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冰川思想库
这次大选，为什么所有人，穷的、富的、美的、丑的、老的少的，都有一种被剥夺感，你看巨星梅姨，那么美那么成功，她也有被剥夺或者即将被剥夺的不确定感。
唐纳德·特朗普于美国当地时间2017年1月20日宣誓就职美国第45任总统。随后的两天，在美国各城市、巴黎、伦敦等全球多地爆发了“反特朗普”的女性大游行，参与人数总计约在300万以上。有关这场全球大游行缘起的讨论，需要追溯至去年美国大选期间。
2016年10月，还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特朗普，被媒体曝光自己曾于2005年与他人交谈时，私下表达过一些侮辱女性的言论，当时遭到了媒体以及社会各界的炮轰。特朗普本人随后发表道歉声明，辩称自己的言论只不过是一些“更衣室谈话”，希望淡化此事。但是，这样的声明并没有平息社会各界的不安。自特朗普于去年11月赢得大选以来，美国民间抗议特朗普的行动就没有消停过。今年1月21日，抗议行动再一次升级。
有关这场女性的全球性抗议事件，冰川思想库专门采访了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张念。
张念
现供职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主要从事女性主义思想与文化政治研究。自2000年起，张念就在国内思想文化刊物发表女性主义研究及批评文章近百篇，曾在《南方都市报》、《经济观察报》、《广州日报》开设相关专栏，著有《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女人的理想国》、《不咬人的女权主义》、《持不同性见者》等。
访谈嘉宾：张念
访谈人：陶力行
陶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刚上任，就遭到了来自女权主义者的抵抗。但是我们知道，特朗普最为女权主义者诟病的话实际上是他的“更衣室谈话”，即“私人谈话”。本来作为私人谈话，其影响是很小的，但是现在被强化成了一种拥有巨大危害性的东西，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一种“强化”？
张念：更衣室谈话仅是导火索，街头运动的打火器。全球三百多万人参与了反特朗普的游行，再次证明了女权主义的政治释放力量。点火器——或者说，新晋总统特朗普的私房话——关切身体，刺激了女权主义者的政治神经。
陶力行：那么，你认为女权和人权的区别是什么？
张念：熟悉女权运动史的人们都清楚，身体是女权政治的核心场域，有别于传统政治学的规则演绎。
人权是抽象原则，作为会说话、劳动着的、在喘气的生命来说，人权的抗辩和斗争同时穿行缠绕在语言文化、政治经济和生命物种的差异性上，而这些经由差异所规制的秩序或者权力，只有一个运作场域，那就是我们的身体。
人权只说出“应该”，女权政治更注重“怎样”，何种权力话语针对何种对象进行怎样的宰制，身份政治就是对这些如毛细血管般渗透在生活中的权力话语的回应。
陶力行：那这里会涉及到矫枉过正，政治正确的问题吗？我的意思是，一种私人话语遭到了放大，其实是拿私生活的素材作为证据。
张念：特朗普惹恼了女人们，女人在此刻就是一种身份共同体。政治正确其实说的是，你捕捉并意识到一种新的身份，一种新的自我认同感，你就发明了一种新的权利，身份共同体可以无限再造，这显然和18世纪的公民身份认同不一样，当时的对立很简单，还没有全球化这个议题，公民和臣民对立，人权和王权对立，宪政共和呼之欲出。
陶力行：如果说，权利可以被不断地细化下去，按你的说法，无限再造，那么会有尽头吗？你如何确认女权已经实现了？比如说，没有人再拿女权说事，大家都无所谓性别，这是否就意味着问题已经被解决。
张念：是的，如果你相信历史终结论，会对没有尽头的冲突充满疑虑，康德谈论的“永久和平”，是他讽喻性地借用了荷兰人墓碑上的铭文，活死人才有资格尽享永久和平。
陶力行：你的意思是，没有尽头的冲突不是什么问题？
张念：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趋利避害就等于幸福，实现幸福的方式是通过规则与规范，尽量避免矛盾和冲突，但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规则和规范同时也会带来新的矛盾和冲突，你左手希拉里右手特朗普，抬起任何一只手，总有某些群体或者局部的利益被打压下去。
陶力行：那么，是什么样的利益格局催生了女权思潮呢？或者说，是什么东西使得女权主义成为了可能？
张念：任何一种权利诉求，或者我们说的意义，利益或者功效，都产生于某个基础性的结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结构，或者反过来说，我们以为的意义都是这些结构的投影。因此，feminism 或者女权思想的生命力在于，她立足于性别制度这一最为古老的文明基石，逻辑上她比现有的一切体制都更古老，实践中比任何现有的政治力量都更年轻。
语言毕竟属于人的意识范围，当我们把女权放在人权总目录之下的时候，你会感觉女权主义者在无事生非，当然在没有人权保障的社会，女权是活生生的正义的战斗。另外，性别之别，我倾向于本体意义上的差异原则，这是另外的话题了。但这次女性大游行，已经向世界宣示了历史间断性的无意识内容。另外在政治动员上，女人们的凝聚力，令人振奋！
陶力行：我可以把女权理解成一种诉求，一种要求女人和男人同等待遇的诉求吗？如果是，什么是同等？如果把同等换成公平，那么何为女权者眼里的公平？毕竟，在法律的尺度下，我们只能审查个案，但是上升为女权运动，就必然有一个统一的诉求。
张念：是的，现代司法的美德在于其节制性，社会运动恰恰是针对法的这种滞后和迟钝予以回应。当然，更为隐秘的压迫在于习俗制度之中，女人们害怕回到过去，特朗普针对女人的态度和言辞代表了险恶的男权制之中，所生长出的那些黑暗、浅窄和短小的事物。
再重申一遍，不是某句话，而是这句话唤起了漫长的男权历史中，女人们众多不愉快或者伤痛的记忆。是的，很多人也在问，究竟什么是你们要的公平嘛，换个思路好不好？我们是在公平的影子剧场提问，还是在感觉的风暴中心提问？这次大游行损失了多少GDP，还是什么？我真不知道。
陶力行：让我们再回到最初我们所谈的有关这场游行的问题。你认为，是什么让女权主义者“如此”害怕？是什么样的社会力量被启动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张念：不是害怕，这是健康的愤怒。我看了麦当娜的演讲视频，口号是：为爱而战斗，为什么不是为自由而战，她呼吁人们从温暖和舒适中醒来，这个一生都在和中产阶级趣味做斗争的女人，说为爱而战，太有意思了。
是的，要唤醒什么？西方社会大规模的街头运动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是学院左派，或者文化左派的出生证。一般地，以希拉里为代表的价值序列表——她自己也是60年代的孩子，是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都接受的。一个健康而健全的社会可以承诺，所有人无阻碍地追求自由和幸福，这是阿伦特总结的美国立国的理由。
▲麦当娜
陶力行：你的意思是女权主义者之所以游行，并不是要去保护某种底线的东西，而是提出一种宣言，旨在于追求实现某种接近上线的东西？是唤醒某种意识从而去满足某些需求？
张念：是。自由可以兑现和落实在法的形式之中，或称之为法权利，康德认定的外部的完备的抽象道德。那么幸福呢？物质的优渥？生活的舒适？幸福如何估量或者定量，可以兑现吗？能够像法之于自由那样，在逻辑和规则上清正和严密吗？
为爱而战，是幸福的呐喊。我们回头来看资本主义世界兴盛蓬勃几百年，当然中间有坎坷和艰难，大萧条时期也没有上街，反而是战后经济勃兴的60年代，年轻人极其不满，为什么？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功绩是为人的需求立法，但亚当·斯密都不敢说自己是经济学家，而自豪于道德哲学家的头衔。需求是什么，是心理内容啊。因此，如果我们总是从经济学的眼光去看待社会运动，想当然地把人的心理需求看成静止的客观对象，不了解欲望的真实内涵，就会在既有的框架中争论不休。
陶力行：关于这场游行的需求，你有更具体一点的说法吗？
张念：这次大选，为什么所有人，穷的、富的、美的、丑的、老的少的，都有一种被剥夺感，你看巨星梅姨，那么美那么成功，她也有被剥夺或者即将被剥夺的不确定感。
这场游行，没有诉求但就是不满，同性恋婚姻都合法化了，还诉求什么呢？尤其西方社会，性别平等几乎成了政治民俗的状况下，也没有社会力量要唤醒，要唤醒的是爱或者爱欲。
全球化，就是系统化、结构化的愚蠢，尤其新技术、智能通讯技术的来临，使得今天的中产阶级，即专业技术群体，如19世纪的工人阶级，面对机械自动化的恐惧一样，没有心灵的安身之地。今天，成为一个无神论者是勇敢而困难的事情，政治的公共管理能量已经用尽了。
陶力行：你这里提到了爱，但是对于爱的呼唤似乎并不是非要诉诸于女权的立场吧？爱是一种普世的伦理价值，而非一种拥有强烈文化特征的道德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只要将平等的理念不断地渗入下去，那么你所谓的爱就会自然而然地如植物般生长。在我看来，西方人要做的依然是兑现宪法中的文字，而不是诉诸于女权。
张念：伦理关涉规范，建立人间秩序，就结果而言。在其逻辑起点上有爱，基于爱或者友爱，或者黑格尔说的兄妹之爱，古希腊城邦才可耸立。所以，这里说的爱，是指重返伦理发生的现场，寻回那些富有生机的元素。规范是爱的产物，而不是反过来。
伦理处在两个面向：肩并肩和面对面，前者就是现代人深信不疑的公平价值，各就其位各得其所，目光的方向一致，肩并肩彼此信任和依靠；而面对面，是目光交错，互为他者。彼此满意，比单纯的满足更复杂和困难。我更愿意把女权的伦理价值，及其富有建设性的未来放在面对面的场景中来思考。
陶力行：你上面还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被剥夺感”。但是论述被剥夺感可能会让我们进入tautology（同义反复），因为sense是很难用统一标准确立的，可能是外部剥夺了你，也有可能是你自身的问题、自身的脆弱、自身的不努力造成你受挫，从而产生了被剥夺感。
我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被剥夺感是可以被转化成正当诉求的，什么时候有被剥夺感的主体必须做出妥协，承受这种被剥夺感？
张念：是的，感觉无法标准化，这恰恰是其力量所在。套套逻辑（tautology）是指主体论，而现代政治学就建立在此基础上，因为我们无法想象无政治主体的一种政治运动或者现象，这也是这次女性大游行让很多人觉得奇怪的地方。
一个便利的做法，就是动用历史记忆，这和19世纪或者上个世纪60年代上街的女人一样，她们还想要什么呢？
被剥夺感恰恰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主体基座。先验地设定人是理性的，并相信只有知识才能保全人格的完整性，这是一个套套。现代之后，人文科学就是有关人的一套知识体系，人隐没在知识之中，然后再经由知识界面，来反射评估人的合理性或者非合理性。
陶力行：所以，你是在质疑对于“被剥夺感”的具体分析？
张念：人的贫瘠就在于知识的功效性外化，存在的价值被外在于我们的一套制度系统所度量，被剥夺感的基础含义在此，因为一切都外部化了，便于管理，这个被外部化的内在能够自我管理吗？我的知识、专业和我是什么样人的人还有直接的关系吗？我的确不敢相信今天的人们，能够像18世纪启蒙时代的人们那样，给出不假思索的肯定回答，或者像韦伯的新教伦理那样，敢说：工作就是我的天职？
陶力行：谢谢张老师的回应，我这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即从学者的角度看，你认为特朗普会对女权主义者造成实质性伤害吗？为什么？
张念：实质性的伤害不可能了，货真价实的法治社会嘛。但会造成困扰，会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煽动起老旧的敌意，比如族群、性别、阶层，这敌意可以是普遍性不满的替代品，好日子到头了，人们会遭受不知来自何方的冷枪，这个挺低级也挺无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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