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大重阳
作者何亚非系外交部前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原标题是《从全球治理改革到重塑国际秩序——“自由政体”与“非自由政体”之争》，刊于3月20日《第一财经日报》。
从英国公投退出欧盟到美国大选出乎意料的结果，从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到法国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在今年大选前声势逼人，民粹主义思潮卷土重来，逆全球化来势凶猛，全球治理“失序”和“碎片化”如水漫金山、满目疮痍，现有以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为柱石的“全球自由秩序”(Global Liberal Order)正在经历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最为严重的分崩离析和系统性危机，世界进入全球治理体系体制性改革与国际秩序转换和重塑新的历史时期。
01
世界走向多极化
在全球化进入动荡、曲折的新时期，全球治理体系明显落后于全球化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各国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反思在深入，担心全球化的逆转和全球治理的失败将带来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纷纷对全球治理各国和未来国际秩序提出建议与设想，以影响世界的发展方向。
美国和西方思想界围绕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秩序”能否劫后余生，乃至“凤凰涅槃”正在展开热辩。虽有一些自我反省，但更多是给中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贴上“非自由政体国家”的标签，将全球治理碎片化和国际秩序出现的问题归咎于他们，声称是这些国家在挑战西方界定的“全球自由秩序”。这是西方利用其国际话语体系主导权给这场事关世界前途的辩论定调，希冀占据国际秩序转换期的道义和话语制高点。
究竟何谓“自由政体国家”，何谓“非自由政体国家”？这种以西方意识形态及其话语叙事为依据对国家进行“零和”式分类的做法显然不符合时代发展的现实。
按照“软实力”创建者哈佛教授约瑟夫·奈的说法，1945年后出现的“自由国际秩序”由一系列松散的多边机构组成，美国借此渠道和网络提供包括自由贸易和海洋航行自由等全球公共产品。弱国则通过这些国际机构获得上述公共产品。以美元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美国海军在全球海洋的“自由航行”来确保贸易畅通，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二战后全球化的再次兴起与发展就是以这一自由国际秩序为制度性保障的。同时，全球自由秩序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自由民主国家”数量的急剧增加。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冷战结束，苏联和东欧国家垮台，西方国家认为其实行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已大获全胜，世界政治体制竞争的“历史由此终结”，世界只有美国这一座“山上的灯塔”了。
然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的发展也不是由西方国家说了算的。冷战结束后，美西方推崇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全球自由秩序”盛极而衰，逐步走向自己的反面。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敲响了新自由主义的丧钟，全球自由秩序也由此遭到质疑和挑战。
就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印尼、土耳其等一大批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大潮，力量迅速壮大，改写了全球治理体系和整个世界发展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取得了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奇迹，在新自由主义的废墟上争奇斗艳。
同时，无论是二十国集团(G20)的异军突起、金砖机制发展成长，还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国际金融机构的建立，都标志着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已经开始发生创新性变化。全球化新时期与国际秩序转换期正在同步展开。
如果西方国家依然抱住所谓“自由政体国家”的身份不放，固守狭隘的意识形态条条块块，给与其发展道路不同、政治体制不同的国家贴上“非自由政体国家”的政治标签，视为“异类”，这不仅无助于西方国家和社会为适应全球化变化所必需的自我革新和调整，对世界范围的全球治理改革、国际秩序重塑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何况什么是“全球自由秩序”，也不应该由一家就可以下定论的。中国这些年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就是希望二战后建立的“全球自由秩序”能朝着真正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这就需要给予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也就是全球治理方面有相应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本文刊于3月20日《第一财经日报》
02
全球公共产品与中国角色
从根本上看，世界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从单极走向多极，全球力量的“大趋同”、“再平衡”催生“国际权力分散”，是改革全球治理体系、重塑国际秩序的主要推动力。具体表现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角色和力度的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转换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正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作为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主角和主导方，美国近几十年来确实提供了不少全球公共产品，但是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对自己制定的“全球自由秩序”规则一贯采取“合则用之、不合弃之”的做法，单边主义盛行，对多边主义“忽冷忽热”。这大大损害了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信誉和各国对这一秩序的信心。特别是特朗普新政府“美国第一”和“买美国货、雇美国人”战略的推行落地，使得美国在坚守世界霸主地位的同时，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上会有进一步缺位或错位，美国在“全球自由秩序”中的领导和托底地位再次遭到质疑。
与此同时，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和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身体力行，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动力源之一。在此基础上，中国对全球治理从思想到行动都做出了巨大努力和新贡献，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G20平台上尤其是去年杭州峰会为全球治理调整方向、加强治理力度，提出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经济发展、全球治理改革、国际合作模式调整做出创新性努力。
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上，中国所做到并不是想替代谁或者颠覆现有治理架构和体系，而是从中国综合实力发展和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角度，努力履行一个全球性大国的责任，以补充和丰富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向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03
混合型国际秩序
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面临“失序”和“碎片化”加剧的新时期，不少美国和西方学者提出“自由政体国家”和“非自由政体国家”共处共存、相互竞争的所谓混合型国际秩序，作为建立新国际秩序的过渡模式。
这种混合型国际秩序是个什么模样呢？据称它与现在“全球自由秩序”之不同点在于“区别对待”、包容性和兼容性强，即对于不同国家、依据不同问题，进行不同的处理。美国学者描述的大概有那么几条：
>>>>一是在安全领域，美国继续与盟国和合作伙伴一起确保地区稳定、制止侵略；
>>>>二是美国继续单独或率领盟友在世界范围推进“自由价值和体系”，但方式方法上避免激化矛盾，如减少为捍卫人权而进行军事干预或者支持他国的民主运动反对派；
>>>>三是国际体系主要成员利用包括安理会、G20和其他区域性机制等平台进行经常性对话；
>>>>四是重点放在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机构进行经济合作，并给予新兴经济体更多投票权；
>>>>五是美国需要有长远观念，如把“鼓励人的发展”摆在“自由价值”议程的核心位置。
为此，美国与其它大国之间需要寻找更多的“双赢”领域和议题；同时努力保持大国之间力量平衡，及时解决或者搁置大国因势力范围之争而产生的争执。
虽然这些想法尚未成为美国的国家战略，但学者们给出的这一国际秩序过渡模式的轮廓，表明美西方精英们已经着手认真思考未来国际秩序的框架和实现路径。这些构想的核心是，在适当考虑新兴经济体利益的基础上，尽可能长期维持美国在国际体系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确保“美国世纪”继续存在，并在将来能平稳的徐徐落地。
04
天下大同：中国的思路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我们现在确实处于国际秩序的转换期和调整期，全球治理体系及其机制体制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是这一历史阶段十分重要的特征。我们顺势而为，抓紧对全球治理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对面临的挑战进行认真深入的分析，从中华文明和中国视野出发，及时提出未来国际秩序框架的要素，可以说正逢其时，时不我待。
近年来，习近平主席连续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利益休戚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以“共商、共建、共享”精神建设“一带一路”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改革全球治理体系，进而重塑21世纪国际秩序的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达而兼济天下”、“天下大同”的核心价值观，凸现了中国的大国胸怀、责任和“全球公民意识”。这表明中国不仅全面、深入的参与了全球治理，还在尽自己的力量发挥引领作用，努力为世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中，我们没有所谓“自由政体国家”和“非自由政体国家”这样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人为分割。中国一直坚持国家无论大小、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元化，坚持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的原则。这个世界属于各国，属于各国人民，属于全人类。
在2016年成功主办G20杭州峰会就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改革全球治理取得许多共识并制定行动计划的基础上，中国今年将举行“一带一路”峰会和“金砖国家”峰会，继续积极投身、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改革。世界目光正在转向东方，转向中国。这是历史对中国的选择，也是中国自身的历史选择。
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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