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IPP评论
随着分析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文化认同也许是推动民粹崛起的主要动力。
推荐阅读
西方民粹崛起：民主的衰落还是自由的困境？ | 祁冬涛
过去几年西方民粹的快速崛起，对西方信奉自由主义的政客、学者和民众犹如当头棒喝。自由派阵营先是惊讶，继之愤怒，无法理解这些在他们看来不入流、甚至经常发表“大逆不道”言论的政客，为何能通过煽动越来越多民众的不理性情绪，来获得持续增长的支持率。
他们对民粹的愤怒，也转化为街头游行示威、在新老媒体上批判等激烈的情绪化反击。这之后，面对民粹继续发展的现实，他们也开始对民粹崛起的推动力进行深入反思。
通过对民粹群体经济社会背景的分析，学者们先是认为这个群体对民粹政客的支持，主要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但随着分析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文化认同也许是推动民粹崛起的主要动力。
笔者发表的《民主的衰落还是自由的困境？》一文中，把西方民粹的崛起视为相对弱势群体反抗过去几十年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快速扩张的自由化的表现。我们可以分别考察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三个领域，来理解推动西方民粹崛起的经济利益因素和文化认同因素。
有些学者认为，推动民粹崛起的经济利益因素起源于国内和国际经济自由化导致的贫富分化加剧、传统产业工人失业率上升、中产阶级经济地位相对下降等。因此，经济自由化的受害者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支持民粹政客，期望他们上台后，能通过改变过度自由化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秩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统计数据显示，支持民粹政客的群体，确实包含了大量在高度自由化的经济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群体，如教育程度较低者、技术水平较低者、失业者、非中心城市的居民等。一些学者和导演通过书籍和纪录片，对这些相对弱势群体生活困境的揭示，也让自由派阵营更深入地理解了他们支持民粹政客的经济原因。
从经济利益角度来解释民粹的崛起，在学术上符合主流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和经济决定论，在意识形态立场上也易于被自由派阵营接受。毕竟，经济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是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接受的、具有正当性的要求。
自由派阵营愿意反思自己推崇的经济自由化对相对弱势群体造成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并尝试采取更多补救措施。例如希拉里本来支持美国主导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进一步推动国际经济自由化；但在总统大选中，迫于选民压力，她也和特朗普一样，变成了明确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01
文化认同推动民粹崛起？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发现显示，经济利益也许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解释民粹崛起的最主要因素。例如有数据显示，低收入群体，也就是通常被学者们认为属于经济自由化的受害者群体，在总统大选中对特朗普的支持率虽然比他们对历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率都更高，但仍然大大低于他们对希拉里的支持率，并没有打破长期以来低收入群体更支持民主党的传统。这说明经济利益因素确实在美国民粹崛起中作用有限。
另一方面，文化认同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比起经济利益能更好地解释民粹崛起。学者们指出，过去30多年，自由主义除了在经济领域大行其道，在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也是独领风骚。在政治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自由阵营在全球推行政治自由化，甚至为此诉诸经济和军事手段，一方面造成中东和北非不少国家内部动荡不安，输出难民潮给欧美社会造成极大压力；另一方面也引起这些国家政府和民众对西方的反抗，甚至有的已发展成针对西方的恐怖主义。
欧盟则要求成员国不但实现经济自由化、一体化，而且要逐渐交出部分政治主权，以实现欧盟内部在政治上的自由化和一体化。例如欧盟强制性地把来自中东和北非穆斯林国家难民分配给成员国，让不少成员国的国民感觉自己的祖国在此重大问题上已经丧失了主权。
恐怖主义的威胁、难民大量涌入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和文化冲突、祖国主权的衰落等现象，在很多普通民众眼中代表着秩序的丧失。秩序丧失带来安全感的丧失和对自身生活失去控制的焦虑感，这些问题与经济利益虽然没有直接关联，但确实让很多人开始支持看似强有力的、承诺能很快恢复旧秩序的民粹政客。
在民粹群体眼中，正如经济和政治的快速自由化破坏了传统的经济和政治秩序，社会文化领域的自由化也破坏了传统的社会道德秩序。二战后，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社会逐渐进入后工业化、后现代化和后物质主义时代，中产阶级数量快速增长，社会福利大幅提高，阶级矛盾缓和，以经济利益为斗争目标的阶级政治，逐渐被以法定权利为目标的认同政治所代替。认同政治的主角不再是在经济地位上处于劣势的工农阶级，而是在法定权利和文化上处于劣势的多种传统边缘群体，如女性、少数族裔、LGBT（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群体等。
这些群体通过各种社会运动，来推动政府和民众认可他们的自由和权利，推广多元文化的自由观念，努力建立符合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秩序。长期以来，他们推动赋予女性和少数族裔等传统边缘群体更多权利和保护，最近几年更是积极推动接纳难民和移民、同性婚姻合法化、学校对学生进行多元性教育、堕胎无罪、废除死刑等，也受到了自由派政客的大力支持。
02
自由化带来道德失序？
可是，对于相对保守人士，尤其是很多宗教人士来说，自由派阵营所追求的社会和道德秩序其实是一种失序，而且这种失序最近几年已经开始对传统的婚姻、家庭、教育和公共秩序造成实质性破坏，因此他们越来越担心孩子将来会生活在一种过度自由的社会失序中。
例如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人当中，有不少也很讨厌特朗普的偏激言论，但他们相信特朗普上台后能够任命一位相对保守的大法官，遏制同性婚姻、多元性教育法制化和普及化等自由化趋势。在他们眼中，这对于下一代来说其重要性要远高于特朗普的种种偏激言论，于是他们仍然投票支持特朗普。事实上，统计显示，超过80％的白人福音派基督教人士支持特朗普，这反映了美国基督徒对社会文化领域过度自由化的忧虑。
因此，自由派眼中的观念保守人士支持民粹政客，主要并不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是一种文化认同行为。换句话说，他们对民粹的支持，表达的是对自由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秩序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主要不是因为自由主义秩序损害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是因为其冲击了自己对传统的相对保守秩序的认同。
有学者分析欧洲多个民粹崛起国家的选举数据后发现，这种相对保守的文化认同因素，或者说对自由主义观念的反抗，比经济利益因素更稳定地解释了选民对民粹政党的支持。
如果文化认同是推动民粹崛起的主要动力，我们可以预见他们和自由派阵营的冲突将是长期的。因为如果是经济利益原因推动民粹崛起的话，自由派阵营愿意妥协，通过诸如减少失业率、提高对经济自由化受害群体的福利补贴等手段来安抚住他们。但文化认同事关意识形态，恰恰是自由派阵营最不愿妥协的领域，这让自由派与民粹派的矛盾变得难以调和，会使两者之间的冲突长期存在于西方国家，并通过选举过程变得更加激化。
另一方面，在民粹政客执政的国家如美国，如果民粹群体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他们当然会更支持特朗普。但即使他们的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观，只要特朗普在文化认同方面能持续表现出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打击，他们也会维持对特朗普的支持，因为文化认同对他们而言是更重要的议题。
当然，迫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西方长期形成的政治正确压力，民粹群体在民调中也许会像以前一样继续沉默，从而让自由派阵营再次误以为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率在下降。
＊本文转载自2017年5月4日《联合早报》，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微信ID：IPP-REVIEW）祁冬涛教授。文章发布已经作者授权。
微信ID：IPP-REVIEW
国家高端智库
中国情怀 国际视野
本文由知事 转码显示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