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Vista看天下
原标题：吴孟超：手术室里的“独孤求败”
来源：Vista看天下
● 本刊记者 王一博 / 文
吴孟超
生于1922年，“中国肝胆医学之父”。
吴孟超戴上专用的手术眼镜，换上绿色的手术袍，完成例行的消毒和准备工作后，走进手术室。
他是这一台肝癌手术的主刀医生。手术室里，他拿着手术刀，镇定自若，分离、结扎、切除，动作干净利索。40分钟后，主刀手术结束。吴孟超看着助理医生将病人的伤口层层缝合好后，点清楚所有医疗器械，才跨下垫脚凳，走出6号手术室。
这是2019年4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记录的一场肝胆外科手术。没人能看出吴孟超那时已经97岁了。
开完刀的他端着茶杯，一口气喝掉大半杯茶叶水，坐在办公室和同事们聊天。这是他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候，话也多了起来。他常跟同事说，一进手术室，血压就正常了。
90岁以后，吴孟超一周至少能做三台手术。直到前两年，他还在坚持每周看一上午的门诊。
仔细观察吴孟超的手，会发现他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朝大拇指的方向弯曲，中指却朝小拇指的方向弯曲，这是常年使用手术钳造成的。
“对于外科医生来说，当然手很重要，别的科就差一点了，所以外科医生的手就要不停地活动。”吴孟超一边跟本刊记者聊天，一边将双手手指交叉，两个大拇指快速轮转，这是他保持多年的习惯。
70多年来，至少有16000名病人因为他而脱离了生命的险境。他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是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肝胆医学之父”。
几个月前，吴孟超接受了心脏支架手术。休养了一段时间，吴孟超很想念手术台。身体刚有点恢复，他就在家人和医生的陪同下，去了位于上海嘉定安亭镇上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即将开业的孟超肿瘤医院。
那天，两个病房的病人听说吴孟超来了，都出门围着，争相拍照。一位病人家属见到吴孟超，迎上来介绍说，自己20多年前是吴孟超亲自开刀的病人。
吴孟超很高兴：“我想（病人）啊，还想回到手术台。”
“今年任务仍然很重”
有时候，他还嫌手术安排得不紧凑——明明一周能做四台。
即便90多岁了，吴孟超做手术前依然坚持亲自看B超，做B超前，他先将手搓热，再去给病人做检查；他随身带的本子上记录着病人的信息、病情，回家后还要给值班医生打电话，询问当天亲手做手术的病人的情况；吴孟超查房时，医生们都很紧张，他站在一旁翻化验或其他检查报告单，要求病床医生能将重要的指标脱口而出，否则，少不了挨批评。
“我一直守着病人，我离不开病人。”吴孟超把这话重复了好几遍，“当个医生就要干得好，干得像样。”
两年前，他每周还坚持看一上午的门诊。他很有耐心，详细询问每位患者的病史，还要给他们画图，解释病情。“原来常要预约10到15位（病人），他往往看到中午1点也看不完，只要有病人在等着，他说什么也不会离开诊室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护理部主任叶志霞说，他俩合作了四十年。
“我们想劝他，要劳逸结合，但怕挨他骂。”吴孟超的大女儿吴玲说。他的一位院士学生也劝他，看门诊太伤神了，我都不看了，你还看？吴孟超笑笑没有说话。
吴孟超不服老。叶志霞说，七八年前，吴孟超要去美国参加一个医学会议，美国大使馆担心长途跋涉，他的身体吃不消，给拒签了。吴孟超很生气，嗔怒再也不去美国了。他在一篇日记里写：“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
吴孟超制作的肝脏标本。（受访者 供图）
记日记是吴孟超中学时就养成的习惯。为吴孟超写传记的作家方鸿辉曾看过他的一些日记。那些日记没有个人感悟，只密密麻麻地写着每天要完成的任务。有时候，他还在日记里画下当天做手术的肝脏解剖图，标注出肿瘤的位置。90岁后，吴孟超每年日记开篇的第一句话都是“今年任务仍然很重”。“只要翻过吴老的日记本，就觉得这不是一位老人的时间表，连年轻人都吃不消，每天排得满满的，节奏太快了。”方鸿辉说。
“我的名誉算什么？”
甜甜生了二胎。吴孟超得知这个消息后，止不住地笑。
王甜甜是他82岁那年医治的一位病人。那是2004年，王甜甜正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身体却出现了异样，腰围莫名其妙增大，背部瘦得皮包骨头。在北京打工的母亲送她去医院检查，发现是肝脏中部长了一个血管瘤，已近排球大小。母亲带着王甜甜在北京、武汉、广州多地求医，却没有医生敢切除这个巨大的肿瘤。有医院建议做肝移植，但30万元的手术费对于他们家来说，是笔沉重的负担。王甜甜甚至在媒体上发了一封绝望的求救信：“谁能出钱救我，我愿‘典身’10年。”
有好心网友建议她去找吴孟超，或许能治愈。王甜甜赶往上海，找到了吴孟超。吴孟超组织了多次专家会诊，认为手术切除肿瘤仍有很大的成功几率。他对王甜甜打气：“不要怕，咱们一起和病魔斗一斗。”
手术那天，82岁的吴孟超和69岁的姚晓平医生共同主刀，傅晓辉做第二助手。现在已是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副主任医师的傅晓辉记得，手术从上午8点多做到了晚上7点，吴孟超作为主刀医生下手术台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摘除的瘤子足有9斤重。王甜甜被推进重症监护室时，尚未脱离险情，每分钟的心跳达到170下，吴孟超特地安排长海医院的心内科专家给予悉心照料。
两个月后，王甜甜康复出院，回到校园完成了学业。后来，她把婚礼定在了手术日的那一天。
类似的高难度病例在吴孟超70余年的从医生涯中不胜枚举。上世纪70年代，他切除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18千克）；还曾为全球年龄最小的患者（仅4个月）成功切除了肝癌（肝母细胞瘤），开创了婴幼儿肝癌手术的先例；他的病人蒋声和是目前世界上肝癌手术后存活时间最长的病人。
为王甜甜做手术前，有年轻同事劝吴孟超，这么大的瘤子，别人都不敢做，万一出了事，你的名誉就没有了。吴孟超回道：“我的名誉算什么？我不过是吴孟超嘛，那算啥。救治病人是我的天职。”
延安来信
拿起手术刀前，吴孟超曾在马来西亚手握割胶刀割橡胶。每天天不亮，吴孟超就拿着油灯和割胶刀，光着脚，跟着大人去割橡胶。
1922年，吴孟超出生于福建闽清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当时，国内军阀混战，风雨飘摇。为了生存，闽清一带的很多农民只能背井离乡，下南洋谋生。吴孟超的父亲也跟随同乡南下。
吴孟超5岁时，也只能和母亲、弟弟前往马来西亚诗巫投奔父亲。当时，他的父亲用在当地卖米粉攒的钱买了一块橡胶园，做割胶、制胶的小生意。“很穷。家里就说，跟着我父亲和我叔叔他们去干。干什么呢？割橡胶、锄草。都是这些事，真的，小时候就做这些事。”吴孟超说，“很早起床就去割橡胶，蛮苦的。”
割胶是种手艺活，吴孟超在纪录片《报国之路》中说：“（割胶）就等于我们做外科手术一样的，要精、准、快，也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锻炼了我。”吴孟超割了9年的橡胶，把割胶刀玩得十分顺手。后来，他把那段日子当作自己最早接受的操刀训练。
当时，马来西亚的橡胶市场被英国殖民者控制着，他们对华人态度蛮横，任意压价，100斤的橡胶只卖4块钱，甚至会因为价格谈不拢而无端地动武。吴孟超在那时体会到华人在外生存的艰难。
9岁时，吴孟超进入当地华侨办的光华学校，上午割胶、干活，下午上课。学校教的是中国课本，老师、校长都是中国人。随着国内局势越发严峻，学校也十分注重爱国主义教育。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爱国华侨陈嘉庚等人成立了华侨抗日委员会，宣传抗日救亡，在诗巫也建立了分支机构。吴孟超和同学组织了“抗日募捐义演队”，在华侨聚集的地方演出、宣讲，募捐的钱都交给了华侨的抗日救亡组织。有时，英国殖民当局雇用的印度警察，还会出面阻挠他们的活动，作为班长的吴孟超总会出面与警察说理。
临近初中毕业，吴孟超和同学把毕业聚餐的费用通过陈嘉庚捐到抗日革命根据地延安。“那时候虽然是穷学生，但还是跟我父亲讲，把这个钱寄回国抗日了。很多同学都一起爱国。”吴孟超说。不久后，学校收到了自延安寄来的落款为毛泽东和朱德的感谢信，吴孟超深受感动。
即将毕业的吴孟超面临新的选择。父母非常器重这个学习成绩优异的长子，希望他继续读高中，甚至想过送他去英国念书。但吴孟超却做出让他们吃惊的决定，他要回国。
“为什么要回国？就是因为抗日战争，中国人受欺负。这种爱国热情是发自内心的，那个时候就一门心思想回中国去，回国抗日，很坚定。”吴孟超回忆道。
父母理解儿子的爱国心，但不同意他的决定。毕竟，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谁能预料会发生什么？但吴孟超一次次地争取，“坚持要回国啊”，还是说服了父母。1940年1月4日，17岁的吴孟超和五位同学从诗巫启程，坐轮船途经新加坡、越南，历时近一个月，终于抵达昆明。
“到底有没有考虑这些后果啊？没去考虑，很单纯，回去就回去了，大家一起回去，兴趣很浓。没有想到这个怎么失败啦，或者要什么死亡啦等等这些，好像没考虑，回去就回去了。”2012年，吴孟超在《报国之路》中轻描淡写地讲起了回国的初衷。
归途中，一行人在越南西贡的海关办理入境签证时，吴孟超再次感受到中国人所遭遇的歧视。那时，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都在法国的势力范围内，签证官是法国人。吴孟超在入境登记表上签名时，签证官摆了摆手，用法语说了什么。一旁的越南警察用粤语说，中国人只能按手印。吴孟超用英语质问原因，签证官回答：根据规定，黄种人只能按手印。“我们真是气急了，但最终还是屈辱地按了手印。”吴孟超在一篇自述中愤慨道。
终于回到祖国的青年们筹划着去延安。当时，昆明是抗日的大后方，不少名校从沦陷区迁来。一位老校友指点他们，延安太远，路上艰难险阻，不如留在昆明，读书救国。于是，吴孟超在那里进入了同济大学附属中学念高中，又考取了同济大学医学院，开始了他的学医之路。
宁愿毕业就失业
吴孟超个头不高，只有1米62。身高差点限制吴孟超成为一名外科医生。
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爆发。此时，吴孟超正在上海中美医院实习。三年前，他跟随回迁的同济大学来到上海。战役打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很多伤兵被送到医院救治，吴孟超报名参加了抢救组，跟着外科医生一起为伤员开刀、取弹片、缝合，第一次体会到救死扶伤的意义。
那年夏天，吴孟超大学毕业，一心想去外科，却被分配到校附属医院的小儿科。他不甘心，找医务部主任申请转科。主任用奚落的口吻说，你的身高能当外科医生吗？
当时上海刚解放，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实属不易。但吴孟超不服气，宁愿毕业就失业，也不委屈自己，放弃了分配。正因此，他才有机会进入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也就是后来的第二军医大学。
“吴孟超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凡是他考虑透彻的事和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绝不会轻易改变，他也是一个敢于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人。”方鸿辉说。
1951年，吴孟超和高中同学吴佩煜相恋近10年，准备结婚。但当时几乎所有医院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住院医生不准结婚。适逢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吴孟超知道自己和吴佩煜完全符合结婚的条件，给院领导递了一份结婚申请，却没有得到批准。
尽管如此，吴孟超还是和吴佩煜去民政部门登记了。他的同学每人凑了4块钱的份子钱，赞助他们在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国际饭店办了婚礼。吴孟超还给院领导发了请柬，对方没有出席。吴孟超因此背了行政处分。当然，处分是不合情理的，最终取消了。吴孟超把这件事当作“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小小的，能让人回忆起来开心大笑的小插曲”。
“他不管别人有什么意见，他只要坚定一个方向以后，就一定要做的，果然后面都做到了。”吴玲笑道，“是蛮奇怪的，他好多事情，我们想不可能做成，他都做成了。”
吴孟超事业上的突破就是从中国肝胆外科的一片空白中开始的。1956年，他在老师裘法祖的建议下进入肝胆外科领域。中国是肝脏疾病的高发地区，吴孟超曾在一篇论文中指出：“1958年全国38所医学院校尸检发现的1979例恶性肿瘤中肝癌占第一位。”然而那时中国肝胆外科尚待起步，鲜有医生敢问津难度高的肝脏外科手术，连被称为“中国外科之父”的裘法祖也只做过一例肝破裂的修补手术和少数肝脏边缘肿瘤的切除手术。
1958年，一个日本的医学代表团来华访问，一位日本专家在一场学术报告中说：“中国的肝脏外科要达到日本现在的水平，起码也要三十年。”在场的吴孟超听到这句话很受刺激，连夜给所在的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写了一份报告，阐述“向肝胆外科进军”的紧迫性。
于是，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立了肝胆外科的科研攻关组，吴孟超任组长。他和同事张晓华、胡宏楷从制作肝脏标本开始。当年医疗条件薄弱，且缺乏理论支撑，吴孟超他们花了数月的时间，尝试各种灌注材料都失败了。
恰在那时，容国团获得了世乒赛的男单冠军，举国欢庆，吴孟超因此受到启发，用乒乓球的塑料做灌注材料，这才成功。到1959年底，他们三人总共制作了108具肝脏标本和60具肝脏固定标本。
中国肝胆外科领域，正是靠吴孟超这代医生从制作肝脏标本起步的。后来，吴孟超还创造了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世界上第一例在腹腔镜下直接摘除肝脏肿瘤的手术。“现在的年轻医生连一个模型都没做过。吴孟超他们当年解剖了300多具遗体，那是什么概念？有了这个基础之后，他才能‘随心所欲’。”傅晓辉说。
吴孟超曾说，好的外科医生的刀法以精准见长，“手术时不多开一刀，不少缝一针，尽量减少病人的创伤”。
“我所有的技术属于人类”
1986年，第一届中日消化道外科会议在上海举行，吴孟超是中方主席。日本医学代表团带来了一个摄制组，希望拍摄吴孟超切除肿瘤的手术过程。那时，吴孟超已是享誉国内外的肝胆外科专家。有人提醒他，你这一整套技术还没有申请专利，万一对方学会了怎么办？吴孟超不以为然：“我的所有技术属于人类，我吴孟超没有专利。”
2018年底，吴孟超正在做一场肝脏外科手术。（受访者 供图）
手术当天，日本摄影师的镜头对准了吴孟超的双手，用大特写记录开刀的全过程。手术进行到关键步骤，吴孟超微微抬头，眼睛注视天花板，纯靠手感迅速剥离瘤子。肝脏里血管、胆管分布密集，在手术中极易引发大出血，有时医生的眼睛看不到，只能借助双手感知管道的位置和走向。其中的秘密，其实是摄影机无法识破的。
这也要求肝脏手术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吴孟超的手术以快、准见长，这是他90多岁还能上手术台的原因之一。
曾有两位来自美国的医生不相信吴孟超90多岁还能开刀，想要亲眼验证。有一次他们来上海开会，想观摩吴孟超手术，一大早坐车从浦东赶往长海路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然而路上堵车，等9点多抵达时，手术已经做完了。
“老先生是有神来之笔。”傅晓辉感叹道，“人们说他是一个神话，是一个传说，但实际上根本不是，他只是在严格地遵循科学的规则，按科学的道理一步一步去做。”
上世纪90年代初，吴孟超提出加大医院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有人反对，认为医院把临床工作搞好就够了，为什么要碰投入大、费时间的科研。吴孟超不这么想，他说“肝癌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基础研究”，坚持走院所合一的模式。后来，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相继成立了几个研究中心，为肝胆外科的诊治提供了科研基础。
“他是非常超前的，他是站在更高的角度，他觉得最终攻克肝癌一定是通过科研。”傅晓辉说。
年岁大了，吴孟超的脾气不改。几年前，他想办一所质子重离子医院，筹建过程屡屡受阻，事情被搁置。吴孟超很不满，在日记里大动肝火。“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很有想法，就是要干事业。你们阻挡了我的事业，我心里不好受。”方鸿辉说。
回到离开诗巫的那个清晨。父母带着小妹到码头送吴孟超。离别前，父亲嘱咐他，要成为有出息的人。汽笛声中，吴孟超一边挥手，一边流泪。17岁的他没有想到，等到自己再次踏上马来西亚的土地，已经是53年后了——1993年，70岁的吴孟超第一次重返诗巫。
因为战争等时代原因，吴孟超和家人短暂失去过联系。他的妹妹吴珠仙曾说，抗战结束后，母亲给哥哥寄过很多封信，但都没有了踪影，哥哥杳无音信。
1957年，吴孟超得知，他的父亲得了胆囊结石、胆管结石，因为当地医疗条件差，手术后引发胆漏、黄疸而去世。当时，因私出国管控严格，已是军医的吴孟超想要出国更是困难。父亲的离世让吴孟超十分愧疚。“我自己是学这一行的，不能给我父亲医救，所以我很痛心。”他在节目《朗读者》中说起这件事，红了眼眶。
直到1982年，中国和马来西亚建交8年后，吴孟超的二弟吴孟良回国探亲。吴孟超和妻女在上海虹桥机场迎接。兄弟二人分离42年后重聚，相拥痛哭。那是吴玲第一次见到父亲流眼泪。
当时，吴孟超已经申请办理出国探亲的手续，但军人出国的程序复杂。吴孟良回马来西亚时，吴孟超托他给母亲带了三样礼物：一双绣花鞋，一对玉镯和一张记录他医学成就的光盘。母亲收到礼物，知道儿子没有辜负期望，有了出息。不久后，老人溘然长辞。
吴孟超和母亲的最后一面，永远停留在了17岁，他和父亲也只在1946年在福建老家见过一次，之后再未能会面。
2012年，吴孟超曾向方鸿辉回忆了离开诗巫的前一晚，他和同学们畅想着回国后如何抗日救国。“那天晚上兴奋地谈了一个晚上，是跟同学谈了一个晚上，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我真的很懊悔，真的……很懊悔……我当天晚上应该跟父母一起呀。现在想想那天晚上父母亲肯定一晚上也没有睡好觉呀，我感觉很遗憾……不料竟成了永别，跟我母亲永别了……我没有好好陪她一晚上，就跟同学在一起聊天，我真是的……”当时，90岁的老人眼里含着泪，说不下去了。
本刊记者问他，如果当年没有回国，这一生又会怎样度过？
吴孟超微微点了下头，想了想，一字一顿地说道：“我相信根据我这个人的脾气，还是要不停地干。”
（感谢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沈锋教授、院办刘随意主任、院办宗晓娜助理员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 参考资料：《肝胆相照：吴孟超传》，方鸿辉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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