只要监护人尿检阳性，显示曾经吸毒，孩子即被带走。
这些儿童福利保障局是变态设计的吗？
不是。
欧美社会变态吗？反人类吗？喜欢虐待家长吗？
不是。
恰恰是一个成熟的完善的法律体系，基于对儿童利益最大化考量，基于对人性黑暗面的充分考量，更基于监护人之于儿童，实质上是一种绝对权力的事实，而作出的司法制度的设计，用以对抗家庭对孩子可能有的隐蔽的、无从追查的、但可能会极其恐怖的独裁和伤害。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则直接否决这样的法治前提，所以，我们对抗的不仅是不称职的个别监护人，我们是在对抗一个积弊深重的文化劣根。
家庭是一个隐蔽的保护伞。关起门来，它可能阳光明媚，更可能黑水如渊。
监护人可能给孩子带来的伤害，有可能是满满的恶意故意，也有可能是无知无畏。
毕竟，生和养是两回事，繁殖和监护是两回事，更何况中国一些父母，监护自己孩子的能力与心力，连路边流浪犬还不如。留守儿童高达6100万，80年代初期出现了第一批留守儿童，而这些身心都蒙受家庭撕裂创伤的孩子，正在成为新一代的父母。
美国的儿童福利保护法全称是《预防儿童虐待与忽视法案》——“忽视”是一种严重的犯罪——我五年来一直在各个场合传播这个信息——“死于忽视的孩童”，数量远远超过虐待，而前者，在中国，从未被追责。
深究大悦城两个儿童的死亡事故，就是一个严重的安全忽视行为。
父亲竟然将孩子抱到危险的围栏上去玩，只要带过孩子的人都知道，孩子一蹬脚一窜身，钻出怀抱，坠落是多么常见的事，作为成年人，这样的意外后果，应该可以预见。
即使中国儿童福利保障法不完善，参照现有的刑法之《过失致人死亡罪》，这个父亲也涉嫌犯罪。
中国每年有约20万的儿童意外伤亡事故，车祸、烧伤、电击伤、锐器、坠落、溺水……监护人从未被以任何形式地问责。这个数字还将继续。儿童作为受害人，本体权益仍然被忽视，淡化在家长“已经无尽悲痛和自责”的大背景里。
对不称职、不尽责的监护人问责，尤其是法责，是为幼小的、无力为自己发声的受害人追讨公义，更是国家意志层面的社会警示：以儆效尤。
如果悔恨有用，还要法律干什么？如果一句他已经很悲痛了就可以免责，如果死去的孩子是你，能够从地上的血泊里发出呼喊，他们会说什么？
杀了你，然后说对不起，可以吗？
停止为愚昧和残忍背书，真正把儿童的生命权益放到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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