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褚朝新
原标题：瞒报
来源：褚朝新
有目共睹，一些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遇到大型事故会习惯性瞒报。
本文，将以最近一起瞒报事件为例，讲述瞒报的经过、目的以及瞒报导致的后果。
13死瞒报为7死
2019年12月4日7时32分，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澄潭江镇的碧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发生爆炸。
官方对爆炸原因是这么表述的：因员工违规操作，13号工房内药饼与筐内残留药物摩擦起火，引起5栋工房发生殉爆。殉爆，简单的讲就是指一处炸药发生爆炸又引爆附近其他的炸药发生爆炸。
此次爆炸故事，造成13人死亡、17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528万元。
但是，当地官方最初通报里说的是1死1伤，后来又说是7死13伤。
这种伤亡数据逐步递增的情况时下很常见，有的确实是因为情况发生变化，比如地震之后交通中断、通讯中断，信息收集与传递完全靠人传播，很容易造成信息统计的不完整和不准确。
但浏阳这次事故伤亡数据递增，完全不是客观困难导致的，而是人为瞒报导致的。
爆炸事故发生不久，时任澄潭江镇镇委书记刘法裕获知伤亡情况为5死1伤。为隐瞒真相，他安排副镇长王挺攀协助碧溪公司实际老板陈发学将现场4具尸体运往江西，同时安排镇党委副书记唐建华和副镇长刘守龙、陶长富、武昶林等到江西协助陈发学处理死者善后事宜。
从刘法裕的人员安排看，是一个镇领导负责一名死者，这是做好了严防死守不希望真相流传的准备。
上午9时39分，刘法裕安排镇工作人员向浏阳市委办、浏阳市政府办、浏阳市应急局等部门书面报告该事故导致1死1伤。
10时10分，王挺攀向刘法裕报告，有1具尸体在镇干部到达事故现场前已经被家属运回家中。11时20分，王挺攀在事故现场又发现了3具尸体，并报告给了刘法裕。
此时，刘法裕已经获知伤亡情况为9死1伤。
12时16分，浏阳市将准备公开发布的通报稿反馈给刘法裕审核签字，明知已经有9死1伤的刘法裕未对通报中1死1伤的数据进行修改，导致浏阳市官方首次对外公布的官方通报中伤亡数据为1死1伤。
下午16时10分，澄潭江镇党办主任周英运向刘法裕报告，在医院统计受伤住院的伤员为13人。
16时30分，王挺攀在清理现场又发现3具尸体，随即报告刘法裕。此时，刘法裕掌握的死亡人数为12人。
17时左右，澄潭江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尹灿文经统计以及调查走访形成了13死13伤的伤亡人员名单，并向刘法裕报告，刘法裕要求其从已知死者中选7人报送，尹灿文当场提出异议，要求据实上报，刘法裕未予采纳。
17时10分，湖南官方召集现场碰头会，刘法裕向湖南省应急厅副厅长朱崇洲、浏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新伟及浏阳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敏等人报告事故伤亡人数为7死13伤。
但是，会前浏阳市应急局局长熊湘东已经向吴敏报告，事故实际死亡人数在10人以上。明知数据不实，吴敏在会上对刘法裕上报的虚假数据予以默认，未提出反对意见。
17时47分，刘法裕安排工作人员向浏阳市市委办、浏阳市政府办、浏阳市应急管理局书面续报7死13伤。
晚22时，浏阳市应急局副局长、公安局微爆大队大队长王义勇撰写了《现场清查情况报告》，其中确定伤亡情况为7死13伤，吴敏在该报告上签了字，随后上报给了应急管理部。
12月5日，刘法裕得知湖南省要对事故提级调查，嘱咐王挺攀联系该镇相关工作人员和碧溪实际老板陈发学统一口径，按照“7死13伤”向调查组反馈。
12月6日，刘法裕得知湖南省纪委监委联合调查组在走访中发现了此前上报的7人名单以外的死亡人员，并准备调看事发企业的监控录像，意识到已经很难再隐瞒真相。
12月8日15时30分，吴敏、刘法裕向浏阳市委报告了事故伤亡的真实数据。当日19时30分，刘法裕和尹灿文向湖南省政府事故调查组说明事实真相。
7死与13死的区别
刘法裕为什么要一次次瞒报事故死亡人数呢？
首先，得知死亡人数为5死1伤的情况下，刘法裕安排下属将4具尸体转移到江西，对上对外公布只有1死1伤，意图将事故的级别控制在“一般事故”。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对“生产安全事故等级”有明确的数据界定：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一般事故，上报至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即可。
浏阳第二次发布信息称7死13伤后，该事故被认定为“较大事故”，《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规定较大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此外，较大事故要逐级上报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
事实上，浏阳事故实际13死13伤，属于重大事故。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此外，重大事故必须逐级上报至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
针对不同等级的事故，对相关的行政官员的问责严厉程度也不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导致了官员们会瞒报事故伤亡人数。
不过，官方极少明确公开公布“死亡多少人处分哪个层级”之类的信息，各地只有零星披露，或者从事后的问责结果看出个大概。
2005年4月1日，湖南郴州市桂阳县荷叶镇贵达煤矿副井的透水事故，已造成17人死亡，湖南省监察厅的监察建议是暂停桂阳县时任县长徐达华的县长职务，另外事发地镇党委书记、镇长和副镇长被免职。
2007年，山西临汾市委、市政府宣布：今后各县（市、区）凡是矿山非法、违法生产导致发生10人以上（含10人）死亡事故的，书记、县长一律撤职。
2010年4月河南伊川县矿难已造成4人死亡、2人受伤，伊川县时任县长吴立刚和主管安全的副县长金纯超被免职。
2010年10月，贵州安顺普定县一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导致12人死亡，普定县县长庞琨和普定县副县长刘和邦因对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普定县马场镇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吴能正和镇党委委员、镇政法委书记赵玉祥及镇安监站站长王良虎也被免职，普定县安监局局长朱贵江和县工业经济局局长梅世海也同时被普定县纪委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从可查的案例推断，死亡人数越少，行政官员被处理处分的程度越轻微，死亡人数越多，处理处分的官员层级越高越严厉。在山西临汾这种过去矿难频出的地方，甚至死亡10人以上就要撤县委书记和县长。
浏阳的刘法裕和吴敏，一个作为镇委书记一个作为县级市的常务副市长，瞒报死亡人数试图将事故控制在“一般事故”也就是事故的最低等级，目的就是希望受到问责的层级尽量低、受到的问责严厉程度也尽量轻，说穿了就是为了保自己的官位。
瞒报的危害
瞒报，后果很严重，人命关天。
矿难瞒报，井下如果还有人，会耽误救援，甚至会误导决策者停止救援。
浏阳瞒报事故发生后，当地官方分析指出，属地政府、有关部门恶意谎报事故信息，协助事发企业转移藏匿遇难人员遗体，造成应急救援不及时、处置被动。
这种刻意的人为的瞒报，性质恶劣，那些因为盲目乐观、麻痹大意、轻视导致的变相瞒报，也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
我是2003年非典的亲历者，至今记忆犹新。最紧张的时候，武汉封城，基本只允许进不允许出。
北京当时的情况，比武汉严重多了。
2003年4月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面对云集的记者说：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欢迎大家到中国来旅游，洽谈生意，我保证大家的安全，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
现在很难判断张文康这么公开说的真实意图是什么，究竟是他确实当时不知道实情还是知道实情故意瞒报呢，总之张文康的言论让很多人放松了警惕，某种程度在当时加剧了疫情的传播与扩散。
事实并非张文康说的那样，4月20日，当时新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高强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北京确诊非典339例，疑似病例402例。
当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张文康被免去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一起被免的，还是时任北京市长孟学农。
当时，广州也是如此盲目乐观。
2003年2月11日，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专家称：所有病情均在控制当中。
2月21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退休教授刘剑伦去香港参加婚礼，入住香港京华酒店，房号911。他是病毒感染者，同酒店七名旅客感染。一名从香港前往越南的美国人，病倒在河内。常驻河内的世卫医生武尔班尼向WHO通报病情，一个月后，武尔班尼也因感染去世。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该病命名为SARS。
2003年7月，官方统计的数据，死亡数字触目惊心。
可防可控，这些话多么耳熟。盲目乐观，结果代价惨重。
有些盲目的乐观，是因为无知，在还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过高自估，比如面对某些不知来源的疫情时，自认为医疗技术高超、设备先进，有全国最好的病毒实验室等，轻敌大意，结果情势日益严峻。
个人觉得，面对一些未知的疾病，在还不知道怎么治的时候，大家应该高度重视，不应该盲目乐观。
盲目乐观，就会疏于防范，就不会早一些采取更高级别的应急机制，一旦延误，事态扩大，后果就不堪设想，正如非典。
最后把钟南山先生20日接受央视采访的几句话送给大家：最近没事不要去武汉，出门记得戴口罩，勤洗手，发烧及时去医院。鉴于已有的先例，大家还是长点心，遇到特殊状况时不要慌但也别太不当回事。
褚朝新
2020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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