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沸腾
批秦就是文化不自信，这让司马迁怎么想，《史记》白写了吗？
文 /赵清源
经不起追问才是真正的不自信。
《大秦帝国之崛起》近日在央视热播，这部热播电视剧和原著小说也成为舆论的焦点。
《大秦帝国》原著作者孙皓晖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谈到，批秦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
吾乃秦人，每回乡出站，都能看到进入视线的“大秦故都”“中国第一帝都”等标语，实话实说，看到这样的标语，心中的感觉实在复杂，既有一种“祖上也曾阔过”的虚幻的自豪感，也有一种“竹帛烟销帝业虚”的难以言说的失落感。
为秦翻案，孙教授并不是第一个，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比他名头还大的，我敬佩的乡党张艺谋导演估计也是其中一个，其很多作品都有为秦翻案的嫌疑。
不过，为秦下断语的第一个人大约也是秦人——司马迁。他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可以说，暴秦之得名，以及后世批秦，皆自太史公始。
其实，司马迁并没有全面否定秦始皇，将其贬损得一文不值。他还说，“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司马迁的评价正好是后世的一个缩影。
客观地说，两千多年来，对于秦的态度，后世一直是“两面评价在人间”，批秦者有之，颂秦者亦有之。两千多年来，也未见得中国文化就如何不自信起来，乃至毁灭崩塌。
一般来说，史学界公认的、秦的问题至少有三方面：严刑峻法、愚民政策、繁徭重赋。
关于秦的严刑峻法，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商鞅。先要说，秦的法治不同于今日的法治，秦法是王法，是为了一个人的幸福而制定的。王就是法，法就是王。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样的法治是没有人权概念的，是不保护人权的。
所以，商鞅是秦国法治的开拓者，也是秦国法治的牺牲品，成了“作法自毙”的典型。他最后被人控告“欲反”，即想谋反，他无法辩白，只有逃跑，成了秦国的逃犯，走投无路的时候，没人愿意帮助他，更没国家敢收留他，最后无处可逃，被抓住车裂。这种严刑峻法、轻罪重刑的做法，再加上繁徭重赋，也成了秦灭亡的直接原因之一，秦末农民起义就在这里埋下了种子。
愚民政策的一个典型事例是焚书。这开了愚民之先河，结果呢，“坑灰未冷山东乱”，焚书坑还没有冷，山东的叛乱就起来了。正如鲍鹏山教授所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一统天下、惟我独尊的大秦帝国输给了草根陈胜吴广，输给了“不读书”半文盲的项羽刘邦，也输给了历史。
而对秦赞誉有加的，大多是对其开创的制度。
比如史学家柳翼谋说，“始皇时代之法制，实具伟大之精神，以一政府而统制方数千里之中国，是固国家形式之进化，抑亦其时思想之进化也。”吕思勉先生也说，“他（秦始皇）的政治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的。”
在我看来，这些评价和前述的批评并不矛盾，秦之暴，并不代表秦之昏。说白点，秦始皇是个脾气暴躁的明白人。
事实上，对秦如何评价，远非一篇小文所能容纳，所能解决。之所以说这么多，是想说明，如何评价秦的功过是非，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决不是用一个好或坏能简单结论的。无论谁的评价，都不是不能批判的不刊之论。
动不动“一批判就不自信”，恰恰说明观点的外强中干，要知道，真正的自信根本不怕批判，更不怕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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