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玉渊谭天
谭主说
几天前，亚太经合组织（APEC）举行了历史上首次特别峰会。中美俄三国领导人，18个经济体的领导人或代表悉数参会。特别的峰会，讨论的是依然急如星火的疫情。世界卫生组织不久前宣布，第三轮全球疫情开始蔓延，全球经济复苏，变得更加脆弱。面对疫情，已经连续五个月保持经济正增长的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器，而美国持续不断的刺激计划正在加剧通胀，溢出全球。这场还看不到尾声的疫情到底将如何改变全球经济？美国当前的通胀危机会如何危害全球？中国经济的底气何在，又如何提升正向引领作用？带着这些问题，谭主找到了曾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的黄益平，聊了聊。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谭主：从去年开始，我们一直在提一个词，后疫情时代。时至今日，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反复，从经济层面上来讲，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哪些质的影响？这场危机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冲击是否更为严重？
黄益平：最大的影响就是疫情暴发之后很多经济活动基本停顿。事实上我们现在发现控制疫情的传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阻断和隔离。中国控制得比较早，其实就是因为采取这些措施。一些国家没有采取很果断的措施，就一直处在混乱状态。今年以来可能有一些变化，疫苗开始普遍被使用，我们知道，推广的速度是不太一样的，大体来看发达国家相对比较快，发展中国家比较慢，这样的话，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就会出现差异化，经济复苏也会变得更加不确定。
与2008年相比，这场危机不太一样。全球金融危机，它使整个经济金融体系崩溃崩盘，修复起来就比较慢。但2008年，世界各国都采取了所谓“不惜一切代价”的政策，这是当时在华盛顿召开G20峰会时，全球最大的20个经济体首脑形成的共识，所以很快就把经济给托住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起码在去年可能比08年的更严重，原因在于所有的活动都停顿下来了，贸易也好，生产也好，金融活动也好，所以对经济的冲击比较大。
后续的蔓延还是比较严重，即便是在那些疫苗打得比较多的国家，疫情也出现了反弹，所以经济的复苏相对来说比较迟缓。但从总体来看，我觉得说如果只是因为隔离导致了经济活动的下降或者停顿，那么隔离结束，经济就会复苏，这个和全球危机金融危机可能不太一样，它是可以重新恢复的。
还有一点不一样在于，受到疫情冲击的主要是那些中小微企业。在2008年和2020年我们都采取了“不惜一切代价”的政策，但是它保的主体是不一样的。在08年09年的时候，保的是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因为只有它们稳住，金融才能稳住。2020年我们保的其实主要是一些中小微企业经济主体，这些经济主体在面对疫情时更脆弱，只要一没有现金流就很难生存。现在的问题是虽然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去保，但实际上这些经济主体受到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疫情过去之后，这些经济主体能不能很快地复苏，恢复经济活动，现在还不好说。
谭主：几天前中国公布了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整体来说稳中加固稳中向好，您觉得这些数据背后，中国做对了什么？
黄益平：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把疫情控制住了，因为最大的困难就是疫情的冲击。与此同时，我们也采取了很多的救助政策，我们的政策措施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公共卫生开支和税收减免。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和监管部门鼓励银行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大量的贷款。去年经济形势这么不好，我们的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了15.3万亿，和上一年相比增长了30%。
谭主：有预测说，美国经济在二季度会恢复到疫情前的一个水平。其他经济体恢复情况不一。您觉得在疫情之后，全球经济格局是否会发生变化？
黄益平：我觉得确实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但是现在这个变化还没有结束。从去年来看，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就是中国赶超美国经济的速度一下子就加快了，因为它是明显的负增长，我们还是保持了正增长。去年中美的增速差异大概是接近6个百分点。
今年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对的变化。我们的增速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可能还会比美国快一些，但是大概只快两个百分点，相对的变化对于市场来说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相比较而言，我们的优势减少了，对世界经济的格局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是一个国际投资者，你去年看到只有到中国投资是最有利的，那么你今年就要做一些调整，那些已经开始出现强势反弹的经济体，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就会增加，所以从大的格局来说，将来还会怎么样，其实现在还不太好说，因为真正要看是疫情结束以后，中美经济的格局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谭主：您之前提到过，未来几年我们面临着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欧美的货币政策会怎么调整。这个挑战，具体怎么理解？
黄益平：我以美国为例，美联储其实就是美国的央行，但我们知道美元是世界的储备货币，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美联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国际央行的作用。我们都知道美联储宽松的时候，它的流动性不仅仅在美国，而是到世界各地去的，那么在它紧缩的时候，它的流动性收紧也是全世界往回收。
我们就拿2008年做例子，08、09年美联储也采取了所谓“不惜一切代价”的政策，我们简单地说就是零利率加上量化宽松。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因为它面临的是系统性崩盘的风险，所以采取了极端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样的政策就意味着，世界各国尤其是那些经济格局还相对比较健康的国家，会有大量的资本流入，市场利率下降，货币升值，甚至你的资产价格会上升，因为全世界的钱多了，它就会往一些国家流。但它总归有一天是要回调的，2014年底，美联储刚开始考虑往回收一些流动性时，世界很多地区的货币就面临着贬值的压力，当美联储开始收紧货币政策时，对那些国家来说，面临的跟当时在宽松的时候正好相反的变化，钱要往美国流，这就意味着你的市场利率就会上升，你的货币被贬值，你的资产价格也会有所下降。
当时南非、土耳其、俄罗斯，这些国家基本上都发生了金融危机。这就是我讲的，等到美联储开始收紧货币政策，14、15年新兴市场经济经历的情形可能就会重演。
谭主：这样看来，中国提前预判的这一挑战也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
黄益平：这也正是为什么现在都在讨论美国的通胀问题，因为它其实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觉得这里边有两重含义：
第一重就是美国通胀会对世界各国造成所谓的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就是说它的高通胀是有溢出效应的。
但第二重，也是我更关注的，是这样的高通胀会不会最后导致美联储正常化货币政策的步伐加速，如果提前，对于我们来说，就要重新开始考虑货币贬值，资本外流，市场利率上升和资产价格下降的这种可能性。当然不一定严重，但这个事情可能会发生，因为我们是国际市场的一个部分，这其实就是我前面讲我们要密切关注美联储的政策调整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央行，它做什么我们都会跟着受到影响。
谭主：说回美国这一次的通胀，从3月份开始一直在持续攀升，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已经是近13年新高。这个“新高”该如何理解？又会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美国通胀压力持续上升
黄益平：客观来说，这一轮的通胀是出乎我的预期。过去二三十年，通胀已经不是一个大问题了。以美联储为例，国会给美联储制定的政策目标叫维持价格水平的稳定，同时支持就业。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做菲利普斯曲线，意思是说通胀如果比较高的时候，很可能你的失业率是比较低的，但如果是失业率比较高的时候，有可能通胀率是比较低的。央行要做的事，就是在这两个之间求一个最优的解。但在过去一段时间，通胀已经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技术的进步，包括世界的融合，尤其是这些发达国家，它进口很多廉价的产品，所以它的CPI都起不来。2008年前的美国是最明显的，那时美国的通胀率都在2%，它的价格水平一直很稳定，所以货币政策也相对宽松，也有利于就业增长，这对美联储来说是最好的结果。
但后来我们知道了，钱多没把CPI推起来，而是把金融风险推起来了。我们国家在前几年提出了双支柱的宏观政策，就是为了应对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货币政策要关注金融风险，主要目标还是维持价格水平稳定，但同时有一个宏观审慎政策来关注金融稳定的问题，两个再结合在一起，既能维持价格水平的稳定又能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现在回过头来看，通胀会起来，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供给方因素。我们还拿美国为例，美国要刺激经济，做大规模的基础投资建设，这样的一个市场信号会让大宗产品涨价。但供给方其实是受到很大约束的，生产是跟不上的，所以由于疫情原因，供求之间出现了很明显的缺口。包括今年汽车芯片、手机芯片的短缺，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美国的两个指标也能说明这样的问题，现在美国的社会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
也就是说，美国经济活动复苏比较疲软，但需求很强劲。这和他撒钱的政策是分不开的。那么现在大家还在讨论美国通胀到底是暂时的还是持续性的。我觉得从概念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有一些临时性的特征，就是疫情把供给给遏制了，但从政策上来说，不管是撒钱的财政政策，还是在讨论的基础设施法案，都会让通胀持续很长时间，6个月、1年、2年，谁也说不好。
从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来看，对中国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美联储政策调整提前，对我们形成的外部压力。另一个就是我们的通胀压力。最近几个月，我们的CPI在温和地上涨，维持在1%左右，但我们的PPI涨得很快。CPI不涨，我们货币政策的空间可能会稍微大一些，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生产者价格比较高，但是消费者价格比较低，其实对经济的压力是挺大的。想象一下，投入品价格很高，但是产出品价格起不来，实际是企业的利润空间都会受到挤压，这对于中下游的制造业，尤其是中小微民营企业，今年的日子会比较难过。
谭主：有观点认为美国经济是在两杯毒酒中做选择，您觉得美国是否在两害相权取其轻？
黄益平：任何一个宏观经济决策者都是在不同的选择之间权衡，但我觉得“毒酒”还是有些严重，这次最大的变化，其实是美国对通胀的容忍度有提升。美国现在最大的担心就是经济复苏无法持续，这个时候压通胀，紧缩货币政策，就会影响经济复苏，影响就业，那你只能承受高通胀。其次还有一点就是再过几个月，鲍威尔就要换届了，他在短期采取很严峻的控制手段的可能性比较低。
但要注意的是，这对美国来说不是一杯毒酒，它喝了最多是不舒服，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就不一定了。美国采取的政策是有溢出效应的，美国通胀是会拖新兴经济体复苏速度的。过去我们一直在说，美国一感冒，我们就跟着吃药，这次美国得更大的感冒，那就得准备更多的药。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维持的时间越长，对那些经济比较脆弱的国家风险就更大，到时候你两害一权衡过去了，但更多的国家可能过不去。
2008年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全球五大央行同一天降息，那时候大家保的是系统性的，但这一次我觉得不需要一起做。美国现在已经是零利率了，它虽然不考虑下一步碰到问题该怎么办，不给自己留一点空间，但其他国家不能跟着它同样操作。总之，两杯毒酒的概念对于美国自身可能有些极端，但它确实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
谭主：美国货币政策等挑战，如何能转化成我们的机遇?
黄益平：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新兴市场国家，是否能够承受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我们的金融市场机制还不够健全，我们的监管框架还不够完善，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一旦遭遇资本的大进大出，就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在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和宏观审慎政策的设计方面可以想一些办法，可能采取一些管理的手段，或者是管制的措施，目的就是为了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把经济搞好。为什么南非、土耳其和俄罗斯在当年就发生了金融危机，因为它经济不行，它的金融体系很脆弱。如果我们的经济很强劲，即便有资本往外流的压力，其实是可以承受的，而且如果经济很强劲，投资者也会对中国经济长期持有信心。
谭主：最后想跟您聊一个具有未来感的问题。在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中国数字经济表现依然亮眼。在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哪些变化？
黄益平：数字经济应该说已经在改变世界经济了。疫情期间它发挥了最大的优势，就是无接触交易。我觉得从疫情的角度来看，可能是使得全世界更深刻地意识到数字经济的这种交易方式对于经济的价值。当然它背后还有很多更重要的，比如说中国的普惠金融。现在我们有了大科技平台生态系统，然后用大数据做分析，还可以做比较稳健的信用风险评估。简单地说，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你只要有一个智能手机，只要有移动信号，无论你在任何地方，都能享受到和大城市差不多的服务。将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我们生活的改变是方方面面的，全世界都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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