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常识消弭偏见
京东百万便利店计划 能否终结农村假货横行
作者：朱达志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4月19日 AA15
农村地区假货泛滥，农民消费权益受损，这个问题究竟有多严重，目前似乎很难有一些确切的数据加以描述。但即便是偶尔下乡的城里人，也很容易感受到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和顽固性。京东老板刘强东日前“怒斥”农村假货泛滥，表示将建百万便利店解决这一问题。
4月10日，刘强东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未来五年，京东将在全国范围内开设超过100万家京东便利店，其中一半在农村。14日，刘强东又表示，百万便利店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农村商品价格贵且假货充斥。京东承诺，百万便利店将实行零加盟费、零管理费、零培训费，只收取保证金并且店主承诺商品100%保真，“假一罚十”。
在商言商，京东此举当然是瞄上了中国广袤农村零售商品这个巨大商机。不过，从根治或者说最大限度化解农村商品市场假货横行现象这一角度说，京东此项战略规划却又不无公益意义。假冒伪劣现象的形成绝非一日之寒，至今没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破解之道。以前的办法，无非是政府打假加厂商“自打”，譬如有的名牌商品制造企业在各地批发市场委托打假公司帮忙打假。
但是这两种打假模式，都存在某些严重不足和一定的负面后果。政府有关部门的日常监管和对假冒伪劣的各种打击，在抑制假货横行方面功莫大焉。但从实效看，差距还是相当的大；尤其是偏远农村地区，行政之力鞭长莫及，监管几乎无从谈起，更不要说执法生态恶劣之类问题了。而来自品牌企业的“自打”，单从成本上说也很难延伸到那些地方。这两方面因素简直令农村成了假货的天堂。
至于企业的“自打”，也存在严重的负面效应，甚至出现了“打假者养假”的奇怪现象。比如，一些厂家的打假人员找到造假窝点或者在物流公司查到假货，不会真正动手去查，造假者只要给钱就可放过。这就形成了假货“越打越多”的奇怪现象，名牌厂商花钱“养假”。
而京东的便利店模式，却有望从货源上彻底解决上面那些问题。京东承诺为其百万加盟店提供货源，进货模式分两种，一种是100%由京东供货，另一种则是京东提供“掌柜宝”供店主下单，由京东物流负责配送到店。而100%从京东进货的加盟店，将得到更多的市场活动等方面支持。
相对于充斥坊间的各种名号“夫妻店”“麻雀店”“作坊店”而言，京东无疑是个巨无霸，它有动机也有能力用货真价实的商品和服务，去维护自己业已建立起来的商誉和企业形象。另一方面，以京东的实力和规模，在物流配送、产品选购、质量品控等方面的经验，也足以承担货真价实的成本，并进一步形成规模效益，反过来强化其品牌效应和口碑，百分之百地杜绝假货。
当然，京东的百万便利店计划刚刚起步，是否能够、能在多大程度上杜绝农村商品流通领域的假冒伪劣泛滥现象，尚需观察。有不少实际问题，京东是不得不面对的，譬如怎么保证线上线下的低成本衔接，怎么确保自身采购渠道的可靠，怎么培养农村市场的“品质消费观”，等等。当然，对于企业能够在商业活动中同时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大众应当报以更多的宽容和支持。
高铁票价真正市场化 吐槽者反倒会越来越少
作者：朱达志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7年04月19日 02版
本期《中国经济周刊》刊发报道《“铁总”又要调价 王梦恕：涨幅过高不合理》。4月18日，该报道上网后引发热议。绝大多数网民的留言，一如既往吐槽一片，对涨价非常不满。其中一些看上去比较理性的评论，也只是赞同中国工程院院士、铁路专家王梦恕的说法：此次调价涨幅过高，并不合理。
平心而论，报道标题虽然存在明显的导向，但内文也还算注重观点平衡，引用了另一位专家的另类说法——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赵坚教授表示，铁路票价应该由市场来决定，“比如杭州到温州段，虽然客流量不是非常大，但是该地区经济水平和人均收入都比较高，对于价格的承受能力较强。这段距离，高铁是最适合的交通方式，若完全进行市场化调节，票价应该更高，甚至可以高过机票价格。”
赵坚的观点，并非信口开河，也不是刻意要跟普罗大众作对。这不光是一个民生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市场问题、政策法规问题。
此次调价涉及东南沿海高铁开行的200～250公里时速动车组列车，铁总称将对该范围票价进行优化调整，多路段根据车次客流状况尝试区间票价。记者查询后发现，除少量涉及车次票价下调外，绝大多数涉及车次票价均有不同幅度上涨，宁波至深圳段一等座票价涨幅最高超过50％。
铁路不是城市公交，它有公益性，更有营利性，不能让它长期亏损运营。而铁路的基础建设、运营成本很高，它肯定要计算投入产出比。如果说需要照顾普罗大众的利益，赋予普速火车更多公益性的话，那么动车组则应该更多地体现价值规律，完全由市场定价，随行就市。尤其是东南沿海铁路属于混合制铁路，而非国有干线铁路，投资主体的不同，决定了价格调整的复杂性。
王梦恕表示，对于铁路混改、票价调整机制等问题，目前各方仍在协商。所谓各方，就包括不同的投资方。这样的利益调整，肯定是非常棘手的。考虑到中国特色的“混合制经济”，其实大多数投资主体都或多或少具备国有资产背景，涉及一些具体的利益问题，还不能完全按照市场那一套逻辑去处理，还要“兼顾”一点其他利益。
但是，从长远发展看，只有不折不扣地遵循市场法则，才能形成最根本、最有效的价格调节机制。有人以中国的铁路具有准垄断性质为由，否定铁路运输的市场化运营机制，否定列车票价也可以随行就市。其实，这是个误区。就算铁路是个完全垄断的行业，交通运输市场这一块，不是还有航空和公路客运吗？动车组列车定价太高，自然会引导乘客更多地选择长途客车和飞机出行，从而逼迫动车票价回归理性。
坐过动车、高速动车（高铁）的人都知道，动车组列车安全、舒适、方便、快速，具有公路客运、民航客运所不具备的优点，当然也有不如它们的地方。而正是因为它具备那些特有的好处，人们才选择它出行。所以不必担心涨价而流失客源，关键是定价机制是否合乎市场规律。单靠行政手段是不行的，定高定低都会有人吐槽，进退失据。
高铁的发展，必须市场化，且越早越好。如果有那么一天，动车票价的上下浮动不再是“‘铁总’又要调价”了，而是地方、地段、区域及不同属性的铁路公司根据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自发调价，那么我们就完全有理由相信，吐槽的声音会越来越少，最终归于平静。
嫁老外就后悔送女儿留学 这种“爱”好自私
作者：朱达志 来源：新京报 2017年04月19日 A03版
10年前，张勇送女儿到美国留学；如今，女儿不仅留在了那里，还和美国男友结了婚。一年来，张勇一直在苦劝女儿回国，甚至拿“断绝父女关系”要挟，但效果不大。于是张勇痛陈，这辈子做的最错误的决定就是送女儿到国外上学。
因为唯一的女儿留在国外并嫁了个老外，张勇痛感今后没人给自己养老，于是就后悔当初把女儿送出去。按他的说法，自己很爱女儿，当年为了能把女儿送出去读书，自己将大房子换成了小房子。现在好了，“辛辛苦苦几十年，为别人培养了一个女儿”。
我不知道时值21世纪，像张勇这样的情况还有多少。但我真心觉得张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过于自私了。口口声声对女儿的爱，其实完全是建立在对女儿的情感和生活索求上的。在他心目中，自己辛辛苦苦送女儿留学，是要她将来回到身边给自己养老送终的。至于女儿的人生追求与情感生活，统统不需要考虑，“子女有自己的梦想是好事，但也要考虑父母的感受啊”——在女儿梦想和父母感受之间，前者一定要服从后者。
相较而言，孩子的妈妈朱静却表现得很豁达。她说，不管女儿做出何种选择，她都支持，只要女儿幸福。我不怕得罪张先生。在如何对待女儿的选择这个问题上，朱静的爱才是真爱，张勇的爱却太过狭隘、功利。爱女儿，就要给她幸福；你给不了她幸福，至少不能阻止她获得幸福。你爱女儿的目的，是为了让她有朝一日能给你养老，这哪里是真爱，分明是爱的名义之下的交换。
多年前就曾读过陈志武教授给两个女儿的信：“你们一生幸福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和指望，长大后你们做任何事情都应以是否让自己幸福为标准。我们当然会希望你们总在身边……（但）你们不要管我们的愿望如何，只要你们自己一辈子幸福，我们就开心。”
我并不奢望天下的父母都有陈教授夫妇那般高的境界，主动给孩子自由，并为他们追求幸福创造条件；但至少应该像朱静那样，理解、支持女儿的选择，哪怕不得不牺牲一点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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