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想国imaginist
出生于1972年的项飙，是一位在国内外都享有声望的人类学家。他的博士论文，《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获得了人类学界的重要奖项安东尼·利兹奖，被视为全球民族志的新典范。1992年起，还在大二读书的项飙就走进了北京城乡结合部的“浙江村”，经过几年的深入蹲点调查，写出了《北京“浙江村”调查——一个社会转型中自发城市化群体的初步研究》一文，获得了第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作品大赛二等奖，他是获奖者中唯一的本科生。接着，项飙就读研究生，继续研究这个课题的研究，经过长达六年的实地调查，写成了硕士论文《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时至今日，学界仍常常谈及这本书，称这本书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触及社会和人民心理深层变革的佳作”。
北京“浙江村”是由来自浙江的服务经营户在1980年代形成的、大规模流动人口聚居区。在2000年出版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中，作者描述了浙江村作为不被城市社会接纳的“非正规经济”是如何推动社会变化的，并提出预想，随着改革的深入，它将会逐渐正规化、整合到城市社会中来。二十年后， “浙江村”的正规性和有序程度都大大加强，但失去了创新能力；经济虽然持续增长，泡沫化却日益显著；传统的乡土网络依然是经济的基础，却不再是公共生活的组织方式；体制有选择性地对个人进行认可，成为“浙江村”进入主流社会的主要方式。现在身为牛津大学教授的项飙重返当年的“浙江村”——考察浙江村的批发市场、服装加工和大人物的角色是如何被正规化的，反思早期研究提出的种种假设，可视为探索符合当前中国社会需要的研究路径的一个尝试。
下面为文章节选，由《二十一世纪》授权发布。为阅读方便，编者删去了原文注释，全文见《二十一世纪》2017年2月号。
正规化的纠结：
北京“浙江村” 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
1。
前言
中国大陆社会自1990年代以来的变化让人有难以名状的感觉。我们一方面觉得这些变化是正常的、合乎逻辑的（比如市场原则愈来愈普遍），但是冷不丁就遇上了原来想不到的种种怪象（比如医疗制度改革使得看病更贵更难）。所谓怪象，不仅是因为这些现象不合理、在意料之外，而且我们难以以惯有的思路对它们加以解释。怪象的不合理是明摆着的，但我们又觉得似乎别无选择。历史沿着看似合理的路径走进了错误的房间。现在我们似乎不知道该期望什么、怎么期望，甚至不敢期望。难怪“纠结”成为二十一世纪初使用频率最高的新词语之一。
北京城南“浙江村”近二十年的变化是这个“纠结中国”的一部分。浙江村是由来自浙江温州地区的服装加工、经营户于1980年代中期形成的聚居区，人口规模曾达近10万。浙江村的发展完全在政府规划之外，大部分的家庭作坊没有注册，治安和环境 “脏乱差”，是一个典型的非正规经济。虽然非正规经济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浙江村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由一穷二白的流动农民在离前门不足五公里的地方形成的，是在面临着严格的社会控制、不断轰赶清理（通过没收生活生产工具、断水断电、限期搬走、强行驱逐等方式把外来者赶出北京，其中以1995年11月的大清理最为彻底）中不断壮大的。反过来它又不断推进城市社会的变化。
浙江村1990年代初的居住情况
我在1992到1998年间花六年时间调查浙江村，认为它用实践有力地驳斥了当时中国精英主义的改革思路，特别是强调自上而下的理性设计和“中国人素质太差改革不易”等论调。我当年的预期是，像浙江村这样的“新社会空间” 将逐步正规化，成为推进城市社会前进的持续动力。我这样预期是因为，首先，在市场化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下，浙江村经济将上规模、上档次。由于浙江村经济是深深嵌入到社区组织中去的，经济的提升将带来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进而提高他们表达利益的能力，获得更高程度的政府认可。同时，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将使得政府权力更有限但是更有效，从而和浙江村这样的新空间更好地对接。我在当时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京温市场）和浙江村人兴建的最大的住宅兼加工小区（京瓯大院）里帮助组建了民间组织“爱心小组”，就是希望推进他们的自我组织能力和与正式权力的互动能力。
二十年后的浙江村显然“正规化”了。大型高档商贸城替代了简易的批发市场；一批产值上千万、雇佣上百工人、有自己商标品牌的服装企业替代了满天星斗式的家庭作坊。2006年初，丰台区十一五规划纲提出要将大红门建设成“时装之都核心区”，成为丰台区的“四大经济板块”之一和“北京市第六大商圈”。2008年北京市把大红门确定为市级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洋名 CBC （Clothing Business Center）。2016年我第五次重访浙江村和新一代精英交谈时，居然有女行政助理坐在一边做笔录。在社会生态上，违章建筑在2000年代中期以后基本消失。交通、卫生、治安都明显改善。大部分留在北京的浙江村人购买了中高档的商品房，在高楼里没有人再支起缝纫机、电熨架做衣服，在生活方式上和别的城市居民没有差别。城市化和市场化似乎确实促进了一体化。
但是，浙江村的社会自主性，即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和创新能力也消失了。像1995年前那种自发兴建住宅小区、成立爱心小组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了。尽管今天大多数浙江村人买房上楼，但是依然没有北京户口，孩子上学要进高档私立学校或者靠交高额赞助费进公立学校；我们看到的一体化，并不是浙江村人和城市社会的整合，而是他们作为商品房房主和私立教育的消费者与城市市场的交易。同时，当地的区、乡政府比以前拥有了更大的行政干预和资源汲取的权力，浙江村则完全失去“倒逼”政策变革的能力。在1990年代，媒体对浙江村的报导多有批评，而2000中期之后对浙江村的报导则几乎是一边倒的对产业提升、旧城改造政策的应和与鼓吹。
基于对当时浙江村的观察，我在1990年代末曾这样判断：“在一定领域内，中国已经出现国家和社会的分野，但这种分野又是‘有实无名’的，在事实中存在，却并未得到政策、法律及一般社会意识上的明确认可。”二十年后的情况可能更像是“有名无实”：浙江村人作为注册的投资人、购房者在名义上是独立的经济和法律主体，但是他们不再构成一股实际的社会力量。浙江村所经历的正规化是中国大陆社会变化的一个普遍趋势。自1990年代以来，各类认证、审批在程序上越来越透明，但是行政权力也越来越大、越来越绕不开。政府和国企重新成为大学毕业生的择业首选。社会结构上的失衡，是和日常生活在形式上的有序、和街道的整洁、坐车的方便同时发生的，甚至是通过后者而得以实现并掩盖其内在矛盾的。中国庞大的非正规经济近年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如黄宗智指出，在中国城镇50%以上的工人处于非正式就业状态，而在我看来，现在特别值得注意的，不是非正规经济的持续存在，而是非正规经济的“被正规化”。首先，小本生意越来越难做，小规模的个体私营经济被挤出市场。其次，非正规经济被吸纳到正规经济中来，在形式上成为正规经济的一部分。比如，以前包工头带老乡可以随便找工作，但是现在因为执照和资质方面的要求，需要通过正式注册的劳务公司揽活。派遣工制度、层层外包、企业以“实习”名义利用技校学生等等，都是有正式程序的。像郭宇宽指出的那样，在建筑业、电视片制作以及学术界日益流行的包工制，主要是占据正式地位的单位和个人的寻租行为所致。通过正式程序安排的工作，其实际条件和报酬很可能比以前更差。
所以非正规经济的被正规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形式问题，但是它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包装，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它需要引入新的机构（比如劳务派遣公司），形成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老乡带老乡找工作的非正规就业，和劳务派遣公司经营下的非正规就业，有质上的不同。前者意味着没有福利保护的就业，后者则意味着对剥削的正当化、制度化。
正规化意味着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形成，意味着重新界定哪些是应该扶植的（比如大型企业和正规方式管理下的非正规经济），哪些是要淘汰的（比如自主的非正规经济），哪些事情是要为另外一些事情服务的。这样的“秩序”的形成——而不是具体的政策或者制度——是当代政府管治社会的主要手段，正规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规化不是靠政府独家推进的，而是多方互动的结果。其中市场规则的作用不比政府的小。这一进行中的正规化过程很难被概括成一个公式化的图景；对浙江村个案的民族志梳理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今天的纠结。
2。
“分割-攫取”模式
浙江村的正规化不能被理解为是 “现代”对“传统”的替代，而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分割-价值攫取”的发展逻辑下来考察。所谓“分割-攫取”，是指强势者通过对社会群体进行区隔来攫取价值。这固然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但是具体的分割-攫取方式是不断变化的。在改革前，行政手段分割了城乡社会，农村的剩余价值用来扶持城市工业。浙江村人在文革期间偷偷离家到边远地区讨生活，从1980年代初开始政府允许农民流动，但是不允许在城市定居。城乡分割有所松动，但是流动人口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被分割，即流动人口可以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但是他们的社会权益，比如医疗和子女教育等，需要回到农村才能实现（当然是非常有限的）。流动人口在城里只是劳动力，回家才是社会人。不提供任何社会保护的劳动力市场成为价值攫取的主要渠道。在这个阶段，浙江村用最直接的方式反分割，即抱团造出自己一个社区来，把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自己办幼儿园、诊所等）一体化，形成“社区-产业型”的进城模式。这是浙江村为什么具有特别强的社会自主性、难以被打散的重要原因。
菜市场
1995年之后的正规化是分割-攫取逻辑的延续，但是它的侧重点不在于区隔不同的社会身份（比如有没有户口），而是根据和资产的关系划分人群和产业，那些有利于城市资产（特别是土地）增值的得到扶植，那些不利于资产增值的（比如原来占浙江村主流的小型作坊和小型服务业和买不起商品房的）被淘汰。比如北京市在2009年宣布，北京市和丰台等区县将在三年里投资500亿改造南城，浙江村是重点改造对象。政府能够投资500亿，离不开浙江村的多年在税费上的贡献；政府愿意为南城投资500亿，又离不开浙江村经济已经把南城做成有巨大增值潜力的商业热地的事实。而在改造中，绝大部分的浙江村生产企业要搬离，给更高档次的企业让地。虽然到2016年大部分浙江村企业还留在原地，但是这一计划造成浙江村企业强烈的正规化需求，特别是希望通过投资竞标得到政府划拨的土地。这种需求又也造成了土地价格的上涨。从2015开始推进的 “非首都功能疏解”计划，把大红门一带的服装加工和批发界定为典型的“非首都功能”，要全面迁出北京，为高附加产业让路。这可以看作是分离-攫取逻辑的升级。分割和攫取不仅是结构性的，也是时间性的：它通过对过去的抹煞和掩盖而实现。
对应于分割-攫取方式的变化，浙江村经济在二十年间从“平铺式”发展变成了“垂直式”发展。当年浙江村的自我抱团形成了平铺式发展模式：先来的工商户带后来的，没有本钱的小户可以借助亲戚老乡关系进入到生产和营销网络中来，并且很快达到其他人的经营水平。浙江村经济规模的扩大，主要靠其人口的增多；其经营效率的提高主要靠分工的细化和广大工商户的平等参与。其资本集中程度低，更没有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外界多爱强调温州人的企业家性格，而温州农民当年的流动更是一种基于乡土情谊的“同去同去”，与市场性的竞争行为相去甚远。
浙江村的平铺式发展并不仅是所谓传统网络的自然延伸，它更是对割裂流动人口的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体制的反抗。所以会平铺，是因为大家追求的是亲友老乡的集体式的发展。大家要赚钱，同时要做一个好亲戚、好老乡，没有人想看到自己的亲友老乡沦为被剥削的劳工。换句话说，经济活动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一部分，前者为后者服务。这样的平铺式发展，可以看作是19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逻辑（包括乡镇企业的发展）的一个延伸。它具有很强的社会吸纳能力，为基层人群提供了发展机会。这一平等普惠主义的改革红利对当前中国还有重要影响：正是因为基层人群积累了基本的生活资源，几次经济震荡没有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危机。
2000年以后，随着资产重要性的提高，浙江村内的发展也从平铺转向垂直。各种生意的资本集中程度提高，没有本钱的小户很难进入。浙江村经济明显分成两部分：一是盖市场出租摊位，它本质上是一种地产经营，投资大、回报高但是风险也高，投机性强。二是服装生产及连带产业（比如布料批发），其回报率低、周期长、风险低；但是和盖市场一样，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否则生产规模太小无法形成价格优势而会被淘汰。正规化和上规模不一定意味着更稳定。和原来紧紧嵌入社会网络、受社会关系保护的经济运作相比，这些大生意在很多方面是更脆弱而不是更稳健了。浙江村的纵向式发展也体现在社会关系上。新式精英不如原来的大人物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相反他们形成了一个以资产为基础的半封闭式圈子。精英和精英之间的关系，远比精英和群众的关系重要。
从平铺到垂直，意味着原来“同去同去”社会关系的瓦解，同时资产和正式权力的重要性的上升。当分割-攫取的手段越原始的时候（比如行政控制的城乡二元），抵制相对容易，浙江村反而因此具有了有更强的自主性。分割越是精细和抽象，抵抗也越难。政府的手和市场的手交织在一起，看得见却抓不着。价值攫取不再是像把水从一条河抽到另一条河，而更像是通过毛细血管式的管道从机体各个部位汲取养料。如果说在1980年代初，浙江村面对城乡割据状态的策略是逃避，在1980-1990年代，面对城市的歧视性政策的反应是联合和表达，那么2000以来我们看到的是其原来的社会性的收缩甚至消失。
下文将从三个方面来具体回顾浙江村的正规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市场经营、服装加工和大人物的角色。（编者注：篇幅所限，下文仅选取一个方面）
……
4。
服装加工：“去社会性”的正规化
浙江村的经济还在持续增长，是因为其生产能力在扩大。用浙江村人的话来说，服装加工是这里“真正赚钱”的生意。加工户一般被认为是比较老实本分的，觉得“只有装到自己口袋里的钱才是真的钱”。而市场和矿产的投资者，往往被说成是“只会在兜里算账的”，意思是只知道把有限的资源来回倒腾以求升值，没有把经济实体做大。是加工户的这一保守性格，保证了浙江村经济的相对稳定。
但是浙江村生产体系的变化，并不小于批发市场的转型。2000年之后，雇工少于10人、专业做某一加工工序的作坊基本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正规企业。如果原来作坊之间形成了细密分工和紧密合作，彼此间的交易成本很低，为什么在1995年大清理之后出现了大规模的企业？要全面回答这个科斯式问题，需要更多的回溯研究和数据。但是我至今的观察显示，这一转变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
简易批发市场
首先，企业的兴起是因为大清理打断、稀释了原来的合作网络。在清理后，很多作坊在远离原来浙江村中心的大兴县立足，不能和其他作坊随时来往、靠其他作坊完成像锁扣、绣花等多样工序。他们逐步把生产过程内部化和一体化。
其次，大清理后非正式的批发市场大幅度萎缩，市场正规化，这意味着产品必须有正式注册的商标和生产厂家。2000初大兴县政府又提出“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工业发展政策。鼓励申请生产执照和注册商标。尽管在2016年中期，在浙江村正常运营、雇有上百工人的企业可能不到1000，浙江村人注册的生产企业可能多达5000家。而注册的商标更多，一个企业可能注册多个商标，一种服装风格就注册一个正式商标。如果我们把注册作为正规经济的标准，浙江村的加工企业可谓达到了“过度正规化”。所以要过度正规化，一方面反映了中低端正规市场的特色：既然无法形成一个家喻户晓的大品牌，一品一牌反而好卖，因为这时时给消费者新鲜感。另一方面，浙江村人也希望靠注册给他们的生存带来合法性。政府今后清理的时候，总得对有合法执照、有多个注册商标的企业手下留情吧？在他们装修豪华的接待室里，执照、商标登记证、纳税证、甚至土地租赁合同都郑重装裱，高悬墙上。
浙江村企业的扩大也有一个偶然因素。1990年代后期，中央加大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北京郊区包括浙江村所在地的不少小型国有企业破产。这些国企靠向浙江村加工户出租厂房来支付职工的基本收入。由于这种出租行为有利于国企改革和社会稳定，政府没有阻止。这样，在土地资产化的背景下企业不仅可以获得了生产用地，而且还是以相当优惠的条件获得这一相当紧缺的资源。
正规企业可以在短期内挤垮小作坊，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企业可以攫取大规模的劳动剩余。在浙江村近千家雇佣上百工人的企业中，到2015年，几乎没有企业和工人签订正式用工合同。令人惊讶的是，企业生产的正规化完全没有带来雇佣关系的正规化——比如工人和雇主形成正式的谈判机制、甚至组织工会；相反，和以前相比，雇佣关系更不正式了。以前的付酬方式是以月工资为主、月工资和计件工资混合，而现在几乎完全是计件付酬。以前的雇佣关系大多持续一年以上（部分原因是老板每月只发生活费，大部分工资在年底结清），而现在工人很“自由”，可以随时退出。有时候不同企业统一计件报酬的标准，允许工人们在不同的企业间根据生产需求流动，哪家有活就去哪家干，干完了就走。工人的工资虽然在理论上不低——如果每天有工做，每月可以拿到7000元以上——但是很不稳定。以前工人和老板（特别是和老板娘及其他女性亲戚）同吃同住同劳动，形成某种模拟家庭关系，老板对工人的剥削和老板对自身及家庭成员的自我剥削是混合在一起的。而现在的关系是纯粹的现时劳务交换，只有剥削，没有自我剥削。好几位企业主在介绍他们生产规模的时候，都首先提到所租厂房的面积是多少，其次提到产值，只有当我特意问的时候，他们才想通常雇多少人。这既反映了土地资产化条件下他们对土地的敏感，也说明了工人的地位。不受任何保护的廉价劳动力是企业利润的关键来源和其正规化的重要基础。
小作坊里的发展由三轮车运到市场上
生产企业的正规化，当然不意味社会关系网络的完全消失。但是，由于资本量的加大，互助网络也向企业化的方向发展。比如，布皮料市场是一个网络性很强的部门，布商皮商间互相拆借资金、转让布料，但是由于涉及的资金量越来越大，现在的互助不再是象以前那样写个条子说句话就可以，而往往采取入股的方式。一个1989年出生的小伙子在2012年带了100来万到浙江村经营布料，2014年布料积压亏了本钱。在同一市场经营的姑姑和一个朋友便以出资解救。他们伸手相助，固然是因为不能看着自己的亲友破产，同时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布皮料生意的盈亏取决于对时尚的预测，如果预测对了、提前进了畅销的布料就大赚，预测错了就可能大亏；而这种预测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随机事件，若干次错误后，总会有好运气。到2015年底小伙子的生意翻过身来的时候，姑姑和朋友的投资现在占了大份。小伙子把自己称为“操盘手”，扮演类似经理人的角色。
浙江村内部经济的正规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是一个社会网络“去社会性”的过程。“去社会性”有两层意思。第一，社会关系网络成为为企业服务的工具，而不是企业存在的基础。原来像“代销”这样的关系是根基性的，没有代销关系作坊和摊位都很难经营，而现在企业是基础，网络是企业之间的网络。原来，凡是一个人有点亲戚老乡关系，就可以凭借这点社会性开始经营；而现在如果没有大量资金就无法进入网络。当社会关系网络是组织公共生活的基础，是解决纠纷、形成权威、判断什么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原则所在，网络的社会属性是第一位的；而当个体的利润最大化成为基本原则、企业成为基本的经济组织，网络的运作也就从属于对经济利益的计算。第二，“去社会性”意味着社会关系变弱变碎，比如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经济关系。用Hirschman的话说，工人只能靠不断流动、不断用脚投票来寻找机会、解决问题，不能“叫喊”（谈判），更谈不上“忠诚”。由于社会关系的脆弱化，社会创新也就失去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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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著作有《跨越边界的社区》（三联书店，2000年；英文版Brill Academic Publisher，2005）；Global Body Shopping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度美国人类学协会安东尼利兹奖。中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The Intermediary Trap，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即出。合编Return： Nationalizing Transnational Mobility in Asia （杜克大学出版社，2013）。论文多篇，获2012 William L。 Holland 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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