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城市战争
文｜chenchen
全国两会正在火热召开中，如何应对制造业外流成为不少代表委员谈论的焦点，李克强总理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中国制造2025》的宏伟计划，显示制造业仍然是立国之本、不可放弃。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正在上演一场急速的去工业化浪潮：制造业减产或者外流现象明显，不少城市存在制造业空心化的危险。
2016年，北上广深四大热点城市的第三产业占比分别达到80.3%、70.5%、68.56%、60.5%，都达到各自城市的历史最高点，看上去光鲜亮丽，但其代价却是制造业的大溃退。
北京的去工业化进程最早，2016年第二产业占GDP只有19.2%，在4个一线城市中占比最低，是内地城市中去工业化最超前的一个。
最近两年，上海的第二产业增加值接近零增长，六大支柱工业中的大部分出现负增长。三产比重从50%到60%，上海花了11年，而从60%都70%，上海只花了4年时间，显示上海正以猛烈的态势开启了去工业化进程。
2016年也是深圳制造业最艰难的一年，世界灯饰巨头飞利浦（深圳）公司宣布解散，华为终端部门宣布搬迁东莞松山湖。以高新技术产业著称的华南第一区——南山区的工业增加值出现负增长，康佳集团、天珑移动、环胜电子、招商局重工、记忆科技、卓翼科技、奥林巴斯等排名靠前的工业百强企业产值同比2014年均出现了下降。
广州的制造业同样不好看，第二产业占比已经降至30.22%，第一工业大区黄埔（含萝岗）最近几年的GDP与工业产值的增速明显放缓，2016年的GDP名义增速只有4.4%，只相当于全市平均水平的一半。
这是一线城市的情况，二三线城市的制造业同样不好看。
工业巨匠天津的经济增速明显放缓，2015年工业增加值的名义增长率为负值，2016年的增速为4.3%，远低于同期GDP的增速。因为工业的拖后腿，天津的GDP与广深的差距从300亿元扩大到2000亿元，第二产业比重从2014年的49.4%迅速降至2016年的44.8%。
工业大市苏州最近几年也遇到了重创，包括阿迪达斯在内的众多外资企业加速撤离苏州工业园，导致苏州这两年的外资利用额接连下滑，工业总产值接近零增长，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迅速跌至50%以内，工业存在边缘化的可能。
电商之城杭州一方面收获互联网经济的红利，一方面也在承受制造业的萎靡不振，第二产业的增加值这两年均接近零增长，占GDP比重在两年之内降了近6个百分点，降幅之大超过上海，显示杭州在最近两年同样遇到了急速的去工业化现象。
“世界工厂”东莞的转型之痛更是妇孺皆知了，最近几年，各种“倒闭潮”、“制造业外流”、“用工荒”等传闻一直困扰着这个工业城市，如果不是隔壁深圳在最近两年集中的产能外溢，东莞经济能否挺过寒冬，实在要打个问号。
与此同时，微软宣布计划关停诺基亚的东莞工厂和北京工厂，并加速将生产设备运往越南工厂。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等日资巨头均计划进一步推进制造基地回迁日本本土。优衣库、耐克、富士康、船井电机、歌乐、三星等世界知名企业则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加快了撤离中国的步伐。因为国内成本日渐高企，玻璃大王曹德旺甚至选择到美国建工厂，进一步加剧国人对制造业外流的焦虑。
中国房价最高的地段之一——深圳湾
制造业的大溃退，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三个显著的负面效应：
第一是房价飙升。民间资本主要分为两个去向，一是制造业，二是房地产，如果制造业赚不到钱，大量资金往往会蜂拥进入楼市，引发炒作之风，媒体上传出各种“做工厂不如炒楼”的新闻。上述提到的几个制造业大溃退的城市，几乎无一例外地遇到房价暴涨，给当地实体经济和居民生活带来很大压力。
第二是影响税收。国税收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而增值税主要来自工业生产环节，工业溃退会直接影响政府的税收。上海深圳两个城市因为有强大的金融业作为支撑，影响不大，但对广大二三线城市来说，如果没有了工业，就等于失去了80%的税源。2011年，全国税收收入的增幅是22.6%，到2016年则降至4.3%。另外，税源一减少，地方政府就只能依靠土地出让金，导致房价继续攀升。
第三是影响就业。服务业对就业人口的吸纳一般大于制造业，但制造业仍然不可或缺，否则会导致社会的橄榄型结构出现问题，香港的制造业空心化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最近几年，美国与一些欧洲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特朗普甚至呼吁苹果公司重回美国建工厂，其动力就是为了帮美国人夺回失去的就业机会。
面对快速的“去工业化”态势，国家和地方都给予了高度重视。2015年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造2025》，制定了一个宏伟的制造业振兴计划，并设立了宁波、苏南5市、珠江西岸六市一区等先进制造业试点示范城市。上海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给制造业明确了一条红线——占GDP比重保持在25%左右。广州也在加速布局制造业，2017年成功引入600亿级别的富士康液晶面板项目，被认为是改革开发以来广州引入的最大单比投资。
中国制造业最近几年的接连溃退，可以总结为两个原因，一是成本日渐高企，导致全球制造业转移东南亚或者回流发达国家，二是利润太低，中国虽为全球第一工业大国，但大部分制造业企业仍然处在产业价值链的末端，近年来的平均利润率只有5%左右，导致国际市场稍微一波动就面临倒闭的风险。
重振中国制造的途径无非两个，一是降低成本，二是提高利润率，但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降低成本的途径基本走不通，“国内工厂中最基层的工人成本是每月5000元，而在柬埔寨、越南，养一个工人只需要800元左右。”一位深耕制造业10年的业内人士曾对媒体这样透露。
所以，相比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让制造业流回流中国才是正途，但要提高利润率，就必须把价值延伸到“微笑曲线”的两端——研发设计与品牌经营。对大部分制造业企业来说，往研发技术端转型相对容易，品牌经营因为设计到复杂的渠道分销与营销网络布局，不是一般的制造业企业能够驾驭的。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为国际大品牌代工的企业，经过多年的经验与技术积累，已经掌握了非常成熟的工艺水平，能够生产出品质一流的产品，但因为缺乏自主品牌，仍然只能给品牌商打工赚取微薄的利润，一旦成本稍有上涨，订单就被转移到东南亚了。具备强大的生产能力与成熟的工艺水平，却始终处在产业价值链的末端，这是中国制造业的一大痛点。
在这个基础上，直接与厂家对接的ODM电商应运而生。与传统的电商平台不同，ODM电商不与品牌商合作，而是直接与制造业企业合作，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帮助厂家直接找到消费者。为保证产品的品质，ODM电商对厂家的选择非常严格，一般只挑选那些为国际大品牌代工过的、掌握成熟工艺水平的厂家。因为大幅度减少了中间环节，ODM电商既能帮助代工类企业增加订单、提高利润，又能以极低的价格让消费者享用到好产品——因为原来品牌溢价的那部分也被去掉了。
ODM电商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网易严选，这是一个由网易CEO丁磊直接推动的项目。网易的员工透露，丁磊是一个喜欢逛街的人，他经常到世界各地出差，发现很多好东西都是“made in china”，但在中国商场里找不到。有一次他从国外带回来一个保鲜罐，说这个东西不错，员工马上去找，当天下午就找到了，原来制造商就在广州。丁磊就在想，中国生产的好东西为什么中国人自己用不到，原因出在哪里？原来，很多优秀的制造商没有零售渠道，也不知道如何做品牌，只能默默无闻地帮外国品牌做代工。
中国的制造业有病，网易有药，丁磊开出的药方是网易严选。“于是我就有了网易严选的想法，把优秀的制造业企业找出来，帮助他们转型升级，同时去掉品牌溢价，为13亿人口的消费升级服务”。丁磊这样说道。
网易严选相关负责人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们发现了一个日本品牌的毛巾，在日本的市场售价是100多块，但它的整个工厂都在江苏南通，成本价20块不到。于是严选团队找到这个厂家，想做一个测试，在公司内部卖这些毛巾，一天之内就卖了30万的销售额。事实证明，真正好的产品，即便没有大品牌的LOGO做背书，同样能获得中产阶层的青睐，这给严选团队很大的信心。与此同时，这家原本高度依赖国外订单的代工厂看到了业务转型的希望，他们不必考虑将工厂搬离到东南亚，还能获得更多的订单与更高的利润，这是ODM电商与传统制造业发生的一次奇妙的化学反应。
当前，世界经济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国人沉醉于金融与互联网的新经济盛宴时，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反应却有点不同寻常，美国、日本与德国不约而同地在国家战略中强调了制造业，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主导世界经济议题的不再是高大炫酷的金融争夺战，而是听上去傻大黑粗的制造业争夺战。
这给中国经济带来强烈的警示作用，在热情拥抱新经济与服务业大繁荣的同时，千万不能把制造业弄丢了，否则会接受美国式的教训——美国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去工业化最彻底的一个，也是接受教训最多的一个，2008年的一场金融危机，让美国引以为傲的金融霸权遭到重创，失业率飙升到10%左右，美国政府痛定思痛，不得不把重振经济的希望寄托在制造业上。
所以，如何把中国的制造业留住，如何让转移出去的制造业回流中国，可能是一项比拥抱新经济更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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