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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渡成功很有面子?福建偷渡客的奇幻旅程

文|冰川思想库

上世纪90年代,大批偷渡客乘坐破渔船偷渡美国(资料图片)

这种“乡土气场”的力量是很大的,我在加拿大温哥华一间教会里碰上的某福建偷渡客因此“偷渡三次,第三次才成功,一起偷渡的死了两个人,家里房子、地都变现给了‘蛇头’,老婆也带着孩子跑了”

日前某媒体上一篇《长乐偷渡客:离家去国三十年》,让许多人对福建偷渡客问题开始关注起来。

其实,这篇文章所提到的,仅是“福建偷渡客问题”的冰山一角。

偷渡在海外有些地方成福建代名词

早在清代,中国实行“锁国体制”,沿海民众不得擅自出洋,即便获准出洋捕鱼、经商,也不得将一人一船留在海外。

但随着人口滋生,福建、广东等沿海许多地方的民众为谋生计,或不经许可私自出洋,或以出洋捕鱼等名目私自滞留海外不归,这就是最早见诸史册的“闽广偷渡”问题。

当年的“偷渡之乡”在鸦片战争令中国开埠后,都变成了“侨乡”,这批最早的中国偷渡客也奠定了沿袭至今的偷渡“传统”:成风气、重乡党。

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多年,中国“有海无防”,边境管理疏松,海外华侨最大的烦恼并非不能出境,而是在许多地方遭到系统排华政策的限制和排斥,“偷渡”问题一度成为历史名词。

1949年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之初,中国边海防加强,普通人很难获得合法出国的机会,而国内生活水平又与发达国家甚至周边许多国家拉开距离,这令偷渡问题死灰复燃,并一度成为中国沿海、沿边地区的普遍现象。

最严重的上世纪60年代,西北有导致10多万人逃入苏联的“伊犁塔城事件”。

东北有边民、知青逃入苏联、朝鲜的事件,东南沿海有所谓“大逃港”,西南则有边民、知青、“串联”红卫兵以“闹革命”为由越境前往缅甸等事件频发,严格说,这些都是“偷渡”。

在这段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偷渡”并非福建等少数地区的“专利”。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绝大多数地区民众已不再将偷渡试做一种值得羡慕的事,或值得去冒的险:

一方面,国内的日子越来越好,偷渡出国是“黑身份”,未必会比现在过得更“滋润”;另一方面,如今私人出国门槛越来越低,即便真的想走,也大可通过合法移民、留学、外劳输出、探亲团聚等手段大大方方地走。

但福建(还有浙南)沿海的少数地方“偷渡风”却炽烈依旧,在其它“偷渡之乡”偷渡现象由蔚然成风变成星星之火的背景下显得十分突出,令“偷渡”一词在海外某些地方几乎成了福建的代名词。

不偷渡,没面子

和前述文章(以及其它许多同题材文章)有很大出入的是,这些福建“偷渡之乡”偷渡客中,许多人并非和以往“同行”那样,单纯因为生计问题“乘桴浮于海”。

我在国内的上海、杭州、湖州、宣城结识过不少福建某几个“偷渡之乡”的偷渡客亲属(他们中一些人后来自己也成了偷渡客)。

他们坦言,“偷渡之乡”就经济和生活水平而言,在当地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水平,而偷渡者在“偷渡之乡”往往又是收入状况较好的家庭,他们冒险偷渡当然有经济方面的考量,但单纯说他们“为生计而偷渡”,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那么政治因素呢?

正如前述文章和许多文章所指出的,尽管福建偷渡客在美国、加拿大是难民听证会的常客,但他们中绝大多数(如果不能说全部的话)之所以自认难民,纯粹是为了给自己“偷渡客”身份洗白。

如今即便美加两国难民部门,也越来越不愿相信这些人编造的“难民故事”了。

既不是生计所迫,又并非政治因素,福建有些地方的“偷渡热情”从何而来,又何以维持至今不衰?

我曾经就此问题询问过多人,包括已经偷渡成功且“洗白”的福建偷渡客、偷渡成功且一直是“黑人”的福建偷渡客、被家庭怂恿偷渡但自己不愿并一度离家外出谋生的“偷渡之乡”女孩,甚至一名“偷渡进行中”的福建某地中年人,给出的答案基本相同。

长乐市潭头镇的墙上刷了很多打击偷渡的标语(图片来源:新京报)

首先,“很多人偷渡出去发了大财很有面子”、“别人出去我们(或我们家)没人出去会很没面子”。

前述文章也提到“偷渡成功家里会放鞭炮”,这在福建某些乡土宗族气息浓厚的地方,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

足以让许多年轻人产生“我又不比别人少条腿,别人能光宗耀祖(指偷渡成功)我为什么不能”的心理,让这些家庭产生“如果不帮/让孩子偷渡就在乡里抬不起头”的心态,让整个地方郁结起一种“偷渡不可耻、不能偷渡才可耻”的畸形“小气场”,最终使得偷渡成为乡土“特产”和风气。

这种“乡土气场”的力量是很大的,我在加拿大温哥华一间教会里碰上的某福建偷渡客因此“偷渡三次,第三次才成功,一起偷渡的死了两个人,家里房子、地都变现给了‘蛇头’,老婆也带着孩子跑了”。

而那位因不肯听从家里偷渡安排离家出走的小女孩则承认“那种压力太大太可怕,如果不离家出走,要么被逼疯,要么就一定会屈服”,因为“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七大姑八大姨都这么说这么想,会不断举出一个个熟人偷渡‘发大财’的例子来给你洗脑”。

其次,这些地方偷渡成功率的确很高,尽管很多人并非一次成功,但在那种“小气场”下会被解读为“好事多磨”。

且成功的偷渡客都会“报喜”,尽管如今资信发达,越来越多人对“偷渡客是否真过得那么好”有所怀疑,但如前面那位小姑娘那样(她从小喜欢上网)坚定认为“不该偷渡”者并不多,很多人会抱着“别人过得不好是他们没本事、不勤快、运气差,而我和他们不同”的心态,最终仍然踏上偷渡的不归路。

第三,由于年深日久,偷渡在当地早已“产业化”,“蛇头”门路广阔且往往“有头有脸”,更重要的,他们也是本地人,和大多数偷渡客沾亲带故,他们懂得怎样才能“拉到生意”,而偷渡家庭和偷渡客也往往因为“蛇头”是“自己人”而不虞有他。

偷渡的几种方式

前述文章和许多文章较注重偷渡船、尤其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的偷渡船,许多旁观者也往往把福建偷渡客和“船民”联系起来。

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有些以偏概全: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走私”时代结束后,乘船偷渡这种曾经的福建偷渡主流模式业已式微,绝大多数福建偷渡客是通过其他手段出境的。

——“白转黑”。

所谓“白转黑”,指出境时有合法手续(海外务工、探亲、短期旅游),但出境后就想方设法“黑”下来,成为非法移民。

采用“白转黑”手段的福建偷渡客很多,他们中有些是“单独行动”,即代办出国手续的机构、单位不知情(我一位经营出国团的旅游界朋友就曾被“坑”,因为组团出国游中有5位福建团友“脱团”,弄得灰头土脸),也有些则是串通好的行为(我听说过有福建某县的堂兄弟三人,都通过一间名为“劳务公司”实为“蛇头白手套”的机构先“出国务工”再成功“黑”下来)。

——移花接木。

是“白转黑”的变种,在蛇头安排下编造假理由、假身份,甚至使用假护照、假签证偷渡。

这种偷渡手法一般组织严密,收费很高,只有“有钱客户”才用得起。我接触过的一家偷渡者,先付不菲“头款”给蛇头,通过“自由行”以真实身份从国内抵达泰国,在那里和“蛇头”的“关系户”接头,支付“二期款”,换取早已准备好的假护照(姓名甚至国籍都换了),再由专人陪同转去真正的目的地完成偷渡,“黑下来”后再支付“尾款”。

如果没那么有钱,“移花接木”的“服务”会马虎得多(假证件质量低劣,无专人护送),失败概率也大得多。

▲福建长乐市公安局边上的一条街上,集中了数家移民咨询机构与律师事务所(图片来源:新京报)

——网络偷渡。

2013年8月10日,法国和西班牙警方宣布,联手破获了一个涉嫌非法向欧洲和美国运送中国偷渡客的网络。

西班牙警方发言人称,这个组织系统复杂严密,其欧洲部分的负责人常年居住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收取每人4-5万欧元的偷渡费,帮助偷渡客编造假身份,并偷渡到美国、西班牙、法国、希腊、意大利、英国、爱尔兰和土耳其等国。

西班牙警方表示,这个网络不仅用于运送普通偷渡客,也用于运送“性剥削移民”,目前已查获81本用于偷渡的假护照,被仿冒国有韩国、马来西亚、日本、香港、台湾、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地区,该网络通常将偷渡客首先运到有内线帮助且管理松懈的西班牙,再以此为跳板,将他们转送到英国、美国等最终偷渡目的地。

法国媒体当时称,此次破获中国非法移民网络的结果,是“近年来针对中国非法移民偷渡的最有力打击”,通过这类非法网络,已有不计其数的中国非法移民离开中国,进入欧洲或美国。

这个网络所运送的非法移民通常通过空运,他们持假护照从中国大陆或马来西亚机场出发,通过西班牙辗转前往美国、英国等最终目的地。

在偷渡过程中会根据蛇头指令不断改变路线或组织形式,有时他们还会被故意夹杂在一群身份合法的普通游客中间蒙混过关,偷渡客直到最后一刻才会被告知终点所在,抵达巴塞罗那后,他们会被转交给另一组人带领,并迅速隐蔽潜藏起来。

——“黑中黑”。

这个名词是一位福清籍偷渡客直系亲属所创,用于形容那些被安排藏在海运或陆运集装箱中,和货物一起偷渡(通常目的地为欧盟国家)的福建偷渡客。

这类“黑中黑”的偷渡客通常家境最不好,无力支付更安全“体面”偷渡所需费用,只能冒险采用这种最不安全的手段。

这位“福清糕”(他本人不是偷渡客而是在非洲多哥合法经商的小商人,但有两名堂弟死于“黑中黑”偷渡)指出,“黑中黑”最大的风险不是被沿途海关边防查出后坐牢、遣返,而是在途中被闷死、冻死,或被其它偷渡客火并(动机有时不过是为了抢一瓶水,或一包饼干),他还表示,有时“蛇头”半路遭遇边防检查,为求自保也会“甩箱”,“这和杀人灭口也差不多”。

——“自由动作”。

有些偷渡客采取了非常夸张的“自由动作”。

如在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一位海关工作人员就曾对我说,他亲眼看见有中国偷渡客借机场中转(一般他们都持经巴黎机场转去某非洲小国的联程机票,需要在几个候机楼间转换之机),跳下候机楼外十几米高的高架桥,搭乘早就停在桥下接应的“皮卡”溜之大吉,“我们抓住过几个,都持中国福建护照”。

尽管美国、加拿大是“福建偷渡客”最出名的目的地,但如前所述,他们的目的地十分多样化,美加、欧盟国家、拉美甚至非洲都有。

从难民到洗白

“福建偷渡客”切换到“黑下来程序”的第一步,通常是撕毁自己的身份证件,目的是“抓住也遣返不了”。

不过随着目的国政府和移民部门变得越来越“聪明”,单凭这一招已不太好使,“难民听证”就成为顺理成章的救命稻草。

以加拿大为例,自2006年起的连续几年间,中国居然成为该国第二大难民来源国(仅次于墨西哥),奥妙便在于此。

一些欧美国家难民资格申请手续简便,审批制度宽松。

以加拿大安大略省为例,一个难民申请者在入境当天就可向移民及难民局的办事处申请难民面试,并在面试当天拿到难民纸。凭该难民纸,此人即可享受加拿大难民救济,凭租房收据申领福利金支票,同时可申请临时工卡及健康卡,从而具备打工和免费医疗资格,还可免费上政府的英语或其他类型学校。如果经济条件不够,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用来支付难民聆讯的法律费用;8-12月后将参加聆讯。

如不通过,可以考虑上诉,或通过结婚或家入,团体担报的方式申请人道移民;如果再失败,可申请递解出境前风险评估(Pre-Removal Risk Assessment)。

一般而言聆讯通过率即接近五成,即使不通过,上述加风险评估的过程也可以拖上好几年,在此期间一切待遇维持不变,申请人在这几年时间内可以想出各种办法继续留下来,从而达到合法定居的目的。

▲纪录片《Floating 漂》截屏,讲述的是90后美国偷渡客

有趣的是,近年来约6成加拿大“福建籍难民申请者”来自美国。原来美国人“学乖了”,对福建籍申请者越来越挑剔,令他们蒙混过关,因此很多人选择“转场”。

本世纪初,由于美中、加中政治制度差异很大,彼此间沟通、了解也很不够,负责审查难民资格的当地政府官员往往先入为主地相信申请者的避难理由。

据当地一些移民顾问和律师透露,近年来中国人申请难民的最常见理由为XX功学员、地下教会成员和“受到计划生育迫害不能生第二胎”者,其中不少人是挂羊头卖狗肉,根本经不起审查推敲,但获批率很高:加拿大2004-2006连续三年华人难民申请批准率均为49%,比平均批准率高两个百分点。

不仅如此,福建某些地方的华侨乡情重,明知“乡亲”在“胡说八道”也常常选择“帮一把”。

如前几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很出名的一件事,某个被查出来的福建籍女偷渡客自称“生了二胎、遣返后会被枪毙”,赖在听证程序里不走,当地福建某县同乡会居然通过中文网络呼吁同乡“关心、赞助”,引发激烈争议。

这位女偷渡客“二胎被枪毙”理由后被驳回,但只身偷渡的她在听证期间神奇地怀孕生女,随即以“身为加拿大公民母亲、被遣返将造成骨肉分离、违背人道精神”为由继续“泡难民听证”。

这种做法显然也助长了福建偷渡客“泡难民”的心态,因为成功就可以“洗白”,失败也没什么损失。

前述文章和许多文章都描述了“福建偷渡客”在偷渡后被蛇头控制,靠打黑工偿还偷渡款项及利息,以及“语言不通、只能在和故乡非常相似的‘小环境‘里生活等细节。其实这只是部分“福建偷渡客”的生存状况而已。

前面提到的“高级偷渡客”家产殷实,“黑下来”后一般会在同乡圈内从事“半黑半白”的生意或投资,他们中许多人日后也会成为新一代“蛇头”。

而选择“黑中黑”的“底层偷渡客”,许多甚至连“打黑工偿债”的“福气”都没有。

——2004年2月,30多名福清籍偷渡客在英国兰开夏郡莫克姆湾“赶夜海”捡拾海贝时被涨潮淹死,具体死亡人数至今不详。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是通过“黑中黑”藏在集卡车所拉集装箱里,辗转经过欧陆十几个国家,然后通过英吉利海峡进入英国的。

“黑下来”的福建偷渡客所期待的“明天”是什么?

前面提到那位“福清糕”曾叠指罗列几个在其老乡口中的“美好前景”:特赦、“变难民”、花钱“洗白”,以及和有合法身份者结婚或假结婚。

不过随着各国对“福建偷渡客”现象越来越警惕,这几条路如今都不太好走。更多“福建偷渡客”只能暂且“黑下去”,即隐藏在老乡圈构成的“小环境”中得过且过地混着。

所谓“越来越警惕”,包括许多国家对持福建护照的中国公民“另眼相看”。我在非洲工作时的一位同事就因为自己大学毕业后户口落在福建,造成种种不便,最终冒险和户口仍在山东老家的孪生哥哥交换了身份,我当年经常从巴黎机场中转、往返中国和西非国家经商,曾不止一次遇到“福建偷渡客”被巴黎机场方面拦截,还被机场方“抓差”客串过翻译。

对“难民申请理由”、“结婚理由”等说法也日益挑剔。朋友介绍,如今在美加“计划生育”等已经很难被难民听证会采信,而“和当地人结婚”所要叙述的“恋爱经过”之类也越来越复杂,甚至令人难堪,我在加拿大朋友家中遇到一位“真结婚”的福建女性,她抱怨“边境服务局要我们叙述的恋爱细节简直让人脸红”,等等。

这些不仅令“福建偷渡客”越来越难“洗白”,也在客观上损害了中国和中国海外旅客的声誉,并给正常进行国际旅行的中国旅客带来不小的麻烦。

陶短房

加拿大环球华报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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