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课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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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员该挣多少钱？怎么样拿这些钱？这是一个大问题，直接影响到政府的质量。解决这个问题，各国有各国的做法，也有各自的说法。
本文我们聊聊新加坡，也许会对我们有某种启发。新加坡从建国之后就是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其政治体制却是高度集权，但政府清廉度很高，效率也很高。
第一位认识到新加坡在体制上有参考意义的领导人是小平同志。1978年底，邓小平出访新加坡，与李光耀商讨有关亚洲局势的相关问题。这次访问的一个重要副产品，就是邓小平对新加坡开放外资、城市建设和廉洁政府等方面有了极其良好的印象。后来，中国不断派出官员访问新加坡，均与此有关。
将近四十多年过去了，邓小平和李光耀相继作古，但是，新加坡的政府效率和廉洁自律依然是世界领先水平的。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在《李光耀回忆录》里，他写道：“在二战之后，我在英国见到来自中国的学生，他们满腔热血，要铲除国民党政府领袖的贪污腐败，恶性通货膨胀和巧取豪夺，使国民党声誉扫地，兵败如山倒，退守台湾。……这些年轻学生把共产党人看成具有献身精神，随时准备杀身成仁的大公无私的楷模”。所以，“我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要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
如何做到廉洁有效呢？李光耀认为：一个是反贪，一个是激励。
李光耀有一个基本观念：人是基于激励工作的。在他看来，如果新加坡的社会发展必须要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就必须要吸引第一流的人加入政府。而要保证第一流的人加入政府、努力工作，就必须要承认第一流的人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给予他们第一流的报酬。否则，政府官员就会因为激励不足，就会“腐化和堕落”，“变成人民财产的掠夺者”。李光耀说，“让单靠薪水活不下去的制服人员掌权，哪怕是小小的权力，也等于让他滥用”。
李光耀认为，“一些官员甚至是在冒着生命危险的环境下不断争取权力”，他们“争取权力是为了改进社会、而不是发财致富”（这说的是他的团队）。但这些人是无法复制的，做官可能是他们的职业选择，但并不一定是最有吸引力的选择。李光耀说，“对于具备部长素质的人，所给的工资不高，只等于他们在外面可以赚到的一小部分，而又期待他们长期留在政府中，那是不切实际的”。
关于这段话，我稍作一点解释。所谓“民主选举”，在不同的国家里面也是形形色色的。李光耀一直反对那种“依赖于金钱”的民主选举。
在民主选举国家里，候选人要想获得选举的胜利，主要靠两方面的本钱。
第一种是真有能力，不仅有办事的能力，而且有口才、有魅力。从竞选到执政是个政治过程，但和商业领域中一个创业者靠讲商业模式、找投资人，然后把生意做大的逻辑和道理是一样的。所谓第一流的人，就是这种靠能力获得选举胜利的人。
第二种就是用钱拉拢选民。投票在形式上是民主“自愿”的，但背后有各种金钱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李光耀认为，如果建立一种体制，在东亚的文化里，选举很可能就是靠钱来完成，这就一定会启动后续的“贪污”模式，要换来比选举时投入更多的金钱，不仅要收回前面的选举投入，还要争取有助于连任选举。只有一切开销被扣除之后，还有盈余，才会有人去参选、去从政。否则就是在做赔本的买卖。这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一定不会有第一流的人去从政。
看清了这两点，李光耀在新加坡坚决反对金钱民选模式，以保证新加坡的政治在大框架上不出问题。用他的话说，就是要由此达到“诚实政府的先决条件”。在李光耀看来，印度、菲律宾、泰国、台湾地区、韩国和日本的选举，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贪污和腐败的根由。很多甚至都是根深蒂固、病入膏肓的。他直截了当地说：在金钱选举的大格局下，“什么舆论监督都是一纸空谈”。所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加坡虽然也是投票选举政府的国家，但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权并不是简单地通过街头运动的方式取得的。
李光耀在新加坡避免形成金钱民选体制，甚至投票时候选人连出车接送选民都不可以。他就是要在一个严肃的规则框架下，选出一批最有能力的人（即执政党）来建设国家。但是，也许带头人是为了政治理想、不为了金钱，但如何在他的下面，聚集一批最有专业能力的人呢。李光耀的本事有多强，他自己评价自己说：像他这样的专业人士“甚至没有必要增加额外的储蓄以防万一”。而他希望政府里面的人也要和他差不多，就是“这些人即使不担任公职，也能够生活下去，这样一批人从政，才能有一个高效率的政府”。
那么，找这样有身价的专业人才来做政府官员，应该支付多少报酬呢？
李光耀说，“随着经济的高度成长，新加坡私人企业界的收入提高，部长的薪水必须要跟得上私人企业界高级人员的收入。部长和公务员的工资达不到应有的水平，搞垮了亚洲许多国家的政府。为了使政治领袖和高级官员维持廉政自守的高水平，给他们足够的薪酬，是极其重要的”。
在吴作栋担任总理的时候，新加坡的政府公务员报酬有了一个制度性的巩固。首先，新加坡选择了一个私人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衡量标准；其次，再根据岗位等因素将政府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的工资与这些人的薪酬水平进行挂钩，大约是私人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正常收入水平的三分之二。这意味着高级公务员的报酬与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一样，是随着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浮动的。
在进行这项改革之前，新加坡一个优秀的执业律师，年收入水平可以达到200万新币以上，而代表社会正义的法官（公务人员）薪酬却只有不到30万元新币。无法想象一个年收入200万的优秀律师会去担任法官，把自己的收入水平自动降低六分之五，只拿一个零头。然而，一个法官对于社会正义和社会秩序的意义，比一个律师的工作要重要多了。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有人放弃高薪的律师岗位去做了法官，则意味着一定有额外的利益存在。这是用膝盖都可以想清楚的事情，李光耀这样头等聪明的人一定想得清楚。所以，他和新加坡政府在适当的时候推出了新的报酬方案。当这个方案推出后，官员质量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这些年，新加坡基本上都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水平，所以，政府高级公务员的报酬也在持续增加，迄今已经达到了在全世界都很领先的水平。2012年，总理李显龙的工资大约为1500万人民币，一个政府部长的水平大约在800万，而类似于我们处长这一级的公务员收入也在百万以上。这和民营企业高管人员的报酬水平比较接近。
应该说，在新加坡当公务员，是一份好职业。不过，既然是一份职业，就要有要求，有考核指标，同时也要接受廉政部门的监督。我每次去新加坡，送朋友的礼物都是一些价值低于20新币的纪念品，并且向受礼的朋友说明价值。这是因为，如果我不说明，而对方又无从判断价值，按照守则，他们一定会选择上交到有关部门。新加坡也有腐败，但是绝大多数政府人员不会因小失大。特别是李光耀杀鸡儆猴，让一些胆大者身败名裂之后，更是如此。
李光耀是个睿智的人。他在尊重人性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激励体系，所以，深受新加坡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我读过他的书，听过他的讲话录音，看过录像，觉得这个人非常了不起。尽管我并不完全同意他是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样的说法，但李光耀2014年春天辞世的时候，我着实沉重了几分钟。
最后需要说明，官员的报酬问题极其复杂，世界上有各种模式可供参考。新加坡是一种，也有完全不同的类型同样得到好结果。所以，本文不想以偏概全，只是为了提供一个信息。中国的情况非常复杂，自己的事，还是要靠自己的头脑来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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