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VISTA看天下
原标题： 郑小瑛：指挥风的女人
来源：VISTA看天下
本刊记者 毛晨钰 / 文 沈佳音 / 编辑
郑小瑛
生于1929年，
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
2019年12月15日，厦门天气晴，来自台湾海峡的风灌进郑小瑛位于25楼的家。
9点40分，起床不久的郑小瑛正在吃早餐：一杯兑了可可的牛奶，一颗煮鸡蛋。大风淹没说话声。她吃得很急，顾不得讲话，扬起两手挥了几下，老伴刘恩禹便“得令”把窗关上。
这是中国首位女指挥家的气派。哪怕年过九旬，仍指挥得了风的起落。
还没来得及吃两口，手机振动了，是助理程远发来的信息。“你看，还来问我，如果没有选上，报名费退不退？你们说呢？”她转过头望向记者及拍摄团队。等不及旁人的回答，她便坚决回道：“当然不退！应该有个门槛，他们自己应当好好考虑要不要报名。”中气十足，完全看不出她已经与癌症斗争二十多年了。
就在受访前一天，郑小瑛刚刚发布了“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的招生通知。她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招收有歌剧专业背景的青年教师和毕业生，把他们招到厦门有针对性地训练一周，然后登台演出歌剧作品。这是她恢复“洋戏中唱”的又一次尝试，“这次又是我的贼心不死”。之前，她曾两次向国家艺术基金申请经费推进“洋戏中唱”，都被打了回来，“想起来心里头也是很窝囊”，最后索性“不求他们了，我自己干”。
也许刚起床不久，采访前10分钟，郑小瑛语速很慢。当话题聊到歌剧、交响乐时，她才真正活泛起来。歌剧之于她，是肾上腺素。
2005年末，76岁的郑小瑛在福建龙岩演出，身穿标志性白衬衫、黑外套的她大步流星从舞台左侧入场。还未登上指挥席，她脚底一滑跌到场下。地板砸出一声响，所有人都被震得从椅子上站起来。
郑小瑛被扶到台边。她把众人请回去，稳了片刻，继续登台指挥。开场前，她声音响亮宣布：“请大家放心，一场虚惊”，身姿依然挺拔，只是头发有些乱。
那场一个小时的演出后，郑小瑛浑身疼了两个月。
现在回忆起来，她乐得展眉大笑：“摔跤后我自己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我活了！”
这回，她又重新启动9年前就初次试水的歌剧艺术中心“洋戏中唱”项目。当时第一次尝试，她没有招来一个学生。
她把自己正在做的这件事形容为“拓荒”，“连一个助手都要从头培养”。就在吃早餐的间隙，她不断回复各种信息。这几天，她都在忙招生这件事，大到演员的选择，小到招生信息的内容，都要一一把关，“在厦门，我要做的事情只有我明白”。
一场孤军奋战，挺到最后的必是“将”。作为指挥家，她双臂高扬，一挥，就是“将”。她今年已经91岁了，不知道所谓“最后”会在哪个时刻抵达，但“人活着总要做点事，我只会做这个事，所以就要去做”。
“我不是大小姐”
最近，郑小瑛在音频分享平台“喜马拉雅FM”上开了一档节目，每期在20分钟左右的节目中介绍有关交响乐的内容。在她的讲解中，没有高深的技术名词，大多浅显易懂，比如将各种乐器的音色比作画家调色板上的原色；通过解析交响童话教人欣赏管弦乐……负责剪辑的工作人员告诉郑小瑛：“从来没听过这么亲切、易懂的音乐讲座。”
让更多人听懂音乐，是郑小瑛干了几十年的活儿，她决定“现在得利用一下网络”。她觉得这是更长久性的东西，可以留给孩子们。
最早，这些深入浅出的音乐讲座是透过“大声公”传达给观众的。
1979年秋天，经典歌剧《茶花女》在北京西郊五道口工人俱乐部上演。这是禁演十多年后的首次演出，担任指挥的是郑小瑛。
台上灯光暗下，身穿黑丝绒演出裙的郑小瑛登台。音乐将起，台下观众仍在聊天、嗑瓜子、吃花生。指挥棒划出起拍，场内仍未安静，乐队不得不放大音量来盖过喧哗。
凄婉序曲演奏得铿锵昂扬，演奏者面带苦笑，观众甚至哄堂大笑。郑小瑛记得，幕间休息时还有观众跑到乐池边，“怨不得这么齐呢，敢情这儿还有个打拍子的呢”，“喂，打拍子的阿姨，你们这光唱不说的叫什么戏”。
2010 年4月11日，郑小瑛偕厦门爱乐乐团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 新华社 图）
音乐教育缺失十几年，中国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歌剧了。演出结束，她一个人坐在曲终人散的观众席。她翻着谱子，一个小时过去，一行都没看进去。她想让更多人听懂歌剧。从那之后，指挥郑小瑛有了另一个身份：讲解员。
每次演出开场前20分钟，郑小瑛就拿着喇叭到剧院门口吆喝，请观众提早入场听讲座。剧院不舍得花钱登广告告知观众，她就自己写海报贴在售票处。郑小瑛得从剧院门口的红薯小贩、糖葫芦摊上夺回观众的注意力，增强他们对歌剧的兴趣和理解。
起初只有二三十个听众，后来有一两百人，甚至有人多次买票只为听郑小瑛的讲座。有孩子拿着节目单，边听讲座边做笔记，也有人专门带砖头大小的录音机来录制讲座内容……
当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一个放下身段的指挥。有人嘲讽郑小瑛“想出风头”；有人觉得指挥去讲解音乐，是不务正业……“如果当时我听了那些风言风语就不做这件事了，那哪里还会有现在所谓的‘导赏’。”她那两条细细的眉毛高高吊起，骄傲地说。
厦门爱乐乐团中提琴演奏员张克岐这样评价郑小瑛：“她就是所谓一个字，轴。得到别人的认同，这最好；不认同，那就做出来给你看。”
郑小瑛的“反骨”或许是某种遗传基因。1929年9月27日，她出生在上海。一落地，就是个九磅半的“大块头”女孩。父亲郑维和母亲温嗣瑛没有按照家族辈分排行给女儿取名，而是用了父亲的姓和母亲的名。这是他们不顾反对、追求爱情的结晶。
温嗣瑛出生于重庆一个穆斯林书香门第，上学时就不顾父母反对，到上海女子体育高等师范就读，是中国第一代女子体育教师。郑维则来自传教士家庭，是庚子赔款公费留美学生，跟孙中山长子孙科和宋子文胞弟宋子良都是同班同学。
“我父母的爱情实在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所以我从小也没受到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郑小瑛回忆道。
从出生起，父母就在银行里为郑小瑛存入教育专用款。那时候好莱坞童星秀兰·邓波儿正当红，郑小瑛看了她的电影特别着迷，就在家学她边唱歌边跳踢踏舞。对此，母亲很赞赏，她想把女儿培养成新式名媛，郑小瑛6岁时开始学钢琴。
父亲郑维则负责把郑小瑛练得更“皮实”：学习成绩一定要好，必须考第一，今年成绩必须比去年好。家里有体力活，也会叫上郑小瑛一起干。
她不是养在深闺里的姑娘，是个“大个子”女孩——她的脾性与个头相配。
日军在上海制造“八一三事变”后，郑家变卖家产，西迁避战。在川渝，郑小瑛的性子愈发野了。
他们住在重庆南岸老君洞半山腰的镇江亭。行经之处，每隔一段就有个小庙，直通南天门。一到傍晚，就会有道士敲钟打鼓，“从最下面的寺庙传到最上面，差不多要1个小时”。她有时会从道士手里抢过锤子敲钟，随后找到了新乐子，每天跑上跑下敲钟。到成都住校学习时，她总把母亲给的坐独轮鸡公车的钱拿去买零食。她更喜欢赤脚穿草鞋，跟在黄包车后头，踩着一路烂泥跑回家。
曾有时尚媒体以“民国大小姐”为主题，专门拍摄采访她。她说：“我不是大小姐，我是干活的！”
在程远印象中，80多岁的郑小瑛带团到外地演出，都是跟大家一起挤经济舱，下基层演出时曾7天坐了两千公里大巴。冬天演出，她允许团员们穿厚实衣物，自己仍只穿白衬衫、黑套裙。而在工作间隙，她又“野”得很。有一回到北京演出，趁着半天空闲，郑小瑛跟着导引换乘图把刚开通的6号线地铁坐了个遍。
在本刊拍摄团队组装设备的间隙，她也一刻闲不住。作为一个指挥，她习惯掌控全场，让每个人自我介绍各自工种。轮到她的时候，郑小瑛在挑高的客厅砸下5个字：“我是干活的！”声音洪亮，掷地有声。
出走的娜拉
郑小瑛被现在的年轻人难倒了。
“我不懂现在的年轻人喜欢什么。什么是沉浸式话剧？怎么应该最好懂的话剧我都看不懂了？”她的眉毛拧得纠结，频频向年轻一代发问。
时代跑太快，她望不到答案，只能一遍遍回头复习年轻时的自己。
她保存着“抗日七君子”之一的史良题词的纪念册。
1937年，辗转到重庆的郑家在南岸老君洞半山腰的镇江亭租了个小亭住下。史良住在他们楼上。当举家随父亲工作变动迁往成都时，史良在纪念册上写道：“你有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爸爸，又有为家庭和社会服务的干练妈妈，他们是男女国民的模范，你要学习他们，担负起中华儿女应有的责任来，才是真正的救国。”
这段话为郑小瑛的人生起了个调。
小学毕业时，郑小瑛就曾和好友一起去报考空军幼年学校，可惜当时学校不收女生。1947年，高中毕业的郑小瑛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在正式读本科前，她需要在几所经由协和认定的教会大学读三年生物系医预科。
郑小瑛在家中接受本刊记者专访。（ 洪江摄）
郑小瑛入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这所学校在当时被认为是培养淑女的教会大学。”郑小瑛解释。偏偏在这所“从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学校，郑小瑛参加了进步学生的活动。当国民党特务抓走进步学生时，她跟金陵女大60多名同学加入游行。郑小瑛是举旗手之一。她跟同学朱文曼扯起横幅，上面写着“还我人来！”再回忆起这段往事，郑小瑛特别补充，“可不是因为我不怕死，完全是因为我俩是大个子。”
她与学校地下党组织有了更多交集。
1948年12月24日，郑小瑛决定出逃，目的地是解放区，“根本不知道前方是什么，只有一腔热情，觉得对民族要有一点担当”。
这是她的第三次尝试。父母觉得这一行前途未卜，坚决反对。第一次她躲在衣柜里被母亲发现，第二次妹妹郑小维的日记让母亲温嗣瑛看出了端倪。这一回，母亲又看穿了郑小瑛的盘算。母女约在现在的复兴公园见面。郑小瑛嘴上答应母亲一同回家过平安夜，其实口袋里揣着当晚去汉口的船票。
半个月后，她安全到达解放区，才向家里报平安。
解放区是什么样子？有个朋友的哥哥曾向他们这样形容：阳光明媚，人人平等。
这个上海姑娘到了一个“完全不可思议”的地方。以前“裙子和扎小辫的带子不是同样花色都觉得不时髦”，到了河南开封，她也得8个人围着一盆菜，蹲在地上捧着大碗吃饭。只有半截墙遮挡的厕所就在不远处，苍蝇爬满饭菜，挥开，继续吃。那是他们仅有的口粮。
有音乐功底的郑小瑛被分派到了文工团。1952年，她被文工团组织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两年后，苏联合唱指挥家杜马舍夫应邀到中国交流。他建议中国文化部开一个合唱指挥班，培养指挥人才。
杜马舍夫亲自挑选了郑小瑛。当时她是班里唯一一个女生，也是新中国第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女指挥。
她离那条窄窄的上海弄堂越来越远。“在我的家庭中，甚至从来没有出现过‘孝顺’这个词。”父母从小就对她讲，“我们会给自己养老，不需要你们管。”
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郑维生病，郑小瑛特意赶回家照料。父亲却管她要伙食费。他觉得，不是自己请郑小瑛来的，是她自己来的，都是有工资的成年人，应该付费。
1960年，郑小瑛到国立莫斯科音乐学院进修。女儿郑苏那时才5岁，只能托付给温嗣瑛照看。她教育女儿，正如当年母亲教养她，她注重女儿在音乐方面的修养，鼓励她坚强自立。
一次，郑小瑛听到女儿跟朋友通电话。对方说，你（郑苏）有一个不幸的童年。郑小瑛觉得吃惊，她并不觉得女儿有什么不幸。“后来想想，可能真是这样：小学没读完就停课闹革命，成分不够不能上高中，大学生谈恋爱还得退学。时代不同了，我们当时觉得很自然的事，现在大家看来是对孩子关爱的缺失。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郑小瑛嗓音不自觉低落下来。
郑苏后来在美国卫斯理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大陆第一位在美国大学获得教职的音乐学家。郑小瑛跟郑苏联络不太密切，女儿往往总在事后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又忙活了些什么。
采访期间，程远用隔热巾裹着碗红烧肉进了门。“相比起女儿，身边的学生离我的喜怒哀乐更近。”郑小瑛眼睛望向远方。
2015年，曾有电视台跟拍郑小瑛。当时刘恩禹正生病。郑小瑛除了干着急，只能把他送到医院托朋友照顾，随后赶回家收拾行李。她脚步飞快，穿梭在不同的房间，整理每天要吃的几十种中西药，衣服叠两下快速掖进箱子。在另一个城市，有几百个人正等着被她指挥。
“对个人的事情太看重、放不下的人，最好不要当指挥”，她这样说。镜头一转，是她站在舞台上的黑色背影，臂膀舒展，身姿挺拔。
最浪漫的结尾
2013年9月30日，郑小瑛在自己的博客中发布了一条信息：再见，亲爱的“厦门爱乐”。
1997年，从中央歌剧院离休的郑小瑛受邀到厦门组建“厦门爱乐乐团”。这一年，食量减少、逐渐消瘦的郑小瑛被确诊为直肠癌。
入院接受治疗的郑小瑛就是在病床上开始了厦门爱乐乐团报名者的初选。半年后，她病愈出院，一出院就紧锣密鼓安排面试、排演。
厦门爱乐是中国第一个由政府和企业扶持、实行艺术总监负责制的民办职业交响乐团。指挥家郑小瑛老来创业，人事、财务、管理，都要从头学起。向北京的朋友辞行时，她说了句俏皮话：“老太太又要打起背包出发喽。”
30多人的乐团先被安排在一间废弃干校的大礼堂里排练。礼堂空旷，回声太大，郑小瑛就让人买来最便宜的白布，挂在梁柱和四周，“看起来像个灵堂”。为了冲喜，乐团副总监姜克专门买了面国旗挂在礼堂正前方。组建乐团期间，因化疗而脱发的郑小瑛甚至还戴着假发在北欧完成了一场演出。
此后，因为场地原因，厦门爱乐多次迁徙排练。
这还不是最让人头疼的。郑小瑛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还要当个“化缘者”。作为民办乐团，厦门爱乐的经费很大程度来自企业支持。当时，随着亚洲金融危机，企业家抽走资金。郑小瑛只能向厦门市领导求助。当时的区长“总是有事，老见不着”，她只能用笨办法——堵。
有一回她提前得到消息，区长下午要开会。吃罢午饭，郑小瑛就到区政府外“守株待兔”。她记得那天太阳很大，区政府在山上，气喘的郑小瑛就干坐着等。区长来了，一番游说后，总算批了经费条子。签批时，区长对她说：“郑老师，就是因为你，如果你不在，我们是一分钱不会给的。”当时整个鼓浪屿一年的财政不过2000多万，而厦门爱乐需要经费250万。
郑小瑛至今仍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在很多场合，她都会讲起这段经历。在她看来，这不是给她面子，“在他们眼里，我为厦门做的事一文不值”。
经营厦门爱乐十多年的郑小瑛与乐团理事会发生越来越多分歧。最终，以郑小瑛离开厦门爱乐收尾。在老伴记忆中，理事会宣布郑小瑛不再担任艺术总监那晚，郑小瑛回家大哭一场。她从未这么哭过。郑小瑛说：“我从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冲击。”
“自由了”的郑小瑛在忙了60年后，终于能再有机会去各地采风。
2019年11月中旬，郑小瑛在中央音乐学院做了次讲座，期间聊到自己年初在福建山村里找到的原始二声部唱法。
开场前，郑小瑛的学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简单向听众介绍了郑小瑛。郑小瑛一登场，就埋怨他占用了自己半小时的演讲时间。当讲到采风经历时，她又讲起那个民族唱法的精妙处。哪怕台下并非都是专业学生，甚至完全不懂乐理，她依旧讲得两眼放光。
在云南、福建，她遇到了边生活边歌唱的当地劳动者，“泥土里能长出声音”。在她看来，音乐家没什么可神气的，音乐本身就来自最贴近土地的生活，自然也要让最基层的人听得懂。而现在的剧院想通过引进外国剧团或演员来标榜身份，演员靠唱原文来炫耀自己在国外学到的东西，观众则花很多时间莫名其妙坐在台下。
“他们完全不考虑下面的观众听不听得懂，有时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明白唱的每一句是什么意思。台上是一帮骗子，台下是一帮傻子。”为此，几个月前，她在《音乐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进行抨击。
2017年，她首先试着在国家大剧院用中文演出作曲家马勒的《尘世之歌》。这是马勒在人生低谷时期以李白诗作为灵感创作的交响曲。她希望以此获得关注和讨论，“我相信肯定会有人反对用中文唱马勒经典作品”。
实际上，“都是赞成我的人”，郑小瑛有些失望，“总之没有引起争议”。
2010年，郑小瑛就通过自己的歌剧中心试着招生，推广“洋戏中唱”：“一个人都没有来。”她急得去厦大声乐系、福建省歌舞剧院开讲座，跟师生、演员讲“为什么学声乐的应该追求歌剧”。
“现在，你会担心还是招不到学生吗？”“现在也许是时候了”，她也有点不太确定，不过仍愿意相信。
她看起来浑身都是继续干下去的劲儿。事实上，二十多年来，郑小瑛一直在跟癌症做抗争，2015年还查出复发了。她不是个“听话”的病人，最烦有人天天在耳边唠叨小心身体，注意饮食。她吃剩菜、喝凉水、高盐高糖。她家平时不开伙，“光是看着别人做就觉得累”。每周保姆会来一两次，顺便准备好够吃两三天的饭菜。“人都得走不是吗？没来之前，先去尽情活着就好了，还能干点事就去干。当那一刻来了，不要太痛苦就行。”
她的活力源于歌剧，要把最后的热力花在这件事上。
一个九十多岁仍在忙碌的老人，何时会停下？外界多次试图为她卡住“最后一搏”的节点：在厦门爱乐以《岳飞》做告别演出是“人生最后一搏”；开设指挥班给中小学音乐老师上课是“关门一课”。
郑小瑛自己却反倒没有答案，她能想到最浪漫的“结尾”，就是倒在指挥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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