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绍斐
原标题：撤离望京的韩国人：回到韩国后，我才发现北京无可代替|真实故事
来源：杜绍斐微信公号
2019年初，从北京望京回到韩国5年之后，年近30的韩国人朴溥熙又回来了。本以为他的下半生都将与这个承载了他的童年，青春，失落与迷茫的望京不再有联系，但短短5年，他又不得不回到这个面目全非，他曾经长大的地方。
17年前，朴溥熙的母亲作为陪读，独自带着他和妹妹前来中国留学。那时候朴溥熙刚刚上初中，妹妹还在上小学。与其它在中国上学的韩国孩子不同，那些孩子们大多都是跟随驻京韩资企业里的父母，全家人生活在北京。而朴溥熙家则是经过多次慎重的家庭决议，最终让他的母亲陪伴两个孩子来中国留学，父亲继续留在韩国政府部门工作。从此他的父母分居两地，全家人每年只能团聚1-2次。这么做的理由是，朴溥熙家里毕生从事汉学研究的爷爷认为，中国的教育及文化，很具优势与魅力，博大精深。他的父亲赞同这种想法，于是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刚来北京，三个人在望京新城4区的出租公寓里落脚。这个小区是当时韩国人最为集中的地方。2005年底时，1区至4区的15万人中，韩国人一度达到5万，还不包含讲中韩双语的朝鲜族人。附近的超市和银行，大多有中英韩文3种版本的Logo。在这里，哪怕是刚从韩国搬过来的新居民，生活上也不会遇到太大障碍。
母亲把朴溥熙送进望京的一所实验中学国际班里。虽然说是国际班，但外国人并不多。一个班38人，真正说外语的外国人才4个。还有的虽然是外籍，却是在北京土生土长的。
重点中学里的学生和老师都面临严格的考评，竞争激烈。因为语言障碍，朴溥熙跟不上，老师就把他安排在最后一排，和成绩最差的学生坐在一起，对他的态度也属于不太过问的半放弃状态。朴溥熙没有朋友。他记得只是在刚刚报道的头几天，周围的同学围过来问他韩国人的习俗，还问他有没有在街上碰见过金喜善等等令他感到莫名其妙的问题。新鲜感一过，这些同学就都转身扎进激烈的排位竞争里了：
“好像瞬间从我身边消失了一样。”
朴溥熙上课听不懂，干脆跟同样坐在最后一排的韩国女留学生下五子棋。他们把棋盘画在纸上，想说的话也写下来，小纸条传来传去的，后来那个叫金娣的女孩就成了朴溥熙的初恋女友。这个结果仿佛是在他们都被安排到最后一排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的。回忆起那段日子，朴溥熙至今依充满了遗憾。他一直在想当初一来就来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是不是错了。作为一个几乎没有老师和同学的学生，他觉得自己很奇怪：
“大家都在忙着争第一，人情很淡。我什么也没有学到，更感受不到我爷爷说的中国的教育和文化‘很有优势很有魅力’。我开始怀疑我的爷爷，觉得他的威信并没有那么可靠。”
那段时间，朴溥熙和金娣对于彼此来说都相当重要。一有机会，他们就在傍晚约在望京新城北门的肯德基门口，或者喷水池见面，然后一起到旁边韩国妈妈开的一间不知名的烤肉店吃饭。每次点一盘BBQ烤牛仔骨和大酱豆腐汤，再配上4-6样免费的手工小菜和撒着芝麻的米饭，两个人幸福感满满。常去，韩国妈妈就记住了他们最爱吃的小菜是带甜味的腌土豆。后来每次无须点餐，韩国妈妈都会自动按老规矩上菜，再额外加一大盘腌土豆。临走时单独打包一袋泡菜，还会告知某一坛快要腌好的新菜何时到日子，嘱咐到时候记得来吃。
“就像回家的感觉一样”。
周末，朴溥熙和金娣一起吃个早餐火锅，再去西单商场逛街。傍晚必定赶回来，在下车的那站打个三轮，到望京新城4区一楼的超市对面，吃5毛一串的羊肉串。虽然好几次都因为三轮闯红灯而险象环生，但三轮仍是他们首选的交通工具。因为坐公交报不清站名，而公交的票价又都是按到达目的地的站数计算，在售票员反复冰冷的催问下买票实在是件令人难堪的事情。偶尔想奢侈一下打个车，碰到有的司机一听“望京”就摆手拒载，因为开惯了正南正北规划有序的大马路，觉得“望京的马路是歪的，一进去就晕”，这理由让朴溥熙简直有理也说不清。所以坐三轮几乎成了唯一一种自由而从容的选择。指挥它在望京弯曲的路上往左或者往右，然后让它在自己说不清名字却看一眼就认出来的地方停下，就行了。
转眼一学年过去了。朴溥熙因为“成绩太差”和“早恋”，被学校劝退。
母亲只好在另一个韩国人较为集中的地区——“海淀五道口”，给他找了一所普通中学就读。每天早上，朴溥熙至少要花一小时，才能从望京到达五道口。
新班级里的韩国留学生，绝大多数都是从韩国独自过来的。他们家境充裕，有的还是富二代，因为原生家庭破裂，单亲的父母再婚之后，就把他们安置到不近不远的中国来。没有家长亲自监督，对学业也没有过高要求，他们竞争意识淡薄，比上一家实验中学里的学生亲和了很多。每天一下课，他们带着朴溥熙流连在五道口的各种韩国餐厅，酒吧和KTV里。朴溥熙的孤独与不适，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他终于在这个曾经一个朋友也不认识，却不得不将要待很多年的异国他乡有了新朋友。他跟他们一起吃大餐，喝酒，唱歌，称兄道弟，就像一条缺氧的鱼，碰见了一片水。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朴溥熙逐渐发现，除了一帮朋友，自己仿佛什么也没有收获。新的知识，疏理起来并没有学到多少。可自己不远万里地来到中国，承受着与父亲和爷爷分离的苦恼，是为了来读书的啊！朴溥熙决定要把重心转移到学习上，聚会刻意去得少了。他的朋友们开始集体疏远他：
“难道你真想靠读书过上好日子？”他们嘲笑道。
和朴溥熙一起被疏远的，还有一个从北朝鲜来的同学。此人平时鲜言寡语，温文尔雅。别人主动跟他说话，他也只是微笑着做最基本的应答，让人完全捉摸不透。他们只是发现，大多数人都还在用诺基亚手机的时候，他就已经用上他们还没见过的三星新版了。某一次有人开玩笑说他的发型像金正日一样。朝鲜同学一反常态地当即大怒，冲上去就跟开玩笑的人扭打起来。旁人赶紧劝解：
“他并没有恶意。金正日也没那么丑。”
“但我丑。你们这是在侮辱我的领袖！”
众人目瞪口呆。自那以后，他们就再也不跟他说话了。
被疏远的朴溥熙和朝鲜同学，因为共同的孤立境遇，熟络起来。他们一起做功课，一起在空旷得像沙漠一样的操场上打球，一起看流行的英文电影…朴溥熙还时常听朝鲜同学用纯粹老式的韩文发音，跟他讲自己在朝鲜的家乡，家族，和“像木槿花一样”的女友。朴溥熙就跟他讲金娣。
那段时光，朴溥熙觉得自己仿佛正在从一个少年最值得拥有的青春里穿行而过。
不久，朴溥熙家从望京新城，搬进了新买的大房子。
买房前，他母亲每天去早市买菜，都会经过宝星园国际小区门口的一片空地。那块空地，后来成了地标性的“首都第一印象建筑”望京soho落成的地方。因为每天经过那里，朴溥熙的母亲很快成了当时推销宝星园的房产中介们的重点推销对象。当时正逢中国放开外国人在京购房的贷款限制，而韩资企业里大量聚居在望京地区的韩国员工，经济状况又都比较优越，韩国人成群结队地在望京买房。当时起点高端的宝星园，40%的业主都是韩国人。果然，朴溥熙的父母商量过后，以8000/㎡的价格，买下3套170平的住房：
“既然可以贷款，全款买一套的钱，干嘛不分成3套贷款买？
那时谁也不知道，正是这3套房，在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里，帮他们一家避免了巨大的冲击。
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来袭。韩元遭受重创大幅贬值，从前130韩元就能兑换1元人民币，现在要220韩元才行。朴溥熙班里的韩国同学，从前每个月大概有5000人民币的生活费，现在只有不到3000，学费也随之高涨。卡在经济难关面前，不少人纷纷退学回国。而随着大量韩资企业的撤离，企业员工也带着家眷离开，其中就有金娣的父母。聚集在望京的7万韩国人大概走了2.5万，留下来的，也开始向周边的酒仙桥，来广营，甚至10公里以外的天通苑搬移。
朴溥熙约金娣在韩国妈妈的烤肉店为她送行，却发现韩国妈妈已经不在店里。据说早年间外国人很难取得商业经营的资格，所以很多超市和餐馆都是开在朝鲜族的中国人名下。等韩国店长辛辛苦苦把超市和餐馆打理得有声有色，合同一到期，朝鲜族人就把店收回去自己做。于是韩国店长们只好黯然回国，韩国妈妈便是其中之一。和金娣吃着工厂生产出来的2种小菜，以及专门为了讨好中国客人，特地加了香菜的大酱汤，朴溥熙觉得，身边这一切仿佛都在一瞬间变得不认识了。
朴溥熙家靠两套房子每月3万块的租金，顺利地撑了下来。他的母亲甚至还在这次撤退潮中挣了钱。很多回国的邻居常年委托朴溥熙的母亲帮忙出租或管理房产，他母亲因而持续不断地挣着管理费，直到朴溥熙和妹妹顺利完成了学业，念完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本科。至此，他们一家团聚的日子仿佛终于到来了，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留在中国。母亲张罗以5万/㎡的价格卖掉了宝星园的三套房，启程回国。
朴溥熙服兵役，妹妹嫁人，妈妈回归家庭。
在服兵役的3年里，金娣大概每个月去看望朴溥熙一次。有一回部队组织封闭考试，禁止探望，但给每6-8个人都分配一部手机。如果谁考得了满分，就能用这部手机打一分钟电话。考试的内容大概是北朝鲜的邪恶以及北朝鲜人信用的破产，还有如何应对来自他们的威胁等等。朴溥熙想给金娣打电话，想得满分。当他死记硬背的时候，他想起了五道口中学里与自己共同度过那个孤独的青春却早已失散的北朝鲜同学。他有些内疚，觉得自己不该在想这些内容的时候想起他，那个文静而干净的少年，还有那个少年心中“木槿花”般的朝鲜姑娘。准备考试的过程，仿佛把朴溥熙的青春碾得粉碎。
终于，朴溥熙一个错也没有出。他用那来之不易的1分钟打给金娣。那天正好是金娣生日，他在祝她生日快乐的时候，感到了自己的脆弱。这是1000天里唯一的一次通话。他觉得这1分钟的短暂，仓促与欠缺，仿佛标注了自己的前半生。
退役后，朴溥熙在首尔江南区的一家专为中国企业提供出口服务的韩国公司工作。短短半年，他就被提拔为负责人，因为除了语言，只有他最懂中国人的习惯和交流方式：
“他们说一切都没问题的时候，你仍然必须每一个细节都盯到板上钉钉那一步，不能有半点疏忽。你要不断地催促，催促，催促…如果你真的以为一切都没问题了，你就完蛋了”。朴溥熙这样教导自己的下属。
本以为生活就将沿着晋升，结婚，生子，每个人大同小异的人生轨迹进行下去，但仅仅两年之后，朴溥熙就决定回到中国。每天早九晚五按部就班地做事，他觉得自己学无所用。这让他的前半生，以及全家人为他的前途付出的巨大代价变得毫无价值。他感到痛苦。他发现他的父亲，已经养成了整夜整夜开着电视才能入睡的习惯。某一次家宴结束后回家的路上，父亲一边开车一边告诉朴溥熙：
“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也遇到过很多很多诱惑。”
朴溥熙突然觉得父亲有些可怜，孤独得要把这样的事都吐出来。他在想，好几次平时不善言辞的父亲突然在深夜给他打电话说出令他感到意外而肉麻的“我爱你”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父亲正在经受诱惑的时候。他想问父亲究竟有没有经受住那些诱惑，但终究，他保持了沉默。他也不理解自己，究竟是不敢知道，还是多年来与父亲生分之后，失去了想知道的动力。他觉得父亲的肩膀，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窄过。
而父亲与母亲的关系，也卡在一种新的难以磨合的境地里。回到韩国后，母亲很难再适应眼下的生活。她每天要做三顿饭，连早饭都必须把好几样正式的菜品准备齐全，特别是到了祭祀先人的日子，她从早到晚都几乎呆在厨房，为一轮又一轮不断前来的客人准备饮食。日常除了一日三餐，母亲还需要负责家务。她越来越忍无可忍：
“女人凭什么要活成这样？！”要知道，在望京的那十年，她早已不碰这些活儿了。这些耗费在厨房和家务上的时间，她已经习惯了在望京的美容会所，美发厅，休闲餐吧和小资咖啡馆里度过了。父亲反驳道：
“你才在中国待了十年，就不知道自己还是韩国女人，还有祖先了？！这十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父母几乎每天都会爆发激烈的争吵。朴溥熙问自己，父母付出了大半生的代价走到今天，难道是为了让他像今天这样碌碌无为，学无所用吗？他决定回到中国，继续攻读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金娣对他的决定十分支持，她的爱情起源于中国，她希望它在那里结果。临走时，朴溥熙去看望80岁的爷爷。爷爷说：
“不用想着我们。只要你过得幸福，你在哪里对我们来说都一样”。
朴溥熙为爷爷的胸怀感到心酸。其实除了过年的时候，平时他跟爷爷连电话也通不上。因为接过太多来自海外的诈骗电话，现在爷爷一看见国外区号打进来的电话就要挂，可每次朴溥熙通过长途电话卡拨回家的电话，都会被显示成一个带有中国区号的随机号码。
2018年底，朴溥熙终于和金娣回到中国。他们已经租不起望京的房子了，就在酒仙桥附近安定下来。当他们再次重回曾经约会的地方——望京新城4区北门，门口的肯德基已经消失，他们连路都找不到了。为了节省开资，朴溥熙每周只吃一次肉——两根卤鸡腿。其它时候，金娣给他准备的多数是素食三明治。但即便如此，他依然避免不了开学的时候，难为情地问母亲要学费。他有些自责：
“我已经快30岁了，还在伸手向父母要钱。”
一天，朴溥熙问金娣，等他毕业之后，要不要考虑搬到别的城市去，比如南京，苏州，或者杭州之类的。北京的房子，他可能再也买不起了。他有些忧伤。他的青春和天伦之乐都丢在了北京，却不得不想着怎么离开这里：
“以后我有了孩子，绝不会让他离开我，去任何地方留学。我们一家为了让我留学牺牲了光阴，牺牲了快乐，而我却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算什么。”
一天，母亲兴高采烈地打来电话，告诉儿子自己最近去越南散心的时候，又在河内买了两套房：
“看见这里，就像看见了十几年前的望京，一模一样。”
但朴溥熙心想：
“只有望京，才是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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