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东研究通讯
1981年10月6日，是第四次中东战争胜利8周年的纪念日，埃及在开罗胜利广场举行阅兵仪式。但时任埃及总统的萨达特却没有预料到阅兵中隐藏的杀气。在阅兵典礼的最后阶段，当炮兵部队通过广场时，一辆大炮牵引车突然驶向检阅台，炮团中尉哈立德·伊斯兰布迅速跳下车直奔检阅台。
当萨达特正要起身还礼时，哈立德便向检阅台投出了一颗手榴弹，几乎同时，另有三名杀手也冲至主席台周围近距离射击，萨达特因伤势过重不幸身亡。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竟在自己的国土上被射杀身亡，消息一出，便令各国震惊。萨达特遇刺并不是一次偶然事件，其中蕴藏着很多必然的因素。
1981年10月6日 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
对外开放加剧两极分化
1970年10月15日，萨达特在公民选举中获90.04%的选票，正式成为埃及共和国第二任总统。但和纳赛尔不同的是，萨达特当时所面临的是一个经济凋敝、人民怨声载道、国内派系林立斗争不断的埃及，能否稳固政权，对萨达特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萨达特在埃及所推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促使埃及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封闭的国家计划型济转向了自由开放型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埃及当时的经济发展。正因为如此，萨达特也一直对开放政策所取得的成就洋洋自得，以至于他对开放政策所产生的弊端不以为意。
1975年，在埃及刚实行对外开放不久，社会主义联盟秘书长就称埃及大约有500名百万富翁，到了1981年，据埃及国会统计，国内的百万富翁人数已经增至17000人，是埃及当时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人，而处于‘金字塔’底部的却是生活费折合起来还不到30美元的500万户家庭。随着国营经济的瓦解，私有经济逐渐兴起。众多小型的私有企业抢走了国营企业的生意，肆意规定产品价格获取暴利，而国有企业却只能默守陈规，按法律要求降低利润。当时埃及多数的私有企业都具有家族属性，他们的合伙人也多为有权势地位的人。私人资本家在开放的政策下，赚得盘满钵满，但普通人民的生活却苦不堪言。在当时，只有4%的中学和大学毕业生可以在埃及找到工作，剩下的毕业生都将要面临失业或外出打工的命运。
社会两极分化在当时十分严重，当富豪们过着奢侈生活的时候，多数的社会底层的人民却还在为生计担忧。社会的稳定从来都不取决于富人的态度，而是取决于广大的普通民众对执政当局的看法，而埃及当时如此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必然会导致民众对萨达特的不满，潜在的危机已经产生。
社会两极分化在当时的埃及十分严重
削减补贴引暴乱
1976年10月1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开罗代表保罗·迪基向埃及经济部部长扎基·莎菲递交了一份有关埃及经济改革的备忘录。他提出埃及应该大幅度削减对大米、豆类和食糖等基本食品的补贴。但这一决定遭到了埃及的拒绝，埃及当时国内的经济学者和与经济有关的官员都预料到了削减补贴后的结果，以及对埃及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弊端。
然而，埃及为了获得贷款，不得不冒着风险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无理要求。1977年1月18日，埃及政府宣布提高约25种必需品的价格。这一政策的公布点燃了民众的怒火，亚历山大、开罗等大城市先后爆发骚乱。而萨达特并没有第一时间接到消息，他正在阿斯旺准备迎接铁托的到来。
暴乱的声势远超出了埃及政府的预期，暴乱群众不仅蜂拥至萨达特住宅高声辱骂，并且还极力歌颂纳赛尔时代。尽管埃及政府出动了安保人员进行镇压，但局面早已无法控制，萨达特被迫应允暂不实施涨价政策，国内电台也一再向民众宣称总统已取消了削减补贴、提高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政策。在短短两天的冲突中，至少造成了160多人死亡。如果一个国家政权感到其政治措施失效，并且通过电台等媒体说服民众支持政府的手段也不能奏效，而不得不采取军事手段，通过军队干涉强行恢复社会秩序时，那么就足以证明该政府已经丧失了政权的合法性。但可悲的是，萨达特并没有对此次暴动进行深刻的反思，反而认为是人民抛弃了他。他依旧对十月战争中所立的功劳感到自满，却已经忽视了广大民众的生活诉求。
伊斯兰极端组织重新复活
在萨达特执政初期，为了对抗萨布里集团，他公开支持纳赛尔时期被严厉镇压的穆兄会，特赦被关押的穆兄会成员，大力提倡伊斯兰教，伊斯兰势力得以迅速发展。但萨达特却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亲手扶植的不是自己的支持者，而是一个强大的反对势力。伊斯兰极端组织借机重获新生，出现了‘伊斯兰解放组织’、‘圣战组织’、‘伊斯兰集团’和‘赎罪和迁徙组织’等极端组织，而他们的多数成员都是自穆兄会中分裂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随着萨达特对以色列态度的转变，国内伊斯兰势力与政府关系公然破裂，即便是萨达特亲手扶植的大学伊斯兰协会也公开反对政府的内外政策。
埃及的伊斯兰极端组织
铁拳政策引不满
在1978年初，埃及法院宣布，凡是参加1977年一月暴乱的所有人，不管他们是否犯罪，都要对要求取消食品补贴这一挑衅行为负应有的责任，按此规定，那些已经被法院宣判无罪的人仍要继续受监禁。而对于那些在逃的人员，不仅给他们贴上了‘共产党人和纳赛尔分子’的标签，而且设立社会主义检察官的职务对付这些人。萨达特还颁布了‘道德法’，由社会主义检察官负责实施，实际上是对人民的思想和行动进行禁锢。
所有凡是与萨达特政见不和的人都被捕入狱，埃及陷入了沉闷恐怖的氛围中。此时的萨达特其实已经处于悬崖边缘，强硬的手腕只能控制一时，使整个国家看起来稳定，但实际上，稳定的背后蕴藏着民众愤怒的情绪和对政府极大的不满，而萨达特早期所树立的民主形象也早已灰飞烟灭。
贫富差距的加大、民众怨声载道、国内反对势力的滋生、政府腐败的加重等因素夹杂在一起，预示着萨达特执政生涯也即将结束。1981年10月6日，这个曾被人称之为‘古代埃及法老’的总统，在仅45秒的刺杀过程中不幸身亡。
历史的反思
萨达特遇次距今已近36年，回顾此次遇刺事件的前因后果，对埃及塞西政权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首先，‘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尽管埃及军人政权一向强硬，但民众的意见绝不可忽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涌则伤人必多’，萨达特时期，为了维护统治，不惜逮捕所有和自己争论过人的，这种做法无异于掩耳盗铃。尽管刺杀行动出自极端分子之手，但根据埃及当时的国内情况，即便没有极端分子，萨达特也很难再继续维持其政权。
埃及在自塞西担任总统以来，国内局势较之前较为稳定，塞西也希望重塑埃及大国的地位。在埃及崛起的过程中，人民是不可小觑的力量。尽管强调民主并不是意味着完全听从民众，只是强调执政者除了关心经济发展之外，也应该听听大众的诉求，毕竟国家崛起实际上就是人民的崛起，群众才是推动国家崛起的主体。
其次，要重视民生。埃及当前经济发展缓慢，更多是靠外部的‘输血’推动经济发展。社会两极分化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一小部分的群体分担着国家绝大多数的财富，这种差距易使穷人产生一种心理落差，当生活的基本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时，他们就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只要受到煽动便极易引发社会暴动。对塞西政府而言，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如果经济发展的成果仅仅被一小部分的上层阶级所拥有，多数民众的生活依然没有改善，失业率仍旧居高不下。这种经济发展所创造的是一种虚假的繁荣，其根基并不稳定，不以稳定为前提的发展终将难以持久。
最后，要用好补贴政策。埃及补贴的初衷是为了社会稳定，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埃及的人数越来越多，政府用于补贴的财政支出也越来越大，给埃及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更可悲的是，埃及的补贴政策，尤其是粮食补贴政策，存在很大的漏洞。没有明确补贴的群体，富人不仅也享受到了补贴所带的好处，并且受益反倒比穷人还要多。
如此一来，穷人的生活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富人倒通过补贴节约了钱财，积累了更多的财富，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社会没有得到稳定，贫富差距反倒越拉越大，对政府来说是极其愚蠢的。埃及正处于经济发展的缓慢时期，资金对国家崛起至关重要。政府要能够把补贴的政策用于需要帮助的群体，每一份补贴支出要有价值，要通过补贴解决穷人的基本生活，使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充满希望，以便更好的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一起推动埃及的发展。
本文由知事 转码显示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