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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年，全国都要做森林资源的调查，森林调查员们将承担起这项任务。目的地可能在森林中任何地点，但无论在哪儿，调查员必须抵达。四位森林调查员从失联到最后死亡，是多种条件的叠加。他们没有向导，没有帐篷，也没带雨伞，虽然带了几件很薄的一次性雨衣，也被遗落在了路上。
文|林松果
采访|林松果 高越
编辑|姚璐
一次‘常规’任务
11月13日那天上午，云南普洱市镇沅县，那两辆越野车开往哀牢山腹地的时候，天气还算不错。
这个时节，云南的大部分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区，都在经历旱雨两季的交替，雨季终于结束，旱季就要到来，人们开始迎接晴朗的日子。但云南中部的哀牢山，因为环境特殊，降雨仍在持续，同样特别的，还有经常造访的大雾。
越往里走，景色越美，也越原始和危险。山脚是常见的村庄、梯田和人工林，山腰逐渐变成原始森林，绿色越来越深。接近山顶，开始有高大的樱花树，粉色樱花开在松林中间，一种热烈和摄人心魄的美。悬崖上长着挺拔的柿子树，因为湿度高，树上有厚厚的苔藓，地表的蕨类也格外硕大。
两辆越野车上的四位乘客，是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的工作人员，杨敏、张金榜、张瑜、刘宇。他们都是年轻的男性，年纪最大的张瑜，也不过32岁。上午，他们从山中樟盆村的位置上山，进入原始森林，开始他们的工作。
这一天他们要完成的，是一个常规任务——找到地图上一个坐标，一个编号为6134号的样地，做森林资源的调查。
几乎每年，全国都要做森林资源的调查，森林调查员们将承担起这项任务。2020年，全国选出了2.2万个坐标，这些坐标自动生成，被分配给各地区的森林调查队伍、全国上千名森林调查员。它们是未知的、全新的，可能在森林中任何地点，但无论在哪儿，调查员必须抵达。他们收集的数据汇集起来，最终就变成了全国的森林积蓄量。
一位曾在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以下简称‘昆明中心’）工作过的调查员，向我们介绍了更详细的工作流程：调查员们领了坐标，就背着设备上山，用RTK设备精确定位到那个点，走到那里。然后以那个点为西南点，以空间投影25.82米为边长，打一个正方形，这就是一亩地。在这块一亩的样地里，森林调查员要测很多数据，比如里面有多少树，都有什么树种，树离地1.3米的地方有多粗。最后给每棵树钉上树牌，随机抽取几棵树，测树高，取树芯。这一系列工作完成，他们就可以下山。
这位调查员认为，这个工作本身并不复杂，最难的就是在路上——怎么上下山，怎么抵达那个点，怎么避开路上的悬崖、雷区、野兽和未知的危险。
但这一次，有一个隐忧是，四位工作人员的野外经验都不多。我们得到的一份内部文件显示，今年9月开始的这次全国森林资源调查，昆明中心抽调了75位工作人员，但真正来自技术科室的人员只有一半，其他人来自人事、党办、后勤等部门。
他们的同事也证明，进入哀牢山的四人里，杨敏来自后勤服务中心；张瑜以前是卫生员，后来在厨房工作过；刘宇之前在化验室工作，不久前才开始出野外；张金榜原来在野外中队，是四人里比较有野外工作经验的人，但也并非森林调查小组的核心成员。这样的情况每年都会发生——在项目工期紧张的情况下，这些非专业的年轻人，也会被抽调进山。
我们可以先认识一下他们。杨敏是一位国防生，在部队时他是指导员，公认的善良、脾气温和，一直做行政工作。不久前刚结婚，也刚有了孩子。11月初，他在朋友圈里发过自己穿着迷彩服在野外飞驰的照片，还有玉溪的云海，他写‘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
张瑜是重庆人，喜欢健身，进山前，他还和老家的朋友在微信里讨论健身的问题。
张金榜年龄最小，今年25岁，四川宜宾人，个子不高，大家都知道他爱狗，他的战友回忆，他习惯用左手写字，一笔字非常漂亮。
刘宇是昆明人，结婚还不满一年。
11月13日，这一天的开始是轻松的。早上七点进山前，他们在一家超市购买食物。超市的监控拍下了他们生前最后的影像，他们买了瓜子、蛋黄派、巧克力，有人选了一瓶牛奶，说‘牛奶好喝’，还有人喝了一罐咖啡，四人一共花费了100元。
他们穿得不多，两个人穿冲锋衣，一个人穿迷彩服。在超市停留的五分钟里，他们笑着跟彼此聊天。
哀牢山的云海 图源视觉中国
上山前，一些疑惑
按照计划，这一天，他们要从哀牢山西坡上山，翻越山脊，到达6134号样地，做完调查再原路返回。
根据后来司机的说法，他们估计这个工作需要两天时间，所以可能会在当晚或者第二天上午下山。出发前，因为担心他们晚上回不来，司机特地从备用油桶里，给他们倒了一些汽油，让他们可以在野外生火、驱赶野兽，同时也用来稀释给树木做标记要用的油漆。
事发后，就他们当天是否打算在山上过夜，或者说，他们是否做了充足的过夜准备，有人提出了疑问。
他们的前同事说，在他印象里，森林调查员极少极少在山里过夜，就算是下不了山，也一定会找个老乡家住一晚，决不会让自己留在湿冷危险的森林。地质调查局昆明中心微信公众号‘云岭自然’里记录过一次调查，几位森调员在攀登海拔5000多米的白马雪山时，因为路程太长，无法下山，但上山前他们就已规划好，晚上会在途中的一个牛棚过夜。
这位前同事认为，按照四人的穿着和携带的物品推断，他们没有在山中过夜的条件：有人只穿了单薄的迷彩服，有人穿的是单位配发的红色冲锋衣——但就算是冲锋衣的厚度也不够；他们带的食物几乎算是零食，无法支撑四个人吃两天一夜；他们也没有携带过夜需要的帐篷和睡袋。
云南省地质资源局的地质专家王宇，从事地质工作几十年，多次在哀牢山做地质调查。他也告诉我们，地质考察队一般都不会在森林里过夜，再晚也会走出去。哀牢山之幽深，‘任何人进了那个树林的感觉，就像一下子钻进排水道，你心理上无论如何都要逃出去，不可能躲在里面。’
航拍哀牢山南恩河瀑布 图源视觉中国
每次进哀牢山，天黑前，王宇一定会先想好在哪个村子落脚，并规划好到村子的路线。‘走到半夜才能到也好，没地方住也好，就算是蹲在人家火塘边，蹲在房檐下，也都要找个人家过夜。’如果留在山里，不说别的，仅仅是无处不在的旱蚂蟥，就会让人无法安坐。
另一件更让他们的前同事疑惑不解的事情是，他们为什么不请向导。
这位同事告诉我们，在他从事森林调查工作的一年里，只要是上山，只要是情况稍微复杂一点的地貌，他都一定会请至少一位当地向导——森林调查的每个点，都是随机生成的，可能是人类从未踏足过的地方，只有当地人才能在遮天蔽日的森林里辨别方向，在没有信号、无法使用导航的情况下走出大山。另外，他们上山要携带的工具很多，向导也可以做一些搬运工作。每次，他们会支付一百到三百不等的劳务费。这位同事说，请向导是因为‘惜命’，‘不保护好自己，不可能去冒险’。
和哀牢山打了几十年交道的王宇，现在进山也还会请向导，‘有时候即便是当地的向导都会迷路，要带着我们绕来绕去才可能走出森林’。另一位央视记者也在事发后谈过这个问题，一年前，他们拍摄一个专题片，跟着中科院的科学家、哀牢山当地的护林员一块进山，‘如果没有当地护林员带领，很容易在山里走丢。山很深，走进去很不容易，大家都是带着砍刀，用砍刀把路劈开往前走。’
消失的信号
那一天上山前，四位森林调查员和司机约定好，最晚会在第二天（也就是11月14日）下午四点下山。
但实际上，警报在13日当天就已响起。四人上山后不久，下午1点，他们给司机打了最后一个电话，通话内容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在那天的稍晚时候，四人就已和外界失去联系——刘宇的妻子一直联系不上他，只好询问他的同事。他的同事也联系不上，但还是安慰她：没事，以前也有在山上作业联系不上的情况。
那天夜里，哀牢山下起大雨。当地气象资料显示，降雨量达到了60毫米，在气象统计里，这已经属于暴雨。
没人知道那一夜山上发生了什么。只是到了约定的14日下午，四人没有出现。之后的调查显示，14日上午的7点35分，他们的手机信号最后一次和附近的基站交互。
司机久等不至，当天下午联系了镇沅县者东镇派出所报案。一位村民告诉我们，他的儿子就在者东镇派出所任职，14号下午，几位警察进山查看了情况，但因为马上就要天黑，他们无法再往里走。
直到第二天夜里，这次的失联事件真正升级——根据镇沅县的通报，15日晚上7点28分，镇沅县政府办总值班室接到报告，成立救援指挥部，正式开始救援。此时距离四人最后一次和外界联系，过去了54个小时。
15日至16日，哀牢山持续大雨，雾气弥漫，搜救在大雨中开始。在茫茫的哀牢山中寻人有多难，每支救援队都在接受采访时有过表达。
首先就是对当地村民的绝对依赖，他们是不可或缺的向导。如果他们不在，消防队无法独自进山。有一支普洱当地的消防队试过独自进山，结果第一天就走错了路，走了九个小时才到山顶。
大批救援队到来后，要吃饭，要休息，山高路远，物资问题也很难解决，也是上百位村民背着物资上山，送到了山中的补给点，并帮助建好了营地——这个工作并不容易，他们要背着几十斤的物资，拿着砍刀开路，一路爬80度的陡坡。有了营地，救援队可以在山中休整、吃饭，减少在路上来回的时间。
而救援队真正在山中找人，是相当艰难的。普洱市消防救援支队景东县大队的副教导员黄箐在接受采访时说，山中植被复杂，全是密密麻麻的藤蔓、刺竹、灌丛、杂草，地势坡度有60到80度，行进过程中，他们无法直立行走，要弯着身体甚至匍匐前进。有时看前方只有100米远，但走过去却要半个到一个小时。
救援人员在山中行进 图源普洱消防救援支队
救援队伍中，还有一支专业的山岳救援队，这支队伍的负责人，也向我们讲起了搜救的难度：哀牢山的地形复杂多变，有高原、高山、密林，还有河流、悬崖和瀑布，山岳救援中所有的难点它都有。而且这一次，这四位森林调查员失联的时间长，线索也少，这让救援变得更加困难。
可以推测的是，地质调查员们和消防队员们，在山中可能遇到了相似的困难。比如因为森林郁闭度太高，信号几乎为零。救援队试图用无人机喊话和拍摄，但无人机会因为失去信号而无法返回。救援队伍带了专业的卫星电话，也因为信号不好，常常无法使用。
最终，在搜救开始两天后，16日下午，第一处关键信息出现了。在距离6134号样地不远处，搜救人员发现了砍刀、食物包装袋和一处简易的庇护所。
村民周志兵也在搜救队伍中，他记得，他们先是在一条小路上发现了人的脚印，再往前走，捡到了一把被人遗落的砍刀。继续往前，终于找到了一处有人活动过的简易营地——
这是一片竹林，中间被砍得很干净，烧了一笼火，周围的小滑竹围起来，能起到保护和防御的作用。地上有尚未开封的红牛饮料、抽过的云烟、被遗落的卷尺，两包被弄湿的面巾纸，还有一件粉色的雨衣。后来，地质调查局昆明中心的工作人员确认，这就是四位工作人员的物品。后来周志兵把砍刀带下山，交给了昆明中心的工作人员，留作纪念。
据推测，这应该是13日夜里他们停留过的地方。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扎营、最后一次生火。
循着他们的足迹
沿着这些痕迹，搜救人员继续搜索。他们还是怀着信心，觉得再往前走，一定能有所发现。
最先被确认的事实是，13日那天，四位森林调查员并没有到达目的地6134号样地。但他们的扎营处，离6134号样地已经很近，直线距离不到2公里。所以有专家推测，他们可能是在上山的过程中就遇到了困难，比如暴雨。
以他们的扎营处为圆心，救援人员在周围3公里内搜索，又发现了一些烟盒和食物碎片。翻过山脊，到达山的东侧，白水河边，再次发现了他们的脚印，还有另一件雨衣。痕迹在此戛然而止。
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讯号。张兆辉是镇沅县常务副县长、此次失联人员搜救指挥部的副指挥长，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起了自己的困惑：四人原本的路线，是从西坡爬到6134号样地，然后原路返回，‘往东走到底干什么？谁也分析不清楚。我们想他们肯定是迷路了。’
这个发现，让搜索的重心有了一些转向——指挥部派了三支重装部队，是云南省登山户外协会的精兵强将，携带了全套装备，试图从西坡上山，翻过山脊，到达东坡，从哀牢山西边的镇沅县抵达山东边的新平县，横穿整座山脉。这一路需要五天。他们猜测，四名森林调查员也许已经从东坡下山，或许可以在路上遇到他们。
在艰难而复杂的搜救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乌龙事件。比如在搜救过程中，有人发现山中有一处有烟，指挥部前后派出了五组人，从第一天夜里搜到了第二天上午，地毯式搜索过后，发现并没有烧火或人活动的迹象。
还有搜救人员称，在林中发现了人类活动痕迹，比如砍伐的树木、做了标记的红油漆，还有红袋子和矿泉水瓶。但后来发现，这其实是另一组救援人员留下的痕迹。
这些细节大概可以证明，在幽深似海的森林里，不管有多少人、多么先进的机器，人类都是如此渺小、盲目和无力。
搜救人员在山中 图源视觉中国
21日下午6点33分，哀牢山的黄昏时分，三位失联人员被发现时，再次证明了这个道理——他们在6134号清查样地的东南方向被发现，距离样地的直线距离仅仅1.85公里。但这个地点，既不在重装部队的行进方向，也不在大家重点搜救多次的西坡。
我们得到的现场图片显示，他们的衣服很单薄，至少有两个人都只穿着迷彩服，他们靠得很近，上衣还微微往上撩起。有现场的救援人员说，他们的脸上还有笑容。昆明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们丢弃了没吃完的食物，但重要的测量工具一样不少，都还在身边。
他们是被自己的同事发现的。地质调查局昆明中心自己组建了一只小分队，在山上搜索了接近一周，最终到达了那个地点。
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最先看到了自己队友的遗体，马上转过身，抱住身后的人大哭。
最后时刻
从失联到最后死亡，他们遭遇了什么。我们与他们的同事、地质专家以及哀牢山的山民交谈，他们分别提供了一些细节。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或许是大雨。
在扎营时，他们的情况还没有那么糟——参与救援的村民周志兵说，他们那个扎营地选得不错，地势平坦，离目的地也不算远，点燃了木材，也说明当时还没下雨，或者雨不算大。
但就在当天夜里，暴雨来临，浇透了森林，随之而来的是降温。当地气象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13日镇沅县的气温为18至24摄氏度，14-15日，气温降至11至17摄氏度。而山上的气温要再低好几度。那两天山中雾气弥漫，能见度也很低。
在这种情况下，迷路发生了——露营地距离目的地很近，他们却没有再往那里走，而是先翻过山脊，下到了河边，又转了一大圈，往相反的东南方向去了。
这个结果是多种条件的叠加：首先，山里没有信号，地质调查局昆明中心也从未发放过卫星电话，他们无法使用手机导航或者与外界联系；他们身上有罗盘，但救援队伍上山后发现，山中因为有高磁性岩石，罗盘会出现偏差，方向不完全准确，也许把他们引向了错误的方向。另外，据他们的同事介绍，他们属于被临时抽调，上山前的培训很简单，甚至不一定会使用罗盘。
哀牢山的道路有多复杂，地质学家王宇是这样说的：‘如果你要自己开路，一天一百米也开不出去。如果走留下来的羊肠小路，那些路非常乱，有的是老百姓去砍树、捡菌子走的路，有的是以前羊走的路。走着走着，出现四五个岔道，不知道走哪个。你选一个走吧，可能会绕一圈，又回到原地。’
哀牢山路况复杂 图源普洱消防救援支队
下雨加上迷路，在这样寒冷的山中过夜，他们会经历些什么，王宇也向我们回忆起一次相似的经历——那是2008年，也是11月，哀牢山下大雨，山上的村庄被泥石流冲毁，他去做救援。那一次有十几人，有政府官员，有当地向导，连着走了17个小时，也没走出去，最后不得不在山里过夜。
哀牢山本来就郁闭度高，白天都很暗，晚上更是完全无法行走。天一黑，他们就只好在砍倒的树干上坐着，把头埋在膝盖里打瞌睡。最初还烧了一点火，但雨太大，很快就把火浇灭了。到最后，他的身体接近被冻僵，最严重时，他产生了幻觉，看着前面的树林，觉得像是一片村庄。但万幸的是，他们每个人都有伞，上半身没有淋湿，裤子和鞋虽然湿了，最后还是靠着身上的热气慢慢蒸干了，人也缓了过来，撑到天亮，最后走出了森林。
但这四位森林调查员——他们没有向导，没有帐篷，也没带雨伞，虽然带了几件很薄的一次性雨衣，也被遗落在了路上。单靠冲锋衣和迷彩服，无法抵御寒冷。
最后那一天，他们的遗体被发现时，同事们检查了他们携带的手机和平板电脑，都还有电。
一种猜测是，四位森林调查员的电子设备或许在当晚就被大雨淋湿。后续的调查也表明，他们的手机虽然有电，但从14号就关机，之后再未开机。如果是晴天，他们就算迷路，也会更从容，总能靠自己找到下山的路，再不济，也能发出求救信号。
但假设终归是假设。他们遗体被发现时的状态，撩起来的衣服，脸上的微笑，被救援人员判断为典型的失温症：失温到了最后，人的神经系统会紊乱，在极寒的情况下，会产生虚假的燥热感。人会有温暖的幻觉，会有一种自然的、满意的笑容。
去看国家的森林
四位森林调查员失联后，他们的更多故事也被披露。他们四人都是2018年以后进入中国地质调查局，原来他们做的是地质调查，现在要和植被打交道，很多知识要从头学起。但更难的，是森林调查以三四人小组为单位，要深入人类从未进入过的地带，以肉身对抗未知。
一位曾在昆明中心工作、后来离开的森林调查员告诉我，他就在一次调查中，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走入了一片雷场，他们幸运地全身而退。但后来其他部队的一位战士，在那里失去了眼睛和双臂。今年3月23日，此次失联的森林调查员之一刘宇，也在山上遇到过野猪。
在昆明中心，做森林调查的核心工作人员大概有二三十名，但任务重的时候需要近百人，抽调其他部门的人是常态。上山前会有大概一周的突击培训，但这位森林调查员说，并非每个人都会用RTK机器和罗盘。有一次，连单位财务也跟他上了山。至于安全教育，相对就更少一些。有时候要赶进度，走得匆忙，有人连冲锋衣都没收到，也会选择先上山，其他事回来再讲。
在救援现场，四位失联森林调查员的同事告诉我：‘你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去那儿吗？给你的点是很随机的，可能在山峰，可能在悬崖，或者在陡壁，甚至是河流。这个工作很辛苦，如果找别人，有可能去好走的地方测一片假数据给你。但是当兵的人很执着，有那股劲，必须要到那个地方。’
这样测出来的数据才会更精准，最后汇总而成的全国森林资源数据，才会是真实可靠的。他说，这是支撑他们的、精神性的东西。
这跟地质学家王宇对他们的判断符合。他给他们做过专业培训，也检查过他们的成果，印象很好，‘年轻精干，纪律严明，能吃苦耐劳，工作的质量也很好。’
大概前段时间，杨敏还和战友聊天，说起现在的工作。黄金部队转制之后，一些人离开了，去寻找新的出路。但杨敏一直是一个行政干部，出去之后的选择不会太多。而且他刚结婚，有了孩子，要养家，他需要这份工资。他们的月薪，大概在5000元到9000元之间，如果上山，每天还会有额外的津贴，2019年时是90元一天。
来自重庆的张瑜，家里还有一位老父亲，跟他相熟的人说，前段时间发了转业费，他都给了他父亲。他愿意上山，跟工资和津贴也有关系。他今年认识了一个女朋友，已经在考虑结婚，他打算在昆明买房，以后就在这里定居。
从他们的社交媒体上看，他们都逐渐接受了这份工作的危险和浪漫。杨敏的朋友圈里有玉溪的云海，有自己穿着迷彩服坐在车上、从山间飞驰而过的照片。刘宇的朋友圈封面，也是他和自然的合影。在昆明中心的公众号里，有人写到，森林调查员历时两天两夜，攀登白马雪山，‘沿着河谷上溯，到达主峰下最高的冷杉林边缘，去看看国家的森林。’
杨敏的朋友圈
在四位森林调查员失联之后，也有一些地质工作者分享了一首《勘探队员之歌》。这首歌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仍震荡人心，歌词是这样写的：
‘是那天上的星，为我们点燃了明灯；
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
而在哀牢山，21日下午6点33分，找到他们的遗体之后，森林与高山再次彰显了自己的深邃。
遗体发现之后，救援指挥部希望在当晚就把遗体送下来。有一些救援人员轻装简从就往山上跑。但实际上，从那时到遗体真正被运送下山，花了50多个小时。
路程行进之困难，调动了上百位消防员参与，中途有两位消防员因体力不支晕倒。最后又派了近百位村民上山，帮消防员搬行李，让他们能用最后的力气搬运遗体。
后来在指挥部里，有人说道，‘这一次，我们确实对哀牢山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
在等待他们下山的那个夜里，短短几个小时，大家先是看到了萤火虫和星星，接着又经历了闪电、冰雹和大雨。在雨里，四位森林调查员的遗体被接上车，他们的队友一路跟随，在深夜离开了哀牢山。
深夜从山上下来的村民和救援人员 林松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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