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想国imaginist
责编转来陈丹青和木心先生共同的老友、《木心诗选》编选者童明老师的这篇文章。初看，吓一跳：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浮士德……洋洋八千多字，微信上，谁读得下去？但静心仔细看，发现却是写的我们当下的社会、我们自己，读来意味深长。
摘一段文中原话：“歌德所忧虑的，不仅是强拆，而是浮士德们如果被魔鬼迷惑，如果他们失明，现代化发展会出现什么问题。通常，拆迁问题被轻描淡写，被说成是发展中的副作用。可是‘副作用’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损害到了人的基本权利，危及人的生命和生存。继续无视鲍西丝和菲莱蒙（普通善良的民众），无视雾霾、噪音、水和土地的污染、食品和药品的安全，‘美好的未来’连笑话都不是了。”
浮士德的纠结
文 | 童明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有句名言：“Was vernünftig ist， das ist Wirklich； und was wirklich ist， das ist vernünftig”（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因为 “合理” 即 “合乎理性”，所以这句话也可以译为：
“凡是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理性的”。
年轻时听到这句话，直觉是伊甸园里雄蛇说话的语气，却不敢说，闷在心里。
黑格尔，那可是现代理性传统的代表人物，而这个理性传统又是现代化的哲学基础。名人名言，对年轻人都有震慑力。
后来才明白：逻辑理性不是人性的全部。理性一旦凌驾于人的欲望、本能、意志、情感之上，就偏离了人性。从本能出发，必有一问：现实中诸多的不合理，都可以按逻辑被合理化？
后来才知道：这世界上有黑格尔，也有不同意黑格尔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有一段有名的故事，叫做《大审判官》。阿留申和伊凡两兄弟做交心谈，哥哥伊凡讲了个虚构的故事：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最高领导大审判官，以蛊惑人心为名逮捕了上帝，整夜审讯，否定“自由意志”这个上帝给人类的礼物，强辩自己以物质、强权、服从来统治人类的方式才是对的；上帝上前一步，轻吻其唇齿作为唯一的回答，那吻像烈火印在他心上。阿留申耐心听完，明白了大审判官的逻辑推理，便问兄长：“难道‘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吗？” 阿留申问伊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问黑格尔。
出于同样的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死磕车尔尼雪夫斯基，问：2+2=4， 这等于人性的定律吗？“理性的人”（men of reason） 被问急了，就来一句狠话：你是非理性主义者！而《地下室手记》明证：陀思妥耶夫斯基更高一筹，他不仅能够理性思维，不仅能看到想到“理性人”所见所想，还能看到想到他们看不到想不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智慧有美德为基础：博爱、自由、诚实。
左：黑格尔；右：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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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离婚多年，突然宣告，他又恋爱了。热恋中的人，夸女友这好那好，还拿出照片。 她叫芳芳，长得漂亮，比他年轻许多，嘴角挂微笑，宛然蒙娜丽莎。芳芳在某城建部门工作，副处级。大安问：我命好吧？我急忙认可，又揶揄他：她的命好不好，可就不知了。
大安人实诚，脾气好，芳芳应该会幸福。再见到大安，又问起，他却支支吾吾，说不知要不要继续。可能，也许吧。喝了一阵酒，道出详情：有次他俩在咖啡馆约会，大安知道她做拆迁户的工作，便细问究竟 …… 当然，当然给安置费，或者给安置房 …… 顺利，自然好。谈不拢，怎么办？强拆呗。
怎么个强拆？芳芳举例：有一家人死活不肯搬，他们就想出个办法：趁老太太独自在家，骗她说孙子在学校出事了，老人匆忙离开不久，房子崩塌，一片废墟。不幸的是，这样的事太多，芳芳说的只能算作“正常”。大安却不能接受，问芳芳：怎么可以这样？怎么狠得下心做这种事？
芳芳委屈，指着外面宽阔的新街道说：不狠心，我们会有外面崭新的街道？我们可是这城市现代化的功臣。
大安看着我，眼睛在询问。我启动逻辑机器，想给他个理性或合理的解释。
做正向推断：现代化就要城市发展，发展就要拆迁，钉子户妨碍城市发展，妨碍现代化，拔钉子合理。
列举自己经历的小事来现身说法，或可微言明大义。去年夏天，因为要就近上课，夜宿某大学的宾馆，旁边工地正在建楼盘。大概白天炎热，为提高效率，工地从晚上九点开始，通宵施工。机器轰鸣之声，在深夜听起来像只受了伤的猛兽，声声直击耳膜深处。分贝剧增的片刻，是猛兽的咆哮！打开电视，不灵。戴上耳机，听萧邦的夜曲，萧邦被野兽吞噬。噪音一直到早上五点才停息。
不知别人如何忍受。我失眠难熬，就在朋友圈发布状况，获得纷纷点评。有人说：今晚搬出吧。有人说：这不算啥，学生宿舍忍了快一年了。有个建议很具体：备一副安防耳塞吧，可以削减20到30分贝；另外，你用萧邦抗噪音怎么行，试试肖斯塔科维奇。
有个朋友一向都能正面看事物，留下这样的评语：全国建设，处处工地，现在的牺牲，为了美好的未来！
如此靓丽的语录，大安却笑出声来。大安笑，是一回事，他笑出声，另一个意思。
好吧，反向推断：是呀，为了“美好的未来” 就可以欺负人？深夜噪音也就罢了，拆迁怎么变成了强力、暴力、野蛮的拆迁。高楼大厦平地起就一定是美好的未来吗。为了发展把人当“钉子”拔？真的就是为公共利益？
谁都知道标准答案：“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意思是，发展是必然是进步，出现任何问题都无碍大局。一切为大局服务。
正向推断，前提是把自己当作发展的主体，要有多一点的自信，语调再威严一些，祭起“现代化”、“发展”、“进步”、“美好的未来”这些似有魔法的字句，正义感和使命感犹如烟火升腾夜空，奇妙无比。
“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怎么听都是黑格尔的语调：“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说话人占据 “主体” 的高度，拆迁户是发展的“客体”。钉子户连“客体”都不算，纯粹是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什么主体、客体——大安怪我离题。可是，芳芳虽不是决策者，出发点却是以发展“主体”。“主体”的心理，您想知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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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玩心太重，似乎理性不足。遇了问题，不看教科书，也不好好学习文件，偏去读虚无缥缈的文学。至今如此，明知大安和芳芳是现实中的事，却联想到文学虚构的故事。比如，浮士德。
浮士德的故事起源于民间相传，最早成书的版本见于1587年，出自德国人约翰-史庇斯（Johann Spiess）。史庇斯是出版人，汇总了浮士德的种种，重在演绎。次年，1588年，英国作家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也出了书。这两本书的题目都是《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之后浮士德的故事不断被演绎，抒情诗、哲学性悲剧、歌剧、木偶剧、漫画，种类繁多，大多和史庇斯的情节雷同：浮士德为贪图世间的享受，将灵魂出卖给魔鬼梅菲斯特，最后灵魂被打入地狱。
多种版本循的是道德传统非善即恶的路数。负面形象的浮士德虽有知识，却丧失良知，玩世不恭，恣行无忌。 再后来，浮士德怎么就成了年轻人， “长发披肩的男孩儿”（long-haired boy）。1945年，美国在新墨西哥引爆第一颗原子弹，一个军官惊呼：“上帝啊！…… 这些长发披肩的男孩儿们失控了！” 这一惊呼，浮士德突变为现代科技失控的符号。
1979年，三里岛发生核泄露事件。《纽约客》杂志的社论说：“这些［核能］专家向我们提出浮士德式的建议，让他们用人类会出错的手来掌控永恒，这不可接受”。再次的惊呼，浮士德新的象征意义是：科技可能失控，人的理性会出错。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借用浮士德，比拟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来自地下世界。《共产党宣言》里说： “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所有重述浮士德的故事中，公认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上、下两部）最为深思熟虑。歌德1770年开始动笔，那时他21岁，后来断断续续写作，直到1831年完成，他83岁了。书出版之后第二年，歌德去世。歌德写《浮士德》从青年到老年，前后历时六十年，恰逢法国大革命前后，世界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歌德晚年写作《浮士德》时，现代化全方位展开，浮士德作为现代化发展的讽喻意义也逐渐明了。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并非出卖灵魂的恶人那么简单。他不是“长发披肩的男孩儿”，而是年过半百的饱学之士，集博士、法学家、神学家、哲学家、科学家、教授等职为一身。其他版本的浮士德，唤魔鬼用魔法，为的是满足尘世的欲望。而歌德的浮士德是厌倦了学院和书本的知识，意欲借魔法以窥宇宙的灵符，深入万物的秘密。这个浮士德是现代人的佼佼者，代表现代人类最强烈冲动：现代化发展。
依照启蒙以来宏大叙述的逻辑，浮士德的求知欲和发展欲全然是正能量。所谓：知识就是力量。
歌德笔下，魔鬼梅菲斯特真累。他要诱骗浮士德也好辛苦，先变作狮子狗进入浮士德书斋想见机行事，却被他用十字架显出原形。第二次进入书斋才谈成了生意，条件不是浮士德出售灵魂，而是梅菲斯特甘愿此生做浮士德的奴仆，到了来世要浮士德以同样方式为梅菲斯特服务。这才有浮士德和梅菲斯特之约。
浮士德和魔鬼梅菲斯特
歌德的浮士德，是现代性（即现代价值）、现代化（即现代发展）的化身；梅菲斯特是浮士德的心魔，也是现代人的心魔。与其他版本相通的一点是，浮士德要满足任何欲望，只得借助梅菲斯特的魔法。魔法不是来自天堂，而是来自地狱。
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写过一本好书：《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伯曼认为，歌德《浮士德》上下两部一以贯穿的主题，是发展的欲望 （the desire to develop）；歌德写的是发展的悲剧，浮士德是悲剧英雄。悲剧英雄的意思是，浮士德不是恶人，也不是丑角。
浮士德内力充盈，浮想翩翩，释放出一个一个的梦。梦分两段：个人的发展；社会发展。
浮士德和格蕾辛，是追求人间之爱却无力顾及他人成长的悲剧。浮士德和海伦，则是他追求古典美之梦想的破灭。这两个梦是个人发展。
到了第三个梦，浮士德发展的欲望，和现代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力量的结合在一起。这发展之梦出现很晚，直到《浮士德》下部的第四幕的三场戏和第五幕的六场戏，已是《浮士德》诗剧的终结篇。
终结篇的时空看似前现代，实质是现代。浮士德离开古希腊，乘祥云抵达德国的高山之巅，梅菲斯特脚踏七里靴随后赶到。两人结束了历史和神话中的漫长旅程，又回到零点。梅菲斯特比浮士德还要沮丧，但他是魔鬼，不能忘了魔鬼的职责。他继续诱惑，给浮士德描绘繁华的都市生活、法国路易王朝的强盛，但浮士德对这些已经不感兴趣。此时的浮士德，抱负是现代的，他开始使用法国革命之后的现代语言。
不久前，浮士德和梅菲斯特去过罗马帝国，通过发行纸币帮助皇帝解决了财政危机。此举是现代的金融行为。但这个皇帝太骄奢淫逸，国内再次混乱，又出现一个叛逆的皇帝。战争爆发。浮士德在梅菲斯特的鼓动下，帮助腐败的皇帝获胜，因此获得沿海的一大片土地为封地。不过，那里要填海才有土地。
在格蕾辛那一段，浮士德认为，“感情最要紧”；在海伦那一段，他认为美的理想最要紧。现在，他认为：“在这地球之上/还有干大事的余地 ……/事业最要紧，名誉是空言”（采用钱春绮中译本，但稍有修改，下同，400页）。 梅菲斯特顺浮士德的心意说：“管他战争或和平。聪明人/努力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要时时留意任何有利的瞬时。/机会来的时候，浮士德啊，切莫失之交臂！”（402）。
心魔的话，与当下流行语暗合：管他祸害还是灾难，闷头发财，机会可是稍纵即逝。如今信此道者众多，可见梅派信徒众多，也说明老梅去过的地方不少。他穿七里靴旅行方便，没有国籍，也用不着护照签证。
歌德晚年塑造的浮士德，无非是所有为现代化发展构想、计划和决策的人之形象化。
浮士德们要发展，起初都以为面对的客体只是自然。浮士德也是。他的新事业开始似乎挺简单：填海造地。可是他没有想到与 “人”相关的问题，更没有想到，他会为此无比纠结。
浮士德要面对的“人”是一对老夫妇：鲍西丝和她的丈夫菲莱蒙（Baucis and Philemon）。他们在海边的小山丘上有自己简陋的农舍，园子里长着菩提树（linden trees），旁边的小教堂，钟声悠扬。两人住了一辈子的地方，自然是家。鲍西丝和菲莱蒙是善良的普通人，经常救助遇到船难的人，慷慨接待过路的旅客。
在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里，鲍西丝和菲莱蒙是一对贫穷而好客的老夫妇。主神朱庇特和儿子墨丘利扮为乞丐下凡，被四周的乡邻拒之门外，却受到鲍西丝和菲莱蒙的款待。家里无米难为炊，他们去捉唯一的鹅，朱庇特总是让鹅先一步逃脱；鲍西丝给客人斟酒，酒杯永远是满着。
歌德从奥维德那里继承了人物的基本原型，又增添了一些细节，比如：小教堂的钟声。钟声是鲍西丝和菲莱蒙心灵的鸣响，是他们的精神寄托。浮士德呢，一心想着他的发展计划，钟声长鸣让他心烦意乱：“该死的钟声！像一支暗箭重创了我”（430）；“钟声一响，我就要发狂”（440）。
歌德笔下的鲍西丝和菲莱蒙是现代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拆迁户，这一点与奥维德明显不同。在现代文学的传统中，他们是小人物、多余的人；按伯曼的说法，他们是“挡了路的人——挡了历史的路、进步的路、发展的路；这是那些被认为过时了可以被遗弃的人们”。
浮士德以发展主体自居，自认为可以主宰他人命运，对鲍西丝和菲莱蒙冷漠至极。歌德的细节，让我们直视浮士德的灵魂，看到这个“主体”的内心。
与之前的剧情不同，下令要鲍西丝和菲莱蒙迁走，并非梅菲斯特的意思，而是浮士德自己的决定。
“钉子户”有妨碍发展的意思，还有“眼中钉”的涵义。歌德预见了今天这个词的双重内涵。鲍西丝和菲莱蒙是文学中最早的“钉子户”，因为他们不仅阻碍浮士德的发展计划，还坏了他的好心情：“那菩提古树、褐色板房、/老旧的教堂都不属于我。/我想去那边小憩身心，/可他人的影子使我讨厌，/像脚跟之刺，像眼中之钉”（436）；“有许多刺，刺在我心头，/我实在是忍受不了！/说出口来，又让我羞愧。/那边的老人应当搬走，/我要住在菩提树边，/那几棵树，还不归我所有，/破坏我的一统天下。/我要在那边树枝之间/搭起高架，登高望远，/让我的目光一览无遗，/看到我的一切成就，/使我能一眼看到/人类精神的伟大创造，/他们发挥聪明的心智，/使万民获得安身之处”（439-440）。
不难看到，在浮士德心里私欲和公众利益混为一谈。明明要雀巢鸠占，却要归于“人类精神的伟大创造”和“万民获得安身之处”这样的豪言壮语。
浮士德和梅菲斯特分不开。浮士德害怕教堂的钟声，梅菲斯特立刻附和：“这种声音，/高贵的耳朵都不爱听。/这种该死的叮叮当当，/使日暮晴空雾气茫茫，/任何大事总有它参加，/从初生受洗到葬礼，/人一生都在叮当声之中，/恍如消逝的春梦”。梅菲斯特咒骂钟声，因为他知道浮士德无法忍耐“钉子户”。于是浮士德说：“碰到抵制和顽固的执拗，/卓越的成功也受到干扰，/由于深切、严重的烦恼，/使人倦于主持公道”。所谓“倦于主持公道”，就是：管他公道不公道，我想怎么整就怎么整。拔钉子有理！
浮士德式拆迁也有程序的“合理”：他同意给鲍西丝和菲莱蒙补偿，还给他们安排了一块好地方。问题是，鲍西丝和菲莱蒙爱家如命，就是不搬。浮士德大怒，下令：“那就前去将他们弄走！” 梅菲斯特领命，还宽慰浮士德：“把他们带走，安置下来，/一会儿他们就定下心来；/尽管受些强迫，但事过境迁，/美好的居处也可安身”（440-441）。
梅菲斯特带他的工作队去了。（如今的拆迁也有这样的工作队，芳芳他们也有）。深夜，梅菲斯特归来，说已经搞定。浮士德感觉不对，追问之下得知：梅菲斯特的人推搡加恐吓，鲍西丝和菲莱蒙已死，在他们家里借宿的客人也被打死，房子、教堂都葬身大火。
歌德的结局偏偏不是“美好的未来”，他就是不让不合理的合理。原本浮士德要治理的是外部的荒原，如今这荒原在浮士德心里扩展开来。结局是：浮士德纠结了。
接下来，麦克白式的场景。四个灰色的女影，分别代表匮乏、罪孽、忧愁、困隘四个鬼魂，半夜里造访浮士德，却不得其门而入。惟有忧愁从钥匙孔钻入屋里，一口气吹去，浮士德眼睛瞎了。浮士德因忧愁而失明。
失明的浮士德以为他还在指挥大业，实际上工程已落在入梅菲斯特的掌控。梅菲斯特命令喽罗们为浮士德掘墓，却骗他填海扩疆的工程在顺利进行。浮士德听到为他掘墓的铁铲声，误以为是发展计划在实施中。（深夜施工的噪音；“美好的未来”的劝慰。）
浮士德有美好的愿景：日后，这里将是一片乐园，以后的居民都有自由和生存的权利，海浪来袭，人民有难同当，“幼者壮者和老者/都在危险中度过有为的岁月。/我愿看到这样的人群，/在自由的土地上跟自由的人民结邻！/那时，我将对那一瞬间开口：停一停吧，你真美丽！”（452）。想到此，“抱着高度幸福的预感，/在享受这个巅峰的瞬间”，浮士德死了。
歌德让浮士德的死定格在这个特定的瞬间。为什么歌德让浮士德失明？为什么让他在自欺欺人的幻觉中死？为什么不让他活着看到“美好的未来”？
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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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伟大的文学才能代表文学。歌德的文学，有比黑格尔的理性更强的力量。美国文学批评家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说：文学作品 “含有逻辑，却又超越逻辑”。通常的逻辑推理，服务于某种欲望，旨在抵达某个特定答案；为答案清晰，逻辑家会把欲望等排除在外，甚至排除其他答案的可能。苏格拉底是这样的逻辑家，他刻意把欲望从逻辑中分离，建立起“理性唯一”的传统。而文学的美学性思维，贴近生命的律动和人性的复杂，思辨呈多线条，包括已知的可能，也包括对未知的探索。文学之强大，不在声色俱厉，而在于对已知复杂和未知可能之包容，在于已知和未知中已经有的先知先觉。
歌德伟大，他留下启示，也留下模糊和空白。下面的解读笔记，不是要证明已经解开了浮士德之谜，而是说明这个谜如此深奥。多层次的意义交叉，难免引出更多矛盾，但这比某些清晰的理性或许更有力量。
1。 浮士德说自己的设想是“为万民获得安身之处”的计划。可是，他把公益和私利绞在了一起。
2。浮士德自视“主体”，鲍西丝和菲莱蒙被视为“客体”。现代化发展既然是“万民”的梦想，为何鲍西丝和菲莱蒙们不是“主体”？假如他们是，现代化的发展就不会为了“大局”而忘了他们。芳芳和她的同事们不是浮士德，可是，他们和浮士德一样有“主体”优越感，也就有了对“客体”的轻蔑。
3。鲍西丝和菲莱蒙是外国人，名字听起来陌生。他们是谁，其实我们不应该陌生。在中国的影视节目里，革命者为摆脱敌人的追赶跳下悬崖或投入江河，被山民或渔夫救起细心照顾而康复，那些普通人就是中国的鲍西丝和菲莱蒙，代表的是普通人的善良。
4。浮士德讨厌鲍西丝和菲莱蒙，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把他们当“钉子”拔，看不见他们的善良，必然说他们十恶不赦。歌德提前近两百年诠释了“钉子户”。
5。芳芳和大安如结为夫妻，白头到老，也是鲍西丝和菲莱蒙。大安之所以焦虑，因为他把芳芳当作了自己的鲍西丝。芳芳如认出大安是她的菲莱蒙，自然会明白大安的不安。
6。 浮士德憧憬的未来十分美好：日后这里是乐园，居民都有自由和生存的权利，海浪来袭，人民有难同当，“幼者壮者和老者/都在危险中度过有为的岁月。/我愿看到这样的人群，/在自由的土地上跟自由的人民结邻！/那时，我将对那一瞬间开口：停一停吧，你真美丽！” 可是，他的命令刚刚杀死了鲍西丝和菲莱蒙夫妇。他向往远方和诗，眼睛却瞎了；他在幻想的巅峰之刻死去，远方和诗只能是弥留之际的谵妄。
7。 所谓日后的乐园里，居民将享有自由和生存的权利。今天居民就没有的权利，日后一定会有？再说，鲍西丝和菲莱蒙的权利，为什么要浮士德的权力来赋予。浮士德的“主体”还是神权和皇权的概念，自己还没有现代化，遑论发展？
8。 浮士德的思想已经受制于梅菲斯特。他失明之后，“美好的未来”已经在魔鬼的实际控制之中。鬼怪在为浮士德掘墓。
9。歌德不把浮士德描写成流氓小丑，而是让他为鲍西丝和菲莱蒙之死纠结，并且因纠结而失明。仅此一点，浮士德是悲剧人物，可与伊底帕斯王相比。今天去拔“钉子”的人，会不会也有浮士德的纠结。如果没有，如果心安理得，那必然属于梅菲斯特的工作队。
10。《浮士德》的最后一场，歌德不让梅菲斯特带走浮士德的灵魂，而让浮士德的灵魂归于天主。浮士德获得救赎不是个宗教问题。即便是无神论者，也应该相信善良是天堂，邪恶是地狱。
浮士德的悲剧是写给谁看的？有一种说法并不少见：现代化如果有问题，那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与社会主义无关。匈牙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George Lukacs）据此认为：歌德《浮士德》的结尾是早期工业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悲剧。伯曼（Marshall Berman）是美国的左派作家，他反驳说：卢卡契的说法大有问题；在歌德的文本里，梅菲斯特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思维，因为他不断劝说浮士德要把金钱和利益纳入计划，但歌德的 “浮士德无论从动机还是目的都明显不是资本主义的”（Faust’s motives and aims are clearly not capitalistic）。浮士德把公众福祉作为长远的目标，这一点上他代表了社会主义的倾向。伯曼指出，歌德晚期写浮士德，接触到空想社会主义。1820年代后期，歌德常在阅读圣西门主义的读物，尤其是巴黎的《全球报》（Le Globe）。
伯曼的解读也符合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从十九世纪到现在，社会主义一直和资本主义纠缠在一起的，就像浮士德和梅菲斯特那样分不开。浮士德有双重人格：为鲍西丝夫妇而纠结的是一个浮士德，听任梅菲斯特为他服务的是另一个浮士德。
浮士德悲剧写给有主体自信的浮士德们，也写给被抛弃的小人物们，这里包括了大安和芳芳，也包括我和你。这个悲剧是现代人类的讽喻篇。歌德所忧虑的，不仅是强拆，而是浮士德们如果被魔鬼迷惑，如果他们失明，现代化发展会出现什么问题。通常，拆迁问题被轻描淡写，被说成是发展中的副作用。可是“副作用”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损害到了人的基本权利，危及人的生命和生存。继续无视鲍西丝和菲莱蒙，无视雾霾、噪音、水和土地的污染、食品和药品的安全，“美好的未来”连笑话都不是了。
歌德的浮士德故事可以简化。一个意象：钟声。一句话：你听到怎样的钟声？
钟声，从不是音乐范畴。钟声若“像一支暗箭重创［你］”，那是“你” 欲除鲍西丝和菲莱蒙而后快。钟声若是祥和悠扬，那是“你”听到了鲍西丝和菲莱蒙的心声，记起了人的基本善良。
英国诗人约翰-丹（John Donne） 写过一首诗。诗曰： “没有人完全是一座孤岛”，正如岛和大陆一体，每个人和他人和全人类一体。 因此，send not to know/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最后的英语词 “thee”是旧时典雅的称谓，相当于：“您”。
不要去问/钟声为谁而鸣，/钟声为您而鸣。
童明
2016年12月20日，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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