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经济学家告诉你A
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我个人的估计，从物质生产能力（高端产品生产能力除外）来看，乃至从整个沿海地区以及内地的大中城市及周边地区民众（这些地区的居住人口占中国人口很大的比率）实际拥有的财力来看，中国都已经大大超过了美国。
但是，中国经济却面临很多瓶颈
首先，创新能力奇缺。我们经济很成功，但优势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制造业和山寨模仿、流通领域等。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有着根本的区别。我在斯坦福待了有两年发觉这学校从课堂专题性作业（project）到风投都成了一条龙。
第二，中国大陆民众财富主要是靠城市扩张拆迁赔偿、房价飞涨、税收制度和能力滞后而产生的。
几十年以后，如果中国大陆民众能像今天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普通民众一样，能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过着拮据的日子就很不错了。
第三，通过强国家来推动市场经济会带来以下三个负面效应：市场受到政治因素干扰严重、经济效益较低、社会普遍缺乏创造力。中国目前正面临着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都很难解决，解决不好就会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第四，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该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民众的权力和环保意识都会大大提高。一般来说，这一国家的“夕阳产业”就会向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这转移是否成功也是这国家的经济是否能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中国大陆就曾经是香港、台湾和韩国的“夕阳产业”的天堂。这些产业赚足了钱，同时回流的资金也帮助原国家和地区经济的继续发展。
中国的西部虽然广大，但是绝不能把他当作接纳沿海地区“夕阳产业”的场所（中国的西部不靠海。并且西部一旦污染，西高东低的地形会败坏整个中国的水源）。
可是，能大量接纳中国“夕阳产业”的国家在这世界上已经不多了
如果某一国家的经济到今天还很落后，这背后必然是有特殊原因的：在许多非洲国家，民族国家的建构还只是乌托邦式的梦想；从中东到南亚的大片穆斯林地区地缘政治复杂、部落势力强大、教派斗争激烈、极端势力失控；南美地区让腐败的政府和民粹的文化搞得民主与威权两不相宜。笔者非常理解“一路一带”这一国策及其背后的多重意义，但笔者同时必须指出，一些中国的官员和学者对这些地区从文化到政治都非常缺乏了解，并且想得非常简单，缺乏独立的声音。
第五，干部积极性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靠干部，中国的干部曾经很腐败，能把当地经济搞好的人胆子肯定很大必须大。
反腐很重要，但是干部的工资大规模低估了，比如北京公务员的起薪据说仍然是三四千怎么够？
第六，中国是个巨大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如此快速崛起难免会打破原有的国际性和区域性平衡，引起大国的不安和周边国家的恐慌。这些都是将心比心就能明白的事，并不需要借助所谓的“阴谋论”或“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才能理解。
你给人家讲中国自古就爱好和平，但是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经常侵略人家。
知道一点中国周边历史的人也应该知道，许多周边国家所塑造的民族英雄往往是“抗华英雄”。关于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问题，我很同意腾讯思享会冬季论坛上丁学良老师的发言，你要到周边国家听听人家的声音，怕中国怕得要死。
在这个情况下，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之后，中国脑子更要清醒，虽然特朗普在许多方面的政策走向尚不清楚，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美国的国际政策在有些方面会有所收缩，国际上会出现权力真空，这个真空怎么填补？
中国过早填补国际权力真空会出问题
我刚才说80年代成功就在于中国没选择，有选择有好处，而一旦有选择也往往就是犯错误的开始。
苏联垮台有好多原因，但有一个原因是五六十年代苏联在国际舆论和道义上占上风
这时候苏联到处输出革命，结果美国是到处输出民主，都搞砸了！现在他们不行了，我们千万不要稀里糊涂地进去填缺，让美国人以为我们是在趁机欺负人。
面对如此多的问题，保持清醒就显得特别重要。从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中国必须避免意识形态陷阱，防止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来绑架现实政治。
一个正常的社会必须有学术和思想自由
“顶层设计”、“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大国崛起”、“普世价值”、“儒学复兴”、“后三十年是前三十年的继续”、“中国模型”、“北京共识”等等提法作为学术观点都没有问题。不同观点反复争论才能使国人走向成熟，并且争论各方所揭示不同的社会问题和反映的社会力量也可以成为国家在某些方面政策的基础。
但是在重大国策层面上，中国绝不能被任何一种“理论”忽悠
比如，笔者很赞同国内严肃左派学者的有些观点和分析，却强调中国必须长期防左。这是因为笔者深知如下政治学原理的重要性：一个政党更容易被与该政党原有意识形态倾向一致的政治正确话语所绑架。政治正确背后垃圾必多；当政治正确与个人利益能相结合时，背后隐藏的垃圾就更多。因此，左派政党要防左，右派政党要防右，自由主义政党要防范自由主义，宗教政党要防范原教旨主义，有很强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党要防范民族主义。这就是邓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背后的政治智慧。
邓小平的“防左”思想和“摸石子过河”思想是中国的财富。只有坚持这两点，中国才能避免意识形态的陷阱，在经济上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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