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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洁若：岁月皆文章
来源：Vista看天下
本刊记者 徐牧心 / 文 沈佳音 / 编辑
文洁若独自居住，终日与书为伴。（柴程 摄）
文洁若
生于1927年，翻译家，
中国翻译日文作品最多的人。
临别时，文洁若坚持送我和摄影师每人一本书。她拿出两本她翻译的《罗生门》，翻开扉页，找来笔，一笔一画竖着写下我的名字。
“你想写女士还是女史，现在好像都喜欢用女士了。”文洁若问道。
“女史”一词已很罕见，因为谐音的缘故旁边人笑了两声，于是她便一本正经地解释这是对女性的一种尊称，一边写下“女史惠正”，落款为“文洁若敬赠”，日期是竖着的“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廿九日”。
她的字一笔一画，竖着写来从右到左。早年也有人写信向她求字，信中附带两张宣纸，但近几年文洁若已不再回复。“我就想你们这些人自己练多好啊，毛笔字，凡是中国人都应该会啊……”
尽管她耳朵已经有点背了，但逻辑清晰，声音不疾不徐，遇到意见不同的话题也只是简明扼要地说清自己的观点，求同存异。
她依然住在她和先生、翻译家萧乾的那个“后乐斋”里。狭小的客厅里，到处是书架、装满书的箱子以及一堆厚厚的字典。文洁若的书桌就在书的包围之中，桌上也放着各种各样的杂志、写着中文日语的纸片。书桌上最显眼的是一张萧乾的巨幅照片，那是他二战时在西欧战场上的留影，他是那里当时唯一一位中国记者。
每天早上7点起床后，文洁若做一顿简单的早餐吃完，就坐到书桌前开始工作了。已经93岁的她每天坚持翻译几百字的日文小说，她是目前中国翻译日文作品最多的人。2002年，日本政府授予文洁若“勋四等瑞宝章”。著名的“天书”《尤利西斯》则是她与丈夫萧乾共同翻译完成的。
他们的老友，北大教授孙玉石曾为萧乾、文洁若夫妇与学者丸山升的往来书信作序，他写道：“在过去的令人难忘的一个世纪里，他们同为历史变革的参与者。他们同是历史真实的寻求者。他们又同是历史真理的守望者。”
爱恨日本
“yosen（音）是什么意思呢，我给你找。”文洁若的思维有些跳跃，跟我聊天时提到了一个日语词，她一伸手就拿来一本日语词典——这本词典十分厚重，书页有些泛黄。“喏，这个。”她只翻了两三下，就找到了词条：“是住手、停止的意思。”
这个词来自一段往事，文洁若说起来时依旧有些愤慨：“有一次两个日本军官上了电车……结果比他先上来一个女孩子，特别漂亮，一个军官就（开始）动手动脚，恨不得当众要给人强奸了。但是谁都不敢吭声，因为只要一反对，他就用手枪把人打死。幸亏跟他一起的那个人说两个字，yosen（住手），大概只有他们两个人和我能听懂。那个人就吓得不敢动手了，幸亏碰到一个好军官，我看那个人比他多两道。”
后来她还听老舍的夫人讲起，之前有一次是一个日本军官在看戏，那个戏子漂亮极了，但是军官却发现那戏子从来不看自己，“人家戏子在台上（唱戏），底下是谁她怎么知道啊，结果（军官）一下子就给打死了”。
文洁若1927年出生在北京，父亲文宗淑曾是驻日外交官。1934年，在北平的孔德学校读完了小学一年级后，在驻日使馆任职的父亲就将一家接去了东京。
在日本的那段日子，文洁若充分感到当时作为一个中国人会遭遇怎样的歧视。她对本刊记者回忆，一次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路边站岗的日本军人以为她是日本人便朝她敬礼。文洁若不想回礼，但又怕举止奇异惹来麻烦，只得从此绕路回家。
1936年2月26日，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二二六”事件。这是由日本皇道派的青年法西斯军官制造的军事政变。这一天东京大雪。文洁若还记得，学校停了课，大家坐在榻榻米上，围着收音机听广播，从父亲严峻的神态中，孩子们嗅到一丝不祥的预感。
这次由日本极右人士发动的武装暴动，尽管失败了，但也对弱国驻日的使馆造成了影响。当年七月，文宗淑不得不带着全家返回北平。
文洁若和姐姐只得进入北京日本小学读书。这里的条件十分简陋，操场太小，校舍太矮，大家只能去学校旁边的树林里上体育 课。
文洁若回忆起那段就读于日本小学的时光，说：“我时时刻刻意识到周围的同学是侵略者的后代。小学六年级时，全校师生到清华园去慰问伤兵。”12岁的文洁若，“站在被日寇辟为野战医院，遭到野蛮破坏的清华校园里，暗自做着强国梦”。
文洁若计划在100岁的时候出本自传，而战争时期就是她最想写的部分——她说这是她一生中最苦难的时期。
文洁若对日本学界及文学都了解颇深，或许是这段记忆过于惨痛，她对各个日本作家褒贬不一，其中，是否谴责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
尽管十分肯定三岛由纪夫的文学成就，但文洁若从不认可他。尤其1995年，当文洁若听说武汉大学要召开三岛由纪夫国际研讨会时，十分愤慨。她写道：“这些人竟全然忘记了三岛由纪夫是个鼓吹军国主义的反动文人。”
相比之下，村上春树倒在“可以接受”的范畴，尽管她不太喜欢那本《挪威的森林》，觉得“看不懂，莫名其妙”，但后来知道他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作家，便有了改观：“我不会去翻译他，（但）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正面人物，因为他反对战争。”
逝去的大师
父亲是文洁若翻译生涯最早的引路人。小学课业不重，文洁若有不少课余时间，于是开始学着把课本上的插画画下来，旁边的文字就译成中文。父亲十分鼓励这样的活动，还建议她试着把《世界小学读本》的日译本翻译成中文。
那时候文宗淑已经因为“二二六”事件丢掉了饭碗，后来只能靠变卖家中的藏书过活。而文洁若就这样每天晚上坐在父亲对面，跟他共用一盏台灯，花了4年把这套书翻译成中文，共有10万字。
19岁时，文洁若考入了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在向翻译大家们组稿时，文洁若也在学习与观察。编辑部给文洁若指派工作时表示：“常人无法翻译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就交给周作人和钱稻孙。”
文洁若回忆起年轻时遇到的大师们，感叹道：“像过去的一些本国学问底子厚，文笔好，而对所译作品又理解得那么透彻的‘大师级’老译者，今天可真难觅到。”
文洁若曾给翻译家钱稻孙做过一段时间的学徒。钱稻孙因为常年对着密密麻麻的小字，患上了白内障，当时已经无法直接看文稿，于是让文洁若先把原文念出来，再把译文念出来，闭着眼睛告诉她哪里有用得上的工具书，最后把修改意见口头说出来。以《源氏物语》的翻译为例，文洁若觉得丰子恺和林文月的国学底子和日本古文水平都不如钱稻孙。只可惜钱稻孙四万字的《源氏物语》译稿在文革中不翼而飞，而他本人也在1966年死于非命。
而周作人则更为沉默一点，在与他打交道的七年时间里，他给文洁若的印象是：“他始终不曾忘掉早年享有的盛名，所以战后二十年所遭受的冷遇，使他不知不觉变得有些矜持了。”
不管日语原著有多么晦涩难懂，主题有多么冷僻，在文洁若的印象里，周作人的译文都无一点错处。作为周作人的编辑，文洁若常把他的稿子和原文拿来比对——仅仅是为了学习，因为文章不仅毫无差错，还常有让人拍案叫绝的精彩之处。
每次来到周作人位于八道湾的家中，文洁若总是看到他的书房窗明几净，书桌上只摆放笔砚、稿纸与原著。他每天伏案十个小时以上，自己研墨，毛笔正楷。他从不打底稿，改动也很少，总是考虑好了再下笔。
他不爱聊天，每次文洁若在谈完工作后，想出于礼貌聊一会儿天时，他一定只问一句答一句，绝不多说，文洁若从未见过他哪怕是出于礼貌而展露一丝笑容。
但周作人喜爱给儿孙们讲笑话。孩子们笑得开心，他也笑，他以为人家是被他的笑话逗笑的，实际上大家只是笑这位落魄的祖父老来健忘，连笑话都是翻来覆去的那几则。
后来文洁若将这些往事集结成册，从1930年去世的诗书画家姚茫父，到2010年去世的作家史铁生，大师、故人纷纷陨落，而文洁若记录他们的往事，带着他们的记忆，如同百年来一位守望者。
风雨同路人
文洁若与萧乾的姻缘也是始于文字之交。
萧乾与文洁若。（受访者 供图）
1949年，旅英多年的萧乾站在十字路口徘徊良久，最终，他谢绝了剑桥大学终身教职的聘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北京。“不管我有多少顾虑，怎么犹豫，最后的抉择是注定了的。我要回到北平去，在那里，我要第一次筑起自己的家，一个稳定可靠的家，并力所能及地做点有益的工作。”
这个半生漂泊的旅人归来了，将要在这里遇到自己的终身伴侣，建立起梦寐以求的家庭。1953年的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突然跑进办公室对文洁若说：“萧乾调到文学出版社来了，但他正在修改一部电影剧本，暂时不来上班。如果有什么稿子想请他加工，可以通过秘书送到他家里。”
文洁若中学时就听说过萧乾的名字，知道他是《大公报》年轻有为的记者，也看过他写的小说。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很多苏联作品都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比如苏联小说《百万富翁》，当时已经有了三个中译本，但由于是直译，大多佶屈聱牙，文洁若自己也下了很多工夫，却只能做到“信达雅”中的“信达”，“雅”就做不到了。
于是，文洁若就去请萧乾帮忙。十天后，校样改回来了。文洁若惊叹地发现，琢磨好久都未能改好的句子，经过萧乾的加工，终于甩掉了翻译腔。
文洁若把原文和原译文以及萧乾的改动都抄下来，研究该怎样校订和润色稿件。她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认识萧乾以前，我常常以自己19岁时能考上竞争性很强的清华大学，在校期间成绩也名列前茅，走上工作岗位后，对编辑工作也能胜任愉快而沾沾自喜。但我了解到他的生涯后，常常以他在我这个年龄已能做出多少成绩而鞭策自己。”而萧乾则评价文洁若“是个讲究一个零件也不丢的人，（她的翻译）连原文里的虚词都不放过”。
第二年，文洁若27岁，萧乾44岁，两人完婚。这是萧乾的第四段婚姻，两人相伴终生。萧乾多次在回忆录中写到新婚之夜，文洁若还在灯下看校样。他们二人最喜欢用的词是“teamwork”（合作），每逢其中一方有了紧急任务，就共同协作完成它。所以小儿子萧桐还没正式学英文就听懂了这个词。
在文洁若的带动下，萧乾加大了翻译工作。仅仅1956年，他就翻译了三本书：《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好兵帅克》。其中，《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印了八十万本，后来又再版。
1994年，文洁若和萧乾刚翻译完尤利西斯，这是他们俩当时的工作台。（柴程 摄）
然而暴风雨很快来临，1957年，萧乾被打成右派，被批斗，被下放。只有钱锺书肯停下来，不顾“积极分子”可能会去举报，坦坦荡荡地在街头与他聊天；只有巴金在会议上肯大大方方地坐在他身 边。
“文革”期间，文洁若的母亲被迫害致死，文洁若也被关进了牛棚。在牛棚的日子里，文洁若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交代材料能写，就把小时候翻译的那套《世界小学读本》交了上去，作为从小走“白专（专注学术钻研而不关注政治）”路线的罪证。
萧乾挺不住了，1966年的时候服安眠药试图自杀。后来他在回忆里写道，当时文洁若这样劝他：“不！我们要活下去，活着要看这帮恶魔的灭亡！”他很佩服文洁若，“仿佛我在精神上越瘫痪，她就越坚强果断，拿得出办法”。“她就像轮船触礁后，站在驾驶台上指挥的船长那么斩钉截铁地做着决定。”
后来常有人问及文洁若长寿的秘诀，她给出的答案便是瓜果蔬菜。当自家购置的房子被侵占，萧乾与孩子们只能住在胡同里一个8米的“门洞”中，而她曾经在办公室住过一年。在这期间她顺便做了个实验：“我想看看光吃水果、蔬菜能不能活，居然就这么生活了半年。”
文洁若深信未来并不惨淡：“嗨！中华文明几千年，还能这点儿（波折）都挺不过来？”
最快乐的时光
而《尤利西斯》的翻译被文洁若看成是两人半个世纪文学姻缘的结晶。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文洁若在东京上小学时，有一次，与父亲逛书店，父亲便指着五册袖珍本岩波文库版的《尤利西斯》日译本对她说：“你看，日本人连这样难懂的书都译出来了。”
回国后，1941年6月，文洁若在北平东单三条圣心学校读英语，教他们的爱尔兰修女也讲起了《尤利西斯》的主人公布鲁姆。六年后，她又在清华大学外语系美国教授开设的课程中听到了这本书的介绍，老师边讲边写，涂了满满一黑板。
也正是那时，萧乾在英国伦敦读到了这本小说，视为“天书”。他给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写信道：“这本小说（指《尤利西斯》）如有人译出，对我国创作技巧势必大有影响，惜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
初识萧乾时，文洁若便与他聊起来这本奇书。文洁若回忆道，当时萧乾随手就从案头抽出一本奥德赛出版社1935年版的《尤利西斯》给她看，上面还用紫墨水密密麻麻地在空白处写满了笔记，这是萧乾所谓“下的傻工夫”。初读《尤利西斯》时，萧乾也觉得这是“天书”。
文洁若的家庭合照。（柴程 摄）
然而作为意识流小说的开山鼻祖，《尤利西斯》却一直没有中译本。1990年，时任译林出版社社长的李景瑞找过很多翻译家，却都被婉拒。比如他想请钱锺书出山，钱锺书回信婉言谢绝：“八十衰翁，若译此书无异于别开生面的自杀。”
直到找到了文洁若与萧乾，才终于劝得他们同意。文洁若在文章中写道：“（我当时）心想：既然旁的国家有几种译本，中国也应该有……然而总得有人先来闯闯路……我们这只是抛砖引玉，当人梯，晚年能从事这么一项大工程，还是值得的。”
文洁若雄心勃勃地干起来了，起初萧乾只想做个“校者”，但慢慢地也越陷越深。夫妻二人开始协力合作，把一条绳子挂起来，常常是文洁若先从英文翻译成中文，把这张纸挂在绳子上，直接就递送到萧乾那里，由他来润色。
1994年，《尤利西斯》中译本出版后，在国内外都引发关注。美联社记者特意登门采访报道。文洁若感叹道，读了报道才明白他们把《尤利西斯》的中译本看作中国文艺方面改革开放的象征。上世纪五十年代连《简·爱》和《约翰·克利斯朵夫》都曾遭到批判的中国，如今竟然翻译出版在西方也有过争议的《尤利西斯》，“这表明中国真的走向世界了”。文洁若说，翻译《尤利西斯》那四年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五年后，萧乾溘然长逝。从此，文洁若开始独自居住。她不请保姆，也不让子女在旁陪伴。她也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与外界的联系主要通过一部座机。然而正如她在萧乾在世时所说的那样：“我们并不寂寞，因为我们有做不完的工作，并且生活在书丛中。”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她先后翻译了800余万字。退休三十余年，文洁若说：“我一天也没闲着，反而比在职时更忙了。”她甚少出门，几乎整个白天都坐在书桌边。书桌微微倾斜，以便让她的颈椎舒服些。她至今依旧保持着每天翻译几百字的工作量。
她守在城市的一隅，日复一日陪伴她的就是满屋子的书。“天地间许多事物（如花草、宠物）都是人类的朋友。可是最好的朋友还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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