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不是官话
国企，一方面是纳税、就业主力军，另一方面，也渐成低效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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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企比，国企确实效率低。比如前不久，“隔壁老王”健林哥数日内就能决定为董小姐收购珠海银隆入股5个亿。要在国企，得经过尽职调查、单位投资委员会、总经理办公会、党委会、上级审批和主管部门审批等诸多程序，没两个月可办不下来，到那时，黄花菜都变黄花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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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点的国企每年都得面对数次审计、稽查或巡视，招投标是理所当然的重点领域。作为国企员工，经历招投标事务后，我感到无辜又无奈：法规、规定太多，针对性又差，导致乱而无章。
比如，根据上级要求，国企采购活动须参照《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何为参照？实际就是遵照。就是说，但凡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一般都要公开招标，然后，根据最低价法或综合评分法来确定中标人选。最低价法，即报价最低者中标；综合评分法，指根据量化指标，得分最高者中标。
以前，流行最低价法中标，导致的结果是租资质的包工头往往报低价中标。然后，以项目副经理名义出现，因为项目经理需要资质。按中标价他赚不到什么钱，还有管理费的额外负担，就以各种名义要求合同变更以追加预算，用各种方式威逼利诱发包方多给钱，如发动民工围堵、诉讼、信访等，如医闹般，都流程化了。而国企迫于维稳等压力，时常还不得不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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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每个大中型国企每年有数十、上百次的招投标，个别存在程序瑕疵或缺陷或许难免，但国企经过多年整治，如今谁还敢收点好处导致丢工作、被双规、进监狱？问题真没臆想的那么多。
可带着任务来的监管部门，如果折腾数月，不说出点道道和问题来，会显得没水平、不作为。于是，矛盾性的结论经常性出现。如某子企业将暂未确定用途的数百万注册资本委托银行理财，有检查部门说，这与年初成立该企业的目标不相适应，造成了资金沉淀和浪费。数月后又有部门来，说这是投资审慎，且做到了以钱生钱，值得肯定。类似的事情真不少。或者说，法规与政策并不会那么具有针对性，就看如何选择相关条文，如何进行理解。
带来的后果，就是国企决策层普遍很谨慎了——用褒义的词说叫谨慎，用贬义的词说，叫保守。一个厂房改造项目，按以前模式，公司自己筹资、自己立项、自己招投标，然后组织施工和验收，两月能完成。如今呢，即使是自己筹的资，立项也必须经过上级审批，超过一定金额的招投标还须上级组织实施，也就是说你需要的设备，你并没有决定权。上级不会专门为你进行立项审批与招投标，往往一两月才会集中开一次会，没有半年时间肯定完不成。而且，他们定的设备，很可能不是你需要的设备，往往只是价格最低、最容易坏的那种。
还有企业创新，以前有了好的成果，单位给真金白银的奖，如今不敢发了，科研骨干拿到科研经费也不敢花、不敢多搞，怕审计、巡视时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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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过好几次国企招投标，越来越觉得问题不少，举三个小例子：
1。高价不敢否。某精密仪器采购招标，国内合格生产企业就十来家，我们都邀请了，投标时来了四家，开标时发现报价都高于预算，且价格高度相近，怀疑是串标。可内外部专家们在评审时，居然说没有串标的确凿证据，招标也没设最高控制价，也就是没有拦标价，建议不要否，以免被投诉。后咨询主管部门，意见竟也倾向于不废标，他们还加了一个理由：招标失败不利于考核加分。
2。低价不让中。还是上例中的精密仪器招标，公司想办法找出些理由，否决了四家公司的标书，并决定进行二次招标。四家公司并没投诉，且在二次投标中，新来家公司报出了远低于预算的价格。要求其澄清是否低于成本价时，该公司说，其库存里有多套相关设备，想变现才报的低价，因为这些设备一但过时，处理时还不如废旧钢铁卖的多。有专家又犹豫了，认为其涉嫌不正当竞争。也有专家急了：移动、联通公司搞的存100元话费送大屏手机的活动，明显低于成本，也从没被认定是不正当竞争呀？
3。有法不敢用。公司某特殊检修设备采购，全球只有三家生产商，其中一家在中国。采购计划报上去，上级部门说既然有三家，就得进行邀请招标。我们找到《政府采购法》，第十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我们的情况并不适用那几条除外规定。可上级还是要求我们招标，理由是比价有利于降低成本，没准国外的设备更具性价比呢。编制商务条款时把我们难坏了，要是有任何一家不来，又得算招标失败，于是就连结算货币也是对着这三国设定的，可最终国外的大牌还是没睬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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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常有通病。往往却是不合理的制度所致。庞杂混乱的招投标制度，如果能象八项制度一样简易扼要易学习、易掌握才是国企之幸，因为其已逐渐成为国企行动迟缓、创新缓慢的根源之一。带着众多牵制的枷锁，大象又如何能跳舞。
（作者为国企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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