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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参选:“古稀之战”与美国总统代际更迭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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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察哈尔学会

原标题:拜登参选:“古稀之战”与美国总统代际更迭混乱

来源:察哈尔学会

2019年4月25日,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终于正式宣布参与2020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党内初选。这个迟到了四年的决定当然在意料之中,正如我们此前文章所讨论的那样(参《民意期待面临现实障碍,拜登能否“王者归来”?》),面对从政将近50年来首次在党内总统初选中领跑民调,拜登没有理由不去放手一搏。同样,让我们并不感到意外的是,拜登的新竞选logo中规中矩地回应着前文中提及过的经验教训(参《五花八门的logo与失焦的民主党2020初选》),甚至还平衡地设计了圆形胸章型的“JOE”和名牌式的“BIDEN”。唯一的大亮点在“BIDEN”下方颇为显眼的“PRESIDENT”(总统)字样。

拜登的竞选logo

虽说都是在选总统,但其他人最多只会在logo 上标注出“FOR PRESIDENT”(竞选总统)。通常而言,大多数人为了与选民共情、避免过分强调个人而使用“FOR AMERICA”(为了美国)或者“FOR THE PEOPLE”(为了人民)的信息。这样一对比,拜登势在必得的霸气可谓不言而喻:他似乎不是来竞选总统的,而是来接班的。

虽然前副总统的“御驾亲征”并未遏制住民主党参选人规模的野蛮生长,但拜登在短短几天内就能拿到别人数月无法实现的经费入账与背书名单,已足见其“最强棒”的势力。而基于这些无与伦比的资源、人脉与组织,现年76岁的拜登似乎注定要与年近73岁的特朗普狭路相逢了。若真是如此,2020年大选预订上演的戏码就叫做“古稀之战”了,进而新一次大选的任何当选者都必然刷新美国总统政治的纪录:78岁的最高龄新总统或者75岁的最高龄连任总统。

事实上,自从三位古稀或年近古稀的两党参选人搅动2016年大选以来,高龄问题似乎已被脱敏了。然而,现如今面对2020年大选时,推出过40多岁的肯尼迪、克林顿以及奥巴马等叔叔辈候选人的民主党真的会彻底接受拜登爷爷吗?

  年龄不是问题,概率才是

不可否认,随着76岁的拜登、77岁的桑德斯甚至是88岁的阿拉斯加州前国会参议员迈克·格拉韦尔(Mike Gravel)展开同场竞技,美国公众舆论不可避免地再次碰到了关于高龄总统的激烈讨论。当然,类似讨论甚至担忧的根源大都并非年龄歧视,而是由于高龄总统在履职中或将面对的更大挑战。

当今美国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约为76.4岁、女性则是81.2岁……这组数字大概是最近美国舆论场上相关讨论时经常被拿出来说事儿的所谓“科学依据”。或者,有人还会拿出小布什和奥巴马任期八年前后的对比照片的梗,希冀着证明美国总统任期的压力必然让担任者更快衰老。

不过,如此担忧虽不是凭空而起,但其本质也只是纠结于概率而已。基于科学和医学的快速发展,高龄虽然不可否认地意味着身体发生状况的概率增加,但的确也仅仅是概率而已。也有研究显示,总统在任期间的面容似乎给人以衰老感,其最有可能的一个解释即他是四年或八年内在全世界曝光度最高的政治人物,所以衰老的不是他的脸,而是公众的审美。此外,如果对现代美国总统卸任之后的健康情况进行个案追踪的话,四年或八年的白宫岁月并不必然折损他们的健康。告别白宫38年却仍能出席公开活动的卡特就是一个振奋人心的积极例证。

近年来的几次高龄政治人物闯入白宫政治的事实也基本可以支撑起相对乐观的预期。1980年,当里根再次尝试、并最终入主白宫已是创纪录的69岁。虽然其八年执政的工作强度估计应该无法与四五十岁的克林顿或者奥巴马相提并论,但也无任何证据能证明里根的执政由于工作强度与密度的差异而直接导致了内外政策上的重大闪失。甚至里根那八年在冷战意义上或者共和党政党文化意义上还独具分水岭意义。

1994年,即里根卸任五年后,他的奥尔茨海默症才正式对外宣布,旋即引发了不少关于里根在总统任期内就发病的猜测乃至抨击,而里根的小儿子罗恩即便承认1984年父亲谋求连任时家人就很担心他的健康情况,但里根家人也都同时否认这位高龄总统在任内就已显现出疾病的前兆。无论如何,如今在评价里根时,高龄执政似乎更像是赢得额外褒奖和尊重的加分项。

里根时代落幕20年之后,72岁的麦凯恩接过了共和党冲刺总统宝座的重任。虽然军旅生涯的历练和家族长寿基因的事实也可以打消公众的忧虑,但要战胜47岁的年轻对手,麦凯恩必须表现出足够的活力。在民调大幅度且持续落后的高压下,麦凯恩及其竞选团队基本上暗示出所谓“一届总统”的承诺,希冀以此来给选民一个延续加变革的“双保险”。

基于如今对那场选举的回顾,麦凯恩的高龄绝非其失败的关键原因:背负着小布什八年执政的负资产,任何资质的共和党人也都无力回天。反而,麦凯恩自己制造出的年龄包袱,甚至不惜以提名反建制派年轻女性政治人物来弥补自身“缺陷”的冒险,才最终弄巧成拙。而就麦凯恩其后的健康史而言,虽然曾多次因皮肤癌等问题而接受治疗,但最终的生死考验还是来自2017年确诊的脑瘤,而此时距离麦凯恩与白宫的失之交臂已过去了九个春秋。换言之,静态而言,麦凯恩的健康状况大概率地不会影响其可能的总统生涯。

2016年的状况目前看最具戏剧性。希拉里的长期领跑,累积着党内对其69岁高龄的担心,甚至也有声音要求希拉里重拾“一届总统”的诺言。有趣的是,更年长者桑德斯的陪跑以及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胜出后的对比,很快淡化了希拉里的年龄困境。同样分享着对比利好的其实还有特朗普本人,特别是如今拜登和桑德斯在2020年民主党初中选强势存在的情形下,特朗普反而成了“最年轻”的总统人选。值得玩味的是,自上台以来坚持公开“完美”体检报告的特朗普对奥巴马政府留下来的白宫医生罗尼·杰克逊(Ronny Jackson)十分器重:2018年3月在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出缺时,特朗普不加犹豫地提名了杰克逊补位;而在杰克逊因丑闻而放弃提名之后,特朗普又将其召回白宫、因人而专门设置了“总统首席医药顾问”一职。对杰克逊的过分关照,似乎也流露出特朗普个人对维持健康公众形象的高度关切。

所以,高龄所带来的所谓执政隐患其实只是概率问题,但如何打消舆论对这些概率问题的无尽猜测却还是特朗普或拜登们不懈努力的方向。于是,某种意义上,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体检报告比纳税报告更重要。

  如何让资深看起来很新鲜?

在正式参选之后,22位参选人中“第二十年轻”的拜登不但保持了民调领先,还显著地侵占了桑德斯等对手的支持率,其民调从三成左右快速飙到了迫近四成。但整体趋势向好的同时,拜登却也不可回避地遭遇到了代际差异的某种鸿沟:较新民调显示,拜登在50岁以上的选民中能够以48%比11%绝对领先于桑德斯,但在50岁以下的群体中,拜登与桑德斯的支持率分别是30%和19%。这就意味着,拜登的优势的确在年长选民群体中更为稳固。

具体而言,民调中50岁的门槛其实就是那些至少在1988年首次参与总统大选投票的选民,而1988年也正是拜登首次尝试竞选总统的年份。相比之下,桑德斯在50岁以下的中青年选民中表现稍好一些,但之所以还没好到接近乃至超越拜登,可能还是与他已不再“新鲜”有关。

桑德斯超过“保鲜期”的问题似乎已不是秘密。2016年,76岁的桑德斯对年轻选民的强大号召力验证了一个事实,即年龄的因素是相对的,关键还在于能否“新鲜”。即便高龄,但如果是一张彻底“新鲜”的全新面孔、抛出足够取悦年轻人的“新鲜”变革与政策的话,就能掀起一场场跨越世代的逆袭。而在两年多之后的今天,桑德斯的“新鲜”与“变革感”正在被他的高知名度和高曝光度所侵蚀,而他原本独霸的选民空间也被更为“新鲜”的那些面孔快速挤压。也正是因此,2020年的桑德斯不就是2016年的希拉里?这样想来,挥之不去的浓厚建制派色彩也不可避免地加深着拜登的“过期感”。

今年4月的一项关于年龄偏好的民调给拜登和桑德斯带来了不能算好的消息:超过半数的民主党受访者承认他们不太容易接受70岁以上的候选人。而超过半数的规模正好与如今在各大民调中大概50%到55%之间的民主党支持者仍未表态的事实高度吻合。具体到为何“不太容易接受”,很多人给出的理由是最为直接的“缺乏吸引力”。因而,拜登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其实并非是民主党基本盘的跑票,而是这些人出来投票的动力不足。毕竟,希拉里的“低投票率”也是在2016年葬送民主党“白宫梦”的一个致命伤。

试想,在上个世纪七八十时代起就支持拜登的选民群体都已基本步入中老年,他们的子女也都成为了新选民,作为父辈选择的拜登又如何让这些新世代的年轻群体真心接纳呢?而这些新世代恰恰又是当今民主党竞选时必须动员出来的重要票仓。

目前而言,拜登尚且没有在实际政策阐述或者政治营销技巧意义上摆出令人眼前一亮的惊艳架势。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届总统”的承诺一定是不可取的坏主意。特别是在两党对峙无解之下,总统在一届四年中真正可以利用的有效时间原本就少而又少,这也就让这种原本就毫无意义的妥协看上去更像是毫无希望的退缩。此外,一般观点也正在猜测,拜登获得提名之后,很可能会遴选一位与他能够形成充分互补的副手人选,比如足够年轻、足够符合多元身份认同的标准。

不过,另外一个从历史中投射而来的事实是,自1856年65岁的总统候选人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与35岁的副总统候选人约翰·布雷肯里奇(John Breckinridge)成功当选以来,民主党就再无一组高龄总统与低龄副总统的跨代际组合得以胜出。最近的失败例子如2016年的希拉里和比她小11岁的蒂姆·凯恩(Tim Kaine)或者2004年副手人选爱德华兹与比他大10岁的总统人选克里的配合。换言之,70多岁的拜登配上一位四五十岁的少数裔或女性人选时,虽然噱头十足,但还是没有十足的把握提振本党选民的热情。

美国总统政治中消失的“50后”

从里根的“花甲出征”到如今的“古稀之战”,美国总统政治的正常代际更迭也正在被反复打乱。事实上,1980年大选时就是1910年代出生的里根逆袭式地接替了1920年代出生的卡特,里根之后的老布什再次将美国总统政治带回了1920年代。换言之,1976年到1992年之间的16年,总统政治始终徘徊在二十世纪前二十年出生的政治人物之间,除了1984年挑战里根的民主党人杜卡基斯是“1930后”之外,美国总统政治完全没有给原本应该在卡特之后登场的“1930后”任何机会。于是,到了1992年,1946年出生的克林顿彻底将美国总统政治快进了20年。

“1930后”被越顶之后,由于1961年出生的奥巴马在2008年的历史性当选,“50后”的政治人物很快就重蹈了“30后”的覆辙。而接替奥巴马的特朗普却是与小布什同岁的1946年生人,这也意味着美国总统政治再次被倒回了1940年代。

另一方面,如今已正式参选或明确参选意向的22位民主党人中的多数都是“60后”和“70后”。如果2020年大选真的是一场“40后”之间的“古稀之战”,在总统政治意义上,民主党政治人物在代际更迭就完全有可能一路提速到到1970年代。其中的逻辑一定是十分复杂的,但仅仅从奥巴马的八年中“50后”民主党人群星暗淡的事实出发,奥巴马魔咒般的光环催促着更多年轻人在毫无政治历练的情况下提早参政,而奥巴马塑造出来的“求新求变”也使得民主党为了迎合选民而刻意招募年轻且多元的候选人成为必然之举。

这种日积月累形成的代际错乱虽然加速了民主党(乃至共和党)的新陈代谢,但却也导致了青黄不接。2016年时民主党无人能对“40后”的希拉里发起致命挑战,或者如今的2020年大选还能轮到混迹政坛50年的拜登一枝独秀……这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民主党“超速迭代”导致的真空问题。

这样说来,拜登未来若真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也必然会加速下一次总统竞选中民主党进入“70后”乃至“80后”参选人相争的步伐。这对AOC(美国国会史上最年轻的女议员Alexandria Ocasio-Cortez,简称AOC)及其更加激进的主张而言,大概是个好消息。但对于民主党呢?或许未必。

作者:刁大明,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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